战争摄影家卡帕：记录武汉空战中的中国军民

　　西班牙内战是卡帕经历的第一场战争。通过报道这场战争，卡帕无意间奠定了自己的“战争摄影家”的地位，尽管这一称号并不是他所喜欢的。更重要的是，他此时也已经全面展现了他的新闻影像的根本素质。我们可以发现，卡帕感兴趣的并不是战争本身。人，在战争中的人，主动地投入战争的人，被无奈地卷入战争的人，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真正的兴趣是置身于战争这一非日常事态中的人及人性。从那时以来，他的这一摄影姿态贯穿了他一生的摄影实践而无稍改。

　　1938年1月21日，卡帕登上一艘名叫“阿拉密号”的客船从法国马赛起程赴中国。与他同船的有英国诗人奥登与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卡帕是应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1898—1989)之邀作为《四万万人民》摄制组的照片摄影师来华的。卡帕此行既有报道中国人民抗击侵华日寇的目的，也有为自己的死于西班牙内战的恋人盖尔达了却未能来华的心愿之意。

　　4月29日，卡帕在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武汉拍摄到了他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些中国照片。那天，日本侵略军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目标，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拍摄了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长空的许多场面。在他的照片中，既有中国人民为空中激战而心事重重地观战的情景，也有在得知中国空军击落20架日机大败日寇的消息时欢欣鼓舞的场面。如果将卡帕在1936年11月拍摄的马德里空战与武汉空战的照片放在一起，人们就会发现，卡帕通过这两场发生在欧洲与亚洲的两个不同国家的空战场面，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达了这么一个重要事实：在西班牙与中国这两个不同国家中发生的战争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决战。这是同一性质的战争在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同时性展开。

　　而在7月19日的另一场对武汉的空袭中，卡帕再次以自己的战争影像证实了自己用照片得出的上述结论。日寇在这场空袭中对居民区也实行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身为伊文斯摄影队一员的卡帕在空袭结束后迅速奔赴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拍摄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状。卡帕在这次拍摄中拍到了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的身影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而当人们将卡帕拍摄的在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茫然不知所措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妇女的照片放在一起时，马上产生的联想便是在战争造成的灾难中，首当其冲蒙受重大牺牲的便是妇女与儿童。

　　卡帕在以饱含同情的视线注视他们的苦难的同时，也着意刻画他们在面对战祸时表现出的坚毅与乐观。无论是在马德里还是在武汉，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妇女儿童们，都是以一种参与者的姿态出现在卡帕的照片中。这些妇女，还有少年儿童们，不是这场事关他们命运的战争的旁观者。他们同样也是奋起保家卫国的英雄战士。在卡帕拍摄的一张特写肖像照片中，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少年士兵以一种凛然之气将中国人民抗日的民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这张照片被创刊不久的美国《生活》画报用作封面照片，卡帕把中国人民的决心传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卡帕还通过自己拍摄的战争中的妇女儿童影像含蓄地提醒人们，即使是战争摄影，其根本立足点还是在于人及其展示的人性。在卡帕而言，报道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达一种对人的根本理解与关心并唤起对生命的尊重与爱。这就是他与那些根本无视人的基本尊严，一味渲染战争残酷的战争摄影师们的本质区别。其实，简单地将卡帕说成是一个战争摄影家是有失公允的。他的摄影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理想的战争摄影。他报道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如果说他是战争摄影家的话，那也是一个反战的战争摄影家。是卡帕的战争影像的人道主义特性最终决定了他能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摄影家。

　　卡帕说：“比起士兵来，战地记者可以喝酒，也可以与女人周旋，手头的钱也宽裕，要比他们自由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一旦进入游戏的话，(战地记者)就得自己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也可能让人变得神经错乱。而且如果他临阵脱逃的话，也不会被就地正法。这可是最难受的事。战地记者是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他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卡帕在此道破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当一个战争摄影家必须在好照片与自己的生命之间做出自主性的选择时，一个真正的战争摄影家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作何种程度的挥霍与冒险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地摄影记者的生死大权其实是操在自己手中。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战争摄影家的死其实是他自己一手选择的。这种生死选择不排除追求名利的动机，但最后起作用的应该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一张好的战地新闻照片其实也是记者自己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价值的最后结果。他在枪林弹雨中做出了“向前”或是“向后”的决定的同时其实也已经决定了他的照片的好坏。其实，盖尔达之死早就使卡帕彻悟死的无所不在与无时不在。他的不畏生死既出自他自己的冒险性格，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以求早日与盖尔达在天国相会的自发的冒险呢？也因此，他才拒绝了女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15—1982)共结连理的深愿。因为他不愿因自己选择的注定难以避免的结局而给他人带来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