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波：图像证史

图像证史
——我在做“新华典藏”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

陈小波

写在前面：

    新华社历史与共和国历史联系紧密，新华社摄影记者完整地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与瞬间，这些图片对于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至关重要。

   这是新华社的奇迹：1950年起，从新闻摄影局到摄影部，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编辑部从来没有停止一天发稿；无论发生了什么，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了全部发稿照片和底片。

    新华社照片不可能避开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深远关系。遍布在全中国的新华社摄影者尽可能多的拍摄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并用一张张照片带出他们身处的时代。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看到文字难以代替的一部文献。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已然成为历史工作者。虽然在某些特定的年代，新华社照片有显而易见的无奈与庸常；虽然在很多时候，新华社记者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而今天，那些无奈已成为证据，曾经的枷锁也全变成美丽的印痕。

    六十年来，三百多名新华社摄影记者在北京和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默默生存，他们拥有新华人特殊素质和品格：忠诚、无私、精神内守、看重荣誉，视路途上的困苦为必然，所到之处，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独特气质令人心生敬意。正是一代又一代新华社记者不计得失的记录，才有了今天中国照片档案馆的五百万张照片的存储。

    这些照片记载了国家几十年来不曾割断的历史，是新华社的宝藏，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的宝藏。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的发展更记录了历史的挫折。将来，在把历史挫折变为历史智慧的时候，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历史事件只有归到人的名下，才获得意义

    上周，在机场候机，我买了一本2011年第六期《读库》。飞机起飞前，徐百柯撰写的《教授们》我一口气读完了。“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这些教授盛产于民国，是一群用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气息独特-----哲学史家冯友兰，考古之父李济，西方语言大家李赋宁，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赵元任，物理学家叶企孙，将现代物理学引向中国的地质学家、民国知识界领袖丁文江，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与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的何廉，任何一个想学中国历史地理都绕不过去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中国社会学的的奠基者陶孟和，宋史泰斗、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立传的邓广铭，三十年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雷海宗，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社会学家潘光旦，著名作家、学者和教育家吴组缃，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化学大家傅鹰，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文史学家蒋天枢、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卓有成就的丁西林、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等四十位教授。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今天仍被频繁提及；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当时名播四方，后来却姓被隐名被埋，很多今天的人不知其为何许人。

    回到北京的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中国照片档案馆查询，看看我们的档案馆里有没有这些教授的图片。40位教授，我查到了34位。其中邓广铭的照片有一张是记者傅军拍摄的：“1957年，双反中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在学生的陪同下认真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

    想起前年秋天，我也做了同样的工作，那时我正读章诒和写的《伶人往事》。书中，章诒和细数叶盛兰、叶盛长，程砚秋、奚啸伯、杨宝忠、言慧珠、尚小云和马连良八大名伶的喜乐悲愁，我掩书长叹：真不愧给不看戏的人看了一出人生大戏，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唱词背后，都站着一位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们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人鬼不分的大时代。他们在台上尽情挥洒，张扬人间的恩怨情仇，在艺术鼎盛期却大难降临，均遭时代不幸。我马上去中国照片档案馆查找这些人的档案照片。五、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不仅为书里的八位大师拍摄了他们的工作照、剧照、生活照，就连书中提及的很多位琴师、友人、家人都有图片留在档案馆中。

    我常常被历史上的许多名字吸引。20世纪出上半期，是表情一致的岁月，我们的历史向来很少有个人面目。而历史是人构成的，事件只有归到人的名下，才获得意义，而名字也只有放置在具体的生命细节中，才能活出一个携带历史的生命。所以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的重要性就在于民主协商，选举产生第一届人民政府，确定国旗、国歌、国号等。有人说：“开了一个政协会，建立一个新国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当我找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时，所有的名字仍熠熠闪光，他们都是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贡献了心力和心血仁人志士：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朱蕴山、赖亚力、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 、费孝通、胡愈之、 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孙起孟、马寅初、张奚若、欧阳予倩、洪深、周谷城、马叙伦　许广平、周建人、沙千里、千家驹、萨空了 、谭平山 、蔡廷锴、蒋光鼐、 许德珩、黎锦熙、袁翰青、冯文彬、蒋南翔　胡耀邦、高岗、黄克诚、杜国庠、李立三、朱学范 、吴晗、钱三强、陈叔通、盛丕华、沈雁冰、周扬、郑振铎、丁玲、田汉 、萧三、柯仲平、赵树理、阳翰笙、巴金、徐悲鸿、蔡楚生、史东山、胡风、马思聪、艾青、李四光、侯德榜、茅以升、曾昭抡、刘鼎、严济慈、成仿吾、叶圣陶、竺可桢 、江恒源、汤用彤、叶企孙、江隆基、范文澜　谢觉哉　邓初民 王学文　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 、陈克寒、张磐石、邓拓、恽逸群、储安平、陈嘉庚、司徒美堂　陈其瑗、吴耀宗（基督教）赵朴初（佛教）邓裕志（基督教）张云岩（基督教） 马坚（回族）巨赞（佛教）赵紫宸（基督教）、陈望道、梁思成、张元济、龙云、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名字抄写在这里，是因为我前年曾用几天时间，一个个查询，看这些国宝级人物的图片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是否都有存留，我说的存留不是简单的头像，而是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记录。每查询到一个早已离我们远去那些大师的影像时，我内心的温暖和兴奋完全不能与人言。

    如果说早年大部分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国宝级人物都是为完成报道任务，有一些记者则是有目的地对这些人物进行持续报道。其中，女摄影家牛畏予、叶华、陈娟美、顾德华、王子瑾拍摄的中国各界杰出人物的达千余位，连起来就是一幅长长的人物画卷。

    2010年我为上海分社老记者王子瑾写口述《新闻不仅仅是突发事件》，当我翻阅她从1960年到1985年的图片，惊讶地发现她留在照片档案馆中的几千幅图片中，她拍摄的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其中一些人物更是持续采访二、三十年。我忍不住想把王子瑾采访过的上海科技界、教育界、医学界、文化界的人物名单附在我的文章后面，后来因为版面有限这份名单没被采用。上海城中，苏步青、谢希德、周谷城、姜春华、裘沛然、陈中伟、汤钊猷、吴孟超、杨乐、张广厚、彭加木、巴金、熊佛西、赵丹、白杨、张瑞芳、应卫云、谢晋、俞振飞、周信芳、盖叫天、丰子恺、张乐平、王个簃等都被这个小个子的女记者一一记录。80岁的王子瑾这样陈述：“很多人认为，只有大题材、只有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义的报道。但实际上，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做记者，我们总是这样的概念：不先进，我报道你什么呢？所以我们更多盯着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红光亮人物，价值大的人物。对那些真正的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物却报道的太少，“中间人物”报道太少，对老百姓更是少。我长期采访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学家、教育家、医生、艺术家，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中很重要的人。”

我何等幸运，一次次走近中国照片的宝库

      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到摄影部从事编辑工作，从年轻时开始，我常泡在档案馆翻阅老照片。那时图片没有电子化，要在贴着小片和说明的小本子上翻，那些小小的本子拿在手里的倍感亲切。每次翻上一二十本小本子，我的鼻孔就会被灰尘搞黑。那时起我就喜欢看新华社老照片，隐约中感觉：摄影是记录更是记忆，这些饱含记忆的照片就是历史。

    2006年，我参与梳理摄影史的重要书籍《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的编撰工作，作为“新华经典”及“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部分的策展人，我用三个月时间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数据管理系统阅读了近百万张老照片。进入新世纪，新华社照片档案全部实现了数字化。这是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翻阅新华社照片。那几个月，我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惊讶于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忠诚的态度、丰富的经历，更感慨于他们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发展时期的记录如此饱满和专业。尤其是那些靠近火线拍摄照片、用血肉创造影像的人，他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西方有一个卡帕，中国有一群卡帕。”追寻中国“卡帕”的足迹，成为我的心愿。

    2008年，我开始为《摄影世界》撰写“口述新华”栏目，我的采访对象是新华社老一代的摄影记者，其中最早的是60年前参加抗战的摄影者。这些老摄影家年龄最大的86岁，年轻的也都在70多岁。新华社老摄影记者的有关文字资料非常少。每采访一位老摄影家之前，我更多的时间用在摄影者照片阅读和整理。他们的图片深藏在档案馆里，每一位老摄影家图片我都看得极其认真，那些照片都会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大部分老摄影记者没有个人出版物，过去也极少有文字记载他们的记者生涯。我做“口述新华”，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个人视角保留消失的历史，也让很多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

    史学家傅斯年提倡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史学便是史料学。摄影记者的照片便是最好的史料。照片也是帮助老摄影记者追忆历史事实的最好工具。每次采访，我会用两、三天时间看被访者的照片，并根据摄影家一生的重要时期进行分段，再把他几十年拍摄的重要历史照片整理出来。每次见面时，我会先把随身带的几十张或上百张照片纸样一张一张摊开给他们看。

     老摄影家面对照片，或是沉默、或是惊讶。他们会把照片拿在手里看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我还拍过这个？”“这是我拍的吗？”“是，这是我拍的。”几十年前，很多老摄影记者按新华社规定把全部资料都放在了照片档案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档案馆里到底存了他们什么照片，存了多少张照片。

    《口述新华》第一个被访者是袁克忠，2006年下半年，我在新华社档案库翻阅照片时，看到好几张战争照片，似乎就在炸弹爆炸的那一瞬按下快门；我还看到解放军进藏的照片——摄影者必须爬上海拔五米的高山，才能拍下行进在对面雪山上的长长的队伍。在那些照片图说的下方，我看到一个名字：袁克忠。2007年11月20日，我与86岁的袁克忠相处了整整一个上午。听他讲战争摄影：袁“1946年，在永年战斗中，我与突击队一起冲锋，在城西关战斗中负伤，两三天之后，继续参加拍摄攻城战。在枪弹扫射中冲过一条狭窄吊桥时，我被炮弹激起的瓦片石屑击中双眼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其它，先跳进河里把相机捞出来…… ‘人在底片在。’很多在战场上摄影的人，为保护底片都受过伤，有人还牺牲了。1942年，宋义生为抢救摄影器材失去一条腿；1943年，沙飞为抢救胶片双脚负重伤；1943年，高明在行军作战时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照片和底片交给抢救他的战友。解放战争时期，张宏、门金中、苏正平、郭春锐、孟振江全是在战地拍摄中牺牲的、、、、、、我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战士。在战争中受过多少次伤，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采访后第八天，11月28日，我听到一个消息：袁克忠老人早晨去世了。

    钱嗣杰在中国照片挡案馆里留下的照片总共一万一千张，他自己手上一张没留。钱嗣杰的幸运在于，他做摄影记者四十年，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他恰恰置身在那个事件之中。40年间，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从国内到国外，钱嗣杰一次次出色的完成摄影报道任务，因而一次次又被派去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人生也由一个个颇为传奇的故事组成……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刚解放参加少数民族慰问团、朝鲜战争交换战俘、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万隆会议、第一次飞机飞拉萨、第一个驻非洲、1965—1969在毛泽东身边、长驻联合国、长驻东京……当我把他每个阶段的重要照片拿到他面前时，他的口述几乎就是看着照片完成的。

    年迈的、不善言辞的摄影者们，正是靠自己留下的照片回忆当年情形。因着照片，我得到了鲜活的细节、踏实的材料，老照片也使得摄影者的谈话非常具体和生动。

     2010年3月，我在新华社新闻大厦电梯口遇到副总编辑王瑶，她对我说：“我想给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做图片典藏，把他们的经典照片用国际收藏标准做出来，留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当她把“新华典藏”的任务交给我时，我知道，我将又一次走进历史。

新华社图片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新华典藏”是把老摄影家用性命留下来的经典之作进行精心挑选，通过银盐手工限量放大，摄影者亲笔签名等国际收藏标准的几道工序，最后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保存。

    新华社历史与共和国历史联系紧密，新华社图片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早已不把摄影看成纯粹的摄影，相机镜头、光影关系全部靠后站，历史和社会发展之证据才是我更关心的。

      两年来，我日日与新华社数百万张图片默然相对，看到的却是新华社图片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那些鲜为人知的绝大多数瞬间都具有不容质疑的历史价值，是中国一次次历史转折关头重要的影像见证。

    新华社新闻摄影事业可上溯到1946年的解放战争之初。1946年6月新华社山东野战军分社成立之始，新华社就拥有了第一批专职摄影记者。 1946年8月10日，一份摄影报道提示从延安新华社总社电传各分社：“凡遇敌机轰炸,要组织留影，除捅被毁情景外，最好能摄到飞机轰炸的姿态。有便即带北平两份,一交执行部新闻科,一转延安本社。”这是目前所知新华社最早的摄影报道提示。 随后，在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都有新华社分支机构的摄影记者和部队的新华社兼职摄影记者。

    1950年，政务院新闻总署属下的新闻摄影局成立。新闻摄影局的工作任务是向全国和国外各报刊发布新闻照片。摄影局编辑记者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各解放区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地摄影者，有来自国统区和海外回来的摄影家，有刚从华东新闻学院和其他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新闻摄影局给每个记者都发一条洁白臂章，上面印有“摄影记者”四个大字和单位的名称及图章，要求记者外出采访时佩带，以警示自己珍惜荣誉、遵守纪律、接受人民监督。

    1952年4月1日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正式成立。新华社编委会确定摄影部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国和全世界收集和发布有关中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一切引起共同兴趣的照片。

    1949年开国大典，新华社记者陈正青在天安门上站的位置是周恩来亲自指定的最重要的位置。1950年6月，为疏通民族关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钱嗣杰、曹兴华、刘庆瑞、塔吉古勒、盛继润等记者被派跟随西南、西北、东北、内蒙中央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采访。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新闻摄影局派出曹兴华、钱嗣杰、葛力群、袁苓、岳国芳、杨溥涛等组成的战地记者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采访。

     从那时开始，新中国每一次重大会议，如果只有一个记者在场，那定是新华社记者；每逢国家发生大事，最先得到消息和最先被派往的记者也是新华社记者。在摄影记者很少的50年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新华社被中央授予的最高和特殊的采访、编辑、发布新闻照片的职责和权力，新华社发布的照片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史上的主要事件、重要活动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留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记录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照片档案。

    常常有人问我，你们选择什么样的照片进入“新华典藏”？回答是肯定的：那些有历史痕迹的照片，那些除去新闻的元素还能留下的照片，那些解读某一段历史特殊的照片。在做“新华典藏”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图片，我们看到建国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展现，也看到日常生活中活泼生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而从建国到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建国28年间发动的的30多场运动，全国各地的新华社摄影者都有详尽记录。1950年的清匪、反霸、镇反，1951年的三反、土改，1952年的五反， 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1956年的肃反，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放卫星、拔白旗、除四害、大炼钢铁，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1964年的四清、1966年到1977年的文革和文革中一系列运动……以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为例，在新华社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数以百张的和大炼钢铁有关的报道：小高炉在田间地头、在家庭、在街道、在小学、中学、大学校园；农民炼钢、家庭妇女炼钢、演员炼钢、作家炼钢、科学家炼钢、少数民族姑娘炼钢、外国友人炼钢、连中央领导深夜炼铁的身影也被记者拍摄到。

    新华典藏从2010年三月启动，到2012你三月已经收藏了75位摄影家的550底片、近5000幅照片。目前，典藏还在做70多岁以上的摄影家在五、六、七十年代拍摄的历史图片。作为这个项目的执行编辑，我这两年看到的历史图片达200多万张。

    这两年来，我的工作除了去老摄影家家里签字，就是趴在电脑前，一张张翻阅老照片，我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打开摄影者的名字却已是故人，我不禁扼腕长叹，悲从中来！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齐观山、陈正青、蒋齐生、叶华、郑小箴、刘东鳌、邹健东、李基禄、袁克忠、邹建东、李九龄、丁峻、孙忠靖、唐茂林……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无数经典照片。我为“新华典藏”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摄影记者的图片而深感遗憾。好在他们的照片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对摄影家最好的纪念就是反复研读他们的照片。我一遍遍看他们的照片，我也相信他们留下来的照片，千年后还和会和后人对话。

    令我欣慰的是，我们在浩瀚的照片里发现一些不熟悉的名字：王纯德、盛继润、陈之平、哈斯叶提、塔吉古勒、纳一、安康、雪印、傅军、于肇、赵淮青……这些摄影者因为早在五十、六十年代因各种原因调离新华社摄影部，他们的名字已渐渐被忘掉，他们的作品也早已不会被人翻阅。正是“新华典藏”，让很多在我们视线里已经消失很久的摄影者和他们的作品浮出海面。

   “新华典藏”挑选过程近乎苛刻，我常不由自主地在某幅照片前停留下来，想：这浩瀚的照片啊！有哪些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被一遍遍反复使用？有哪些永远不会被人想起？又有哪些在一个时机复活时，会像一枚炸弹在人们心里炸响惊雷？有哪些摄影者会在人的视线中淡淡走远，又有哪些摄影者同他的图片一起载入史册，在历史的坐标中定格？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年轻的眼睛

      从过去的大时代走过来老摄影家已经把摄影的一个高度放在那里，他们还留下一种职业水准与献身精神，这正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核心价值所在。

    今天的新华社摄影部拥有无论是实践还是思考都处在前沿的年轻一代摄影者。他们素质优良，学术背景深厚，一入社便接受严格的教育。他们身上，已种下新华人严守纪律、团队精神、隐忍、担当、不事张扬，万人之海一身藏的种子。薪火相传的使命感，使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坚持为记录工作、为文献工作，继续为历史留存证据。但时代与摄影的进步，又要求他们必须在摄影本体上进行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他们中间，一些人为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自觉地进行新学科的学习，甚至到国外进修，探索并建立新的视觉体系。现在，在总社、各省市、世界各地驻站的记者达200多人。

    2008年，汶川地震，总社第一天就发布了对震灾摄影报道的指导原则：一、记者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发出照片，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中国、告诉全世界；二、记者各自为战，每个人都要想办法到达不同的灾区现场。总社摄影部一共有十一名摄影记者，除留下一人值班，其余的人倾巢出动。解放军分社的三名摄影记者全都到达前线，四川分社及陕西、贵州、山西等数十名分社摄影记者也全线出动，一个多月间，地震现场每天有20多名新华社摄影记者。

       从唐山到汶川，两次地震，从“抗震不忘批邓”到“把真相告诉世界”，从“救灾不见灾”到“没有任何报道限制”，从唐山地震新华社稿库里一共只能查50多张照片到汶川地震新华社从5月12日到6月5日发出上万张照片，灾难新闻的变化不需赘言。

    2008年，新华社经过多年打造的“国家摄影队”在奥运会赛场整齐亮相，？名记者在现场，一支强大的现场编辑队伍在看台，记者的拍摄传输能力强大，编辑的操作能力强大，拍编发，全是现代化概念。从拍摄到签发，三分钟之内完成。

    近十余年，越来越多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肩负着国家使命出现在各种新闻现场；他们有不同西方传媒人的新闻理念；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和剖析新闻事件。伊拉克、科索沃、波黑、阿富汗、利比亚、印尼海啸、海地地震、日本地震……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都可以看到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身影。

    年轻的摄影者被派往国外几十个国家常驻。他们出国前都经过严格训练-------采访、摄影、语言、国际知识、甚至传输、财务。他们驻外之前，或者当过几年国际图片编辑，或者是已经在分社工作多年的成熟记者。

    2009年9月，《年轻的眼睛----新华社驻外记者展》在大理国际影会展览，选取的是新华社十五名年轻摄影记者的作品。所有来看展览的人都十分惊讶：新华社能拿出这样好的作品！后来这个展览参加法国第２４届法国昂热国际独家新闻节。新闻节主席勒布克说：“作为新闻节主席，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照片。以前，中国记者拍摄的内容更多是各种仪式和活动，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轻的记者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打量着这个世界，并把他们的所见以一种精彩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谁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好的摄影师了。”

      2011年3月，新华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合作，教科文组织邀请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世界遗产照片。50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及摄影雇员历时三个月，在全世界50个国家、110多处世界遗产地开始跋涉之旅、心灵之旅。2011年6月，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会议开幕之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用我们的眼睛带你看世界遗产》展览展出。展览地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遥相呼应。

    2011年8月，新华社与路透社共同实施了“走进非洲”联合采访行动，新华社五名总社记者刘宇、吴晓凌、沈伯韩、费茂华、金立旺和两名常驻非洲记者丁海涛、赵颖全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南非、喀麦隆、肯尼亚、科特迪瓦采访。他们关注了贫困地区的青年发展和用水安全等问题、艾滋病给当地人带来的挑战、孩童的生活境遇。10月，丽水国际摄影节，新华社展览《来自非洲的N个故事》亮相展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有100多人组成的编辑队伍。默默付出的新华社编辑把为记者做事看做一种修养，并甘于平淡。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好编辑是把摄影者放在心底深处的人。记者和编辑，不仅仅是简单的同事，而是兄弟姐妹，是一生的友人。

新华社的照片应该被更多人知晓

       历史被收进了底片，经过漫长岁月，转化成了刻上一种历史记忆的视像。六十年来，新华社记者深入到历史的现场，目击并拍摄。我希望中国照片档案馆更多的图片应该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历史将告诉他们从哪来，到哪去；我希望中国照片档案馆更多的图片让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者看到，相信新华社图片会给他们提供历史事实、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

     作为新华社编辑，我们一直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做一些新华社图片的梳理、整理摄影者的个案研究。中国照片档案馆500万张照片中，革命发生过，战争发展过，灾难发展过，全部都有纪录 ……做典藏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立场：从普遍的图片编辑调整成一个为历史工作的人。原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助理蔡毅表示：我感谢一切为了中国的摄影资料的保存、传承、研究付出辛劳的人们……中国13亿人，拥有几千万台相机，几十万摄影从业者，而从事摄影史料研究的人为数极少，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几个人做这个事，是很可悲的。盛世应该修典啊！”

     蔡毅说她心中有一个蓝图，希望中国有个机构能够牵头编制《中国照片目录》。“如果中国有一个机构牵头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能够留给后人的将是更多的历史文献和历史影像。你问问那些老摄影家，他最难受的不是战争年代差点死了，最难受的是他拍摄的东西丢了，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白干了。如果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积累飞速，人民生活富裕，但是文化文明跟不上，许多领域的研究出现空白，对自己民族经历的过程不总结不研究，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裸露的土地上耕耘，找到一张照片如同种下一棵树，一张一张照片地找，一棵树一棵树地栽，裸露的土地将会一点点地缩小。当中国摄影史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时候，展现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将是一部恢宏的令世人震惊的中国战争摄影工作画卷，将会还原中国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真实面貌和不可替代的位置。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能够为此做一点事情，虽然清贫、枯燥，但是幸运的。”

     对国和家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遮蔽。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参与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参与教育、传播、动员，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坚信并践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因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项目，成为“国家记忆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中的被致敬者。吴文光说：“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不知道，猜测不出来。我高兴的是，我自己也在这条路上，不管我行走的样--子和情感如何，不管我的寻找过去和现在能有多大结果，总之我在路上了。”

         他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总之我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