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这样介绍女摄影家萨森——最早的记忆色调是黑色的。在两岁到五岁之间,她生活在肯尼亚的乡村。她的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就在隔壁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的诊所和病人一起玩耍。在她的眼中,正常的皮肤色彩就是黑色的,尽管她自己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个子高挑,和非洲的伤残儿童完全是两个对立面。
后来是以色列海法和荷兰的生活,并且在2001年带着照相机回到了非洲。她是在专业的时装设计领域中接触到了摄影。她从荒木经惟、南·戈丁、托马斯·鲁夫、安德烈·塞拉诺以及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她也做过一些时尚摄影家的助手,作品出现在世界一些知名的杂志上。接下来她的父亲去世,她去了非洲,她的第一个孩子诞生。 在2010年布灵顿摄影双年展的演讲中,萨森是这样解释她的展览作品的:“阴影将一个人转换成了特殊的符号……从而让这个人不再有什么独特之处;他或她只是代表这一种观念。也就是说,突破了单一的个体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不会看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萨森的照片,尤其是许多非洲和非洲人的画面,都让人感到某种困惑,涉及到后殖民、政治敏感或者国际主义的视点。正是对个体的忽略,反而强化了一种与生俱来的进程,构成对历史、传统以及非洲和西方关系的质疑。
但是不管怎么说,萨森的影像所具有的力量,是不可小看的。这些黑暗的虚无,被跳跃的色彩所包围,其目的并不在于记录某个个体,也非对非洲做整体的描述。相反,他们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黑色镜面,我们看到了“符号”或者“普遍理念”的折射,尤其是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带给他们的正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也许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从而遭遇了一种非洲的想象。 现在我们看到的萨森拍摄于2010年到2011年的最新系列,这样一种黑暗的虚无依旧保留着,但是添加了新的更令人神魂颠倒的元素。那些脸,大多是孩子的、少男少女,依旧是被一些元素所环绕,包括阴影、水、网状物、覆盖的被单、大片的树叶,甚至有人被一本亮丽的粉色教科书所覆盖,或者就是简单地背对照相机。但是一些更具魅力的是静物,交杂在这些画面中,和肖像完全融为一体。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在悬空飞舞,背景是阳光过度照射的墓地。也许正因为是静物不是肖像,因此看上去更显得脆弱无助,成为负担的象征,被深深植入以往的历史记忆,揭示独有的地理空间,更接近于萨森与生俱来的审美品位。 这样一种神秘性和迷惑力,也许和一种梦幻的状态有关:就如同睡眠和醒着之间纷繁、毫不经意的复杂一瞥,而非对现实的真实记录。萨森自己近来也这样说:“在非洲的工作为我的潜意识打开了一扇更为宽阔的门,我在那里的时候,梦幻也变得异常鲜艳。”其实,萨森尽管出生和生活在阿姆斯特丹,但是她从两岁到五岁的生活是在肯尼亚度过的,难免不交杂复杂的梦幻色彩。也许我们从画面中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是她的潜意识,而非非洲自身——非洲只是她的源泉和面对的客体。 那就是说,我们无法参与萨森内心的想象或者梦幻,我们也无法分享她的童年记忆,我们所分享的只能是对数百年特定的历史、人物以及被征服的想象,她的作品将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我们也只能永远面对黑色笼罩的镜面。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一张题为“Ayuel”的画面,人物的脸几乎完全隐没到了虚无的黑色中。人物神情冷峻,头戴耳机,黄色的皮带艳丽无比,尤其是蓝色的电线贯穿他的嘴唇,从画面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这是一幅美丽却令人手足无措的画面,构成了许多陷阱让你沉入想象,甚至可以远至过去的三个世纪,构成种族、文化甚至禁欲等等主题。 当然,对于摄影家本身来说,也许她没有想得太多。她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打开潜意识的门”,而非限定你的想象。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或是结合她童年的非洲记忆,或是从她时尚摄影的职业生涯寻找索引。至于她在近来的访谈中,只是简单地陈述:“我只是想让这些曾经困扰我的影像,也同样困扰其他人。”所以面对这样一种黄色的皮带,蓝色的电线,以及毫无退却的眼神,我们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提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想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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