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纳切威：我想用摄影唤起对社会的关注（1）

（转载于人民摄影报）

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我想用摄影唤起对社会的关注

    成为战地摄影师是我的梦想

　　我对摄影的兴趣始于60年代。那时是战火中的时代，越南战争与美国民权运动同时进行。那时也是美国社会的动荡岁月。在个人层面，理想主义觉醒，人们更为关注这个世界。当时，新闻报道有着巨大的能量，一张照片能够瞬间冲击观众，并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这些影像进入所有人的意识，又逐渐凝结为一种社会良知，变革不仅是可能的，而是不可避免的。新闻报道可以干预社会进程，它能展现错误政策造成的危害，促使我们重新评判各项政策。新闻事件中的个体遥不可及，往往显得抽象，仿佛意识形态的符号，或仅仅是一组数据，而新闻报道将他们凸显出来，赋予他们人性的面孔。所有故事，即便那些改变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都是人们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不是那些政治人物，而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当政客们的决策置无数生命于不顾，纪实摄影师却用自己的视角做出诠释，将他们的罪责公之于众。
　　我成为摄影师，就是为了成为战地摄影师。我的信念是，一张照片揭露了战争的真实面目，它就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那时我对相机以及摄影技巧了解很少，我只知道这是我内心深处想去做的，我相信自己能行。但我对摄影本身并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摄影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方式。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摄影能够唤起社会的关注。这是变革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现在，我想带大家踏上一段旅程，这段旅程就是我所经历的当代历史。有些照片看起来很可怕，但对于照片中的人所处的现实，照片只不过是一种概述。我试图为苦难中的人们发出声音，因为他们可能被遗忘，被隐匿在角落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出版过两本书，这两本书记述了我工作中的两个阶段。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书中的一些照片。
　　第一本书是《战争的真相》，出版于1989年，里面是我工作的前九年中所拍摄的照片。
　　我的第一个战地摄影师任务是在北爱尔兰，1981年。之前的十年里，我努力地训练自己。我一抵达贝尔法斯特，就明白我的职业选择是正确的。当时，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刚从监狱释放，为了庆祝，当地的天主教徒劫持了一辆汽车，将车点燃。英军用铲车推走车辆残骸的时候，一群人用汽油弹发动袭击。我很快就明白，当代战争的前线不是与世隔绝的战场，而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冷战期间，中美洲战火遍地。战争由大国势力操控，通常是共产主义游击队试图推翻美国支持的政权。
      在尼加拉瓜，美国政府资助的武装部队占领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据点。随后，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空袭。在战斗中，一名士兵腹部中弹，人们把他抬出丛林。他非常痛苦，甚至哀求战友们杀了他。在危地马拉，独裁政府血腥镇压原住民。眼前的景象象征着拉丁美洲的历史，一场用《圣经》以及枪炮完成的征服。民族解放阵线夺取政权的四年之后，尼加拉瓜再次陷入内战。一辆坦克被摧毁，成为公园里的纪念碑，天真无邪的孩子都把它当成玩具（《男孩与坦克》）。中美洲战火纷飞的同时，黎巴嫩也陷入旷日经久的、毁灭性的内战。汽车炸弹是这场内战中的标志性武器。
　　1983年，在贝鲁特附近的一座山上，黎巴嫩政府军与巴基斯坦以及德鲁兹派联军激战。这些士兵遭受了持续数日的炮击。我离开自己所站的位置才几分钟，就有一枚炮弹飞来，直接击中了这个位置。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根据协议，犹太人定居者必须撤离西奈半岛。但他们拒绝撤离，士兵们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宗教与战争似乎总是紧密关联，任何一方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边。但上帝怎么可能同时支持好几方？还是说，其实战争与上帝无关，上帝只是一个借口，或是缓解痛苦与恐惧的一种方式？　
     
       一组照片拯救了150万人生命

    随着柏林墙倒塌，历史进入新的纪元。那时，我仍然专注于战地摄影。《战争的真相》出版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开始记录冲突之外的社会，那里也有许多处在危难中的人们，也有许多急需消除的不公正。苏联解体后，那个曾经对西方媒体封闭的世界第一次敞开大门。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想看看共产主义政权留下的遗产。当时，有媒体报道了艾滋病在罗马尼亚孤儿中蔓延的情况，于是我前去调查。我找了一个翻译，雇了一辆车，然后开着车走遍整个国家，寻找孤儿院。一路上，我用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酒，来说服当局给我拍摄许可。
      在罗马尼亚，我看到了一个儿童集中营。数以千计的孤儿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为了扩张劳动力，奇奥赛斯库禁止计划生育和堕胎，除非一家人已经有五个孩子。在当时的经济政策下，女人的身体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罗马尼亚的生活水平很低，许多家庭养不起五个孩子，于是把孩子交给政府照顾。这些孩子生活的地方没有暖气、床垫和床单，食物很差，房间拥挤，也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孩子们自然很容易生病。不给孩子们吃药，却经常被注射成年人的血液，以为这样会让他们更强壮。整个孤儿院使用同一根针管，而有的成年人血液含有艾滋病毒。因为污染或其他贫困导致的原因，有些孩子先天残疾，他们的境遇最为悲惨，因为孤儿院认为他们是“无药可救”的。一旦他们被认定是“无药可救”的，便从此堕入人间地狱。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当局也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累赘。如果家人不再供养他们，他们就只能住进老人院，那里的环境不比孤儿院好多少。我在罗马尼亚所见到的，是一场反人类的罪行。这种罪行深深触动了我的信念。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相信人们不会对此置之不理。后来，国际社会开始援助罗马尼亚，改善了这些人的生存环境。
　　我在索马里见证的暴行坚定了我之后的道路。接下去的十年，我开始记录反人类罪行，这些照片收录在《地狱》这本书中。
　　在索马里，部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中央政府名存实亡。饥荒成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食物，而是食物允许分给谁吃。饥荒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杀伤性武器，而且威力极大，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有人说，摄影师拍完就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饥荒照片在救助中心拍摄。当时救援物资刚到，饥饿的人们聚在那里，在场的人已经尽力帮助他们了。国际救援组织要筹集捐款，才能运来更多的食品、药品和医护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照片至关重要。在饥荒中，照片能拯救生命。
　　部族武装劫掠了大量救援物资，归为己有或是卖到自己控制的市场上。美国军队在索马里保护救援物资，一开始效果很好。但渐渐地，美军开始偏离自己的使命，卷入了冲突。战争爆发后，他们撤离了索马里。当我决定去索马里之后，我联系了许多合作过的杂志，但当时没有一家杂志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第一波新闻报道出来，又很快淡去，那时我正在南非拍摄。但我意识到饥荒远没有结束，第二波图片非常重要。我决意要拍摄这个故事，于是独自前往索马里。我从内罗毕飞往摩加迪沙。起飞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浑身颤抖，从梦中惊醒。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拍摄饥荒，但我知道饥荒是什么样的。于是着手准备回家。但我认真反思了一番，又平复下来，出发去机场，搭上了红十字会飞往摩加迪沙的运输机。我在饥荒的中心地带待了几个星期，然后回到纽约冲洗照片。我带着照片走访媒体，最终《纽约时报杂志》发了封面报道。到了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杂志》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都快要从墙上掉下来了。许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帮忙能做些什么。
　　作为摄影师，我的第一目标是，在新闻事件尚未结束时将照片发表。这样的话，照片就能够帮助普通人，也能让政治决策家们看到人性的代价，最终能为改变现状起到一定的作用。
　　17年后，我在菲律宾拍摄国际红十字会150周年纪念的时候。红十字会代表团负责人约我在办公室里见面。索马里饥荒的时候，他在摩加迪沙。那天，他想感谢我，因为我的照片帮助了红十字会募集援助。我以为他指的是当时所有的媒体照片，但他说：“不，是你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照片。”红十字会一开始的策略，是在国际杂志与电视台上发布消息，但效果平平。之后，他们决定——下面引用他的话——“找一家美国顶尖媒体报道这场灾难。詹姆斯恰好是拍照的那个人，完全扭转了局面。《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之后是英国、法国，以及整个世界，我们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组前来救助难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二战以来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生命。詹姆斯的照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话认可了我的工作意义，坚定了我对新闻报道和照片的信念。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赞扬《纽约时报杂志》编辑们的眼光与胆识。摄影作品，不论本身有多好，只有到了好的编辑手里才会发光。他们用封面报道登出这些骇人的照片，并不是一个赚钱的选择。这样的故事不会卖得很好，也不会吸引广告。这不是在利用饥荒难民，而是引导公众关注他们，是新闻人的责任感使他们决定刊登这些照片，他们相信，并非所有故事都是用来卖钱的。有些时候，媒体应该回馈社会。
　　150万人的生命。这就是媒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