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相机是枪的升华物”，典型的苏珊·桑塔格一惊一乍式修辞，但是放在同时作为专业摄影师和游击队司令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身上，还有比这更意味深长的吗？
远在切·格瓦拉投身革命之前，他就拿起了照相机；在他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中，照相机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多少起到了某种枢纽作用；在对马埃斯特腊山中威名赫赫的格瓦拉司令的描写中，时时与枪相伴的，是书、哮喘喷雾器，以及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当他放下枪，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以及环游世界的革命形象大使时，他始终没有放下的，是照相机；在他牺牲后，被玻利维亚军方数十年视为禁脔的“战利品”中，据他儿子卡米洛讲，依然有12卷没来得及冲印的胶卷——直到现在，只有其中很少几张被公开，最后时刻他究竟拍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卡米洛·格瓦拉是切的长子，这个名字取自切最亲密的战友、另一位古巴传奇式游击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9月6日中午，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旁边的Hotel G，一眼就看见身形粗壮、留着小辫的卡米洛一个人坐在路边抽雪茄。切牺牲的时候，卡米洛只有5岁，所以问他关于父亲的印象，他的反应基本只有一个——摇头，他所记得的事情，还不如他姐姐、去年底曾接受过《外滩画报》采访的阿莱达医生来得多。
不过卡米洛的身份之一是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身份之二是已经走过13个国家16座城市的世界性巡展“摄影家格瓦拉”策展人，这使得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去获得最内幕、最详实的资料。尽管切于他而言基本算不上一个活生生的父亲，但对这个已成符号的人物，他的了解与感悟还是比绝大多数人来得深。
所以，不妨让我们顺着卡米洛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展览所提供的线索，大致梳理一下摄影师格瓦拉和革命家格瓦拉之间可能的关系。
初次漫游
展览上绝大多数照片是切50年代中期以后拍摄的，关于早年在阿根廷的生活，以及前两次“壮游”的照片很少。有两张自拍照是这一时期的，其中一张，切戴着帽子和墨镜，骑在一辆古怪的自行车上，肩上斜挎了一个备用的车胎，除了背包等一堆行李，车把手上还挂了一个相机包。
有些报道提及这张照片时，称这是切在著名的“摩托日记”时期的留影，但其实图片说明里说得很明白，它是1950年在阿根廷拍的，而与格拉纳多一起骑摩托环游拉丁美洲，是1951-1952年间的事情。1950年 1-2月的格瓦拉，正处于他的第一次漫游中，目标是在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做一次4000多公里的长途旅行，坐骑不是后来绰号“大力神”的摩托车，而仅仅是一辆自行车。不过他自己进行了改造，装上了一个意大利产的小发动机。我们在照片里见到的，就是这个“四不像”的交通工具，据说顺风时它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
切很早就开始摄影，他父亲格瓦拉·林奇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很可能深深影响了切，使得他从小就表现出对记录周围事物的浓厚兴趣。卡米洛告诉我们，小埃内斯托拥有的第一个相机，是父亲给他的一个塑料简易照相机，他用它拍了第一张照片。此后他换过不少相机，有的是向朋友借的，有的是自己攒钱买的。作为阿根廷颇有背景的门第之家，虽然到切的父亲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败，虽然那时候得到一架相机远不如现在这么方便，但切还是顺利地一直延续着他的摄影爱好。事实上，切的爱好极多，除了最重要的看书，还有驾机滑翔、打牌、高尔夫球、橄榄球、下棋等等，大都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随便涉足的。
摄影也一样，不过其特殊之处在于，要拍到特别的、有意思的照片的想法，驱使这个上流社会的孩子逐渐走出自己的圈子，接触到更真实的底层生活。
少年格瓦拉最喜欢的读物之一，便是当时拉丁美洲开一代风气、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杂志《南方》（Sur），博尔赫斯、萨瓦托、聂鲁达、帕斯等大家都曾为它撰稿。
由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创办的这份杂志政治立场自由激进，在它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业余摄影家开始到潘佩亚的贫民区去拍照，亦步亦趋地遵循《南方》开辟的路线。
然而真正感受贫困、接触深层的阿根廷，还是在第一次自行车漫游过程中。格瓦拉饱览了陌生的景观，品尝了穷困的滋味，并发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桥底露宿的乞丐、草原上的流浪汉、匆匆赶路的农业雇工、披着鲜艳斗篷的高卓人……他在笔记里写道：“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靠参观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或是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停留在表层。医院里的病人，监狱或警察局里的犯人，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要跟他们去交朋友。”后来切·格瓦拉常常谈起这初次的漫游。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下决心要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但让他最先认识到拉丁美洲深重苦难的，还是他的祖国。
游历阿根廷北部的过程中，切无疑拍了很多照片，可惜都散失了。不过他当时最喜欢的小喽罗、“黑小子”菲格罗亚的回忆，还是证实了这一点。当格瓦拉风尘仆仆地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个碰到的熟人就是菲格罗亚。那辆装着小发动机的自行车经过长途跋涉，表现还不错，但显然该找个机械师拾掇拾掇了。菲格罗亚说：“接待我们的工程师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打赌说那机器绝对支持不了这样的长征。埃内斯托不得不向他描绘他是如何走完这4000公里的路，并且给他看照片。这时，那工程师才答应免费给他修理发动机，交换的条件是让人家用他这故事来做广告。”
于是，1950年1月28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体育日报《画刊》上，就登出了格瓦拉写的一封十分滑稽的来信，配以他推着坐骑、戴着太阳镜的照片，与这次展出的那张自拍照几乎一样的造型。
“摩托日记”
1951年12月29日，格瓦拉与大他6岁的好友格拉纳多骑着500毫升马达的英国老式诺顿二型摩托车，开始了第二次征程。这正是那次因电影《摩托日记》而广为人知的环游拉丁美洲之旅。
本次展览中几乎没有关于这次旅程的照片，除了另一张摄于1951年的自拍照。那是出发前在阿根廷所拍，“摩托日记”时代的格瓦拉，长得大致就是这副样子，不如一些传记中写的那么帅，那么具有一路迷倒无数女生的魅力，倒是可以看出拉美人的粗豪之气。
不过，对照切·格瓦拉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的一部图录，可以找到另一张此次旅途中所拍的照片，那是一张朦胧的、像是浸在雾中的人物风景照，拍的是一条沿海道路上，几个带着土豆和洋葱的土著。
展览的图片说明，说这是格瓦拉1954年在危地马拉所摄，不过更权威的资料显示，这张照片是格瓦拉的旅伴格拉纳多在智利瓦尔帕莱索通往安托法加斯塔的路上所拍。据格拉纳多回忆，格瓦拉此前使用的是一台大型的柯达相机，但在旅途中，他换了一台小型的柯达雷丁娜相机。
在5月刚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摩托日记》新译本中，可以看到大约20张关于此行的照片，其中一部分是别人拍的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一部分是格拉纳多的作品，署名格瓦拉的有8张，署名阿尔贝托或格瓦拉的有6张。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格瓦拉后来一以贯之的两个重要主题：古迹，以及印第安土著、麻风病人等底层民众的生活。可能在格瓦拉研究中心庞大的图片库里，相关的照片也不是很多，否则很难想象，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展示切的一生与摄影密切关系的展览里，会独缺这么著名、这么重要的一次旅行呢？不妨听听卡米洛为他老爸所作的解释：“他有一个很大特点，也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不太在意那些照片，或者说他保存了一些，但是另一些拍了就放下了……他就是这样！”另外，据格拉纳多讲，他们之所以没拍太多照片，是因为没钱买更多的胶卷。
不过我还是从相关资料中找出了一些与摄影多多少少相关的线索。尽管留下的照片实物不多，但这次旅程实在关乎格瓦拉一生的关键转折，而摄影在这一转变中又绝非可有可无。
南美洲的壮丽山河，一下子就把刚刚上路的格瓦拉迷住了，这广阔天地让他充分感受到身心的自由与开阔。他在日记里写道：“尽管已经相当疲惫，但我的双眼却拒绝入眠。眼中浮现的是两个绿色的斑点：一个是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世界，一个则是我所追求的所谓解放。在我飞越世间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海的过程中，它们的形象始终与我这非凡的旅途同在。”（《摩托日记》P20）
他和他的伙伴都为眼前的美景狂按快门，但很快，他们就噎着了：“奇怪的是，看惯了这湖泊、森林、井井有条的花园，我们居然有了一种腻烦的感觉。浮光掠影地领略自然风光，只能让人捕捉到一种千篇一律的单调感，而不能让人充分融入这个地方的意境之中；所以，至少必须停下来几天。”从这个时候开始，格瓦拉看东西的眼光逐渐深刻起来，不再停留于风景，而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活在风景中的人们的生存状况。
丘基卡玛塔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内满满地到处是铜矿，这种“红色的金子”是该国主要的外汇来源。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景色十分雄伟：直径几公里的大盆地，20米高的台阶沿着内壁曲折向上，巨型卡车装载着成吨的矿石驶向冶炼厂，100米高的烟囱向万里无云的天空喷吐带硫磺的浓烟……然而格瓦拉并没有单纯地沉浸于宏伟的风景，而是在笔记上仔细记录了精炼黄铜的过程。从他后来在古巴东部的矿井、斯里兰卡提炼橡胶的现场等等都留下了记录环境和生产流程的照片看，在丘基卡玛塔，只要手头还有胶卷，他是不会不拍照的。而从日记中看，他的目光穿透了宏伟风景的表层，直达悲惨的现实：“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在他看来，矿工们的可怕处境，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佬老板”的愚蠢：“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几生丁的钱，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要损失好几千比索。”在这里，对美洲雄奇壮丽的大地的热爱，对赤贫的矿工的同情，以及对“美帝”的仇恨，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正是在丘基卡玛塔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格瓦拉首次与共产党人“亲密接触”。“在寒夜中的沙漠里，这对夫妇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实写照……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在秘鲁的库斯科和马丘比丘，格瓦拉被印加帝国的遗迹深深吸引住了。他总是在图书馆翻遍相关的书籍，了解了足够的历史背景知识，才去实地参观，这使得他差点成为颇为专业的考古学家。他一面赞叹这个伟大帝国曾经的荣耀，一面少不了给气势恢宏的遗址拍照，正如他后来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所做的。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严肃地探究库斯科覆灭的原因，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越来越猛烈：
时至今日，征服者为了永久保持统治地位，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肆意暴虐。印加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年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时间没能摧毁他们谜一般的石街。白人侵略军破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肆无忌惮地袭击印加庙宇。他们不但对覆盖在城墙上、代表着太阳神印蒂的黄金垂涎欲滴，而且还带着残忍的快感，将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民族的代表快乐和生命的象征换成了自己这个喜气洋洋的民族背弃了的偶像。印蒂的神庙被夷为平地，原来的墙砖用来修建新信仰的教堂：原来恢宏的宫殿现在变成了大教堂，原来的太阳神庙上建起了圣多明戈教堂，这是骄傲的征服者留下的教训和惩罚。然而愤怒不已的美洲之心不时怒吼、战栗，从安第斯山的另一侧传来震颤，以狂暴的痉挛侵袭地表。骄傲的圣多明戈大教堂的穹顶倒塌了三次，随着梁柱的断裂破旧的墙壁也一起裂开崩塌，但作为它们的地基，太阳神庙主体的灰石依然如故，无论上面的“压迫者”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这些巨石始终岿然不动。
漫长的旅程让格瓦拉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对事物的“特殊性”变得很敏感。比如在马丘比丘，一般游客只会泛泛地赞叹其建筑的不可思议，感慨一下历史的变迁，格瓦拉却显示了更深邃的眼光：“这儿你很容易发现村子里不同社会阶级的区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地盘截然不同，并或多或少与其他族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受实用的世界观所限，北美来的游客可能会将旅途中看到的四分五裂的部落和这些曾经的城墙联系起来，而注意不到从伦理上分隔它们的距离。毕竟，只有半土著的南美洲人才知道这些细微区别。”可见虽然切是一个著名的“拉丁美洲人”，世界主义者，但他从未忽视过地方差异，也从未想过有某一套固定的教条能够在整个大陆通行。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格瓦拉又对拉丁美洲的另一个重要人群“黑人，这个令人惊叹的非洲种族”有了新认识。与此相关的是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摄影故事，当时已经与格拉纳多分别的格瓦拉独自走在这座高海拔城市郊外“清一色的砖土小屋”之间，“偷偷看了看其中一座”：
头发卷曲、乳房下垂的黑人母亲正在煮饭。一个约摸十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在一旁帮忙……我问他们能否摆个姿势照张相。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除非我照完以后立即把相片给他们。我解释说我得先洗照片，但我只是白费口舌⋯⋯当我继续和这家人谈话时，一个小孩溜出门和他的伙伴们玩耍。最后，我守在门外，手拿相机，假装把从里面探出头的人都拍下来。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直到看见之前溜出去的孩子无忧无虑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不堪设想。为了不被照相机拍到，小孩突然转弯，摔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这家人顷刻间全顾不得对照相机的恐惧，冲出屋门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掷石者，我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身后爆发出阵阵咒骂声，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蔑视：“葡萄牙鬼子！”
约翰·伯格曾经讲述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那是1973年的爪哇，他离开雅加达，去山区旅行。“这是一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可怕城市。极其肮脏、贫困的郊区在铁路线两边无休止地绵延——这是一种被疾风浸透了的赤贫——离铁轨经常只有几英尺距离……从巨大的普尔曼式列车的窗口看到这些景象，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周围的农民有的在闲聊，有的在阅读，有的则在做白日梦。我是唯一注视眼前景象的人。”
在5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大地上游荡的切，所见到的种种情景应该与此非常相似，而他的反应，也应该和这位左派同龄人（伯格比格瓦拉大两岁）相去不远。伯格看到一群赤贫的孩子半裸着身子跟着列车奔跑，张开双手，带着桀骜不驯的目光，直到跑出数百米才停下来。“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而你被某些影像纠缠着，还有什么比把它们拍下来更好的法子来摆脱他们呢？”（《另一种讲述方式》P65，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5月版）
伯格把一个因太过于普遍而被人们彻底无视的悲惨现实固定在镜头中，借此他更深地体会与理解了“第三世界”的真实状况。“一切照片都有可能对历史有所贡献，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照片也都可以被用来打破历史对时间的垄断。”这也正是格瓦拉在周游拉丁美洲时通过手中的相机所做的。正如他后来总结这次旅行时所说：“在‘大写的美洲’之上的漂泊之旅改变了我，其改变之深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迈向革命
1953年7月7日，距离上一次环游拉丁美洲之旅不到一年，一个月前刚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切·格瓦拉又一次上路了，这次的搭档是比他小一岁的儿时伙伴卡洛斯·费雷尔。谁也没想到——包括他自己——这次旅行会将他带向一生的最高峰。
他们首先来到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拉巴斯，遇到了一位德国职业摄影师，教了格瓦拉很多摄影技巧，这使得他的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接下来几年，他拍了大量照片，保留下来的也比较多，并且每卷胶卷都标注了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此次展出的有好几组，特别是羁留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期间拍的照片，让我们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这一时期格瓦拉观察视角和思想上的变化。
标明日期为1954-1956年的这批照片，除了在渡船上乱按的一些即兴之作，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对拉丁美洲土著印第安文化，尤其是玛雅文明的关注，这个兴趣点明显延续自“摩托日记”时期对秘鲁库斯科、马丘比丘等地的印加帝国文明的深入研究。格瓦拉拍摄了大量玛雅文明的古迹遗存，其中包括墨西哥帕伦克遗址群的太阳神庙、铭文神殿、宫殿等，乌斯马尔遗址群的总督府、魔法师金字塔、四方女修道院、王宫等，以及奇琴伊察遗址群的椭圆形天文台、勇士庙、城堡（即库库尔坎金字塔）、人祭球场等（按：此次展览中相关部分的中文文字说明错漏极多，译名大多不准确，文中涉及这些专称时已作校对更正）。
此外，在危地马拉，他也去了不少印第安土著的村落、农贸市场等，展览中有一组颗粒较粗、显得颇为朦胧的照片就是在那些地方拍的，不知这样的画面效果是由于当地湿润多雾的雨林气候使然，还是对正在消逝、背影日渐模糊的印第安土著文化的一种主观描绘。流连危地马拉期间，他还拍了不少巴洛克式教堂和城市风景，这些建筑显示了殖民时代西班牙向拉丁美洲传教的“成果”，既是“文化侵略”的证据，又不可否认在不同文明的冲撞、杂交下形成了新的创造力。
通过对这些古文明衰落原因的研究，格瓦拉越来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殖民主义，尤其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替代了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推行“门罗主义”的美国。1954 年，在危地马拉，格瓦拉更是实际经历了美国一手操纵的对阿本斯总统左翼政权的反革命颠覆，这让他痛心疾首，并从此对“美帝”深恶痛绝。如他自己在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要跑去参加古巴革命时所说：“由于我的经历，我在整个南美作过长途旅行，以及最后在危地马拉的事件，所以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让我参加任何一个反对独裁者的革命。”
1954年9月，格瓦拉离开让他极度失望的危地马拉，来到墨西哥城。几乎身无分文的他，在这里的最初营生便是摄影。那阵子，在切普尔特普公园，常常可以见到两个貌似在散步的年轻人，一个是又高又瘦但目光炯炯的白人，另一个则是古铜色皮肤的矮个子印第安人。
那便是当起了“流动摄影师”的格瓦拉和他在火车上认识的危地马拉共产党朋友胡里奥·卡萨莱斯。
格瓦拉脖子上挂着相机，负责向路人拉客拍照，卡萨莱斯则负责整理底板以及收费——价格很低廉，才一个比索一张。这在墨西哥是一门非法生意，不过格瓦拉也不是一味挣钱，看到好的镜头就会按快门，展览上有一张坐在公园草坪上的墨西哥情侣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
几星期后，在一位同情他的饭店经理以及一位大夫的帮助下，格瓦拉在一家医院的过敏反应科当上了助理。然而他的一生注定和摄影难解难分。来年3月，第二届泛美运动会在墨西哥举行，格瓦拉找了份第二职业，为阿根廷的拉丁新闻社墨西哥分社工作。当时他又管出版又管摄影，“一晚上只睡4小时”。
展览中这一时期的第二类照片，便是格瓦拉的专业体育摄影，不过从中依然可以看出他越来越强烈的倾向性。比如对男子 1500 米冠军、阿根廷选手胡安·卡洛斯·米兰达（Juan Carlos Miranda）的报道，格瓦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拍了很多比赛现场照片，不仅因为他的这位“老乡”拿到了金牌，最后那张领奖照片，更是鲜明地凸显了他的“拉丁美洲意识”——获银牌和铜牌的均为美国选手，在领奖台上，他们分处米兰达的两侧下方，神情有些沮丧，而长相很“农民”、有点像混血高卓人的米兰达却站在最高处，两臂弯曲、紧贴裤缝，神情中满是执拗与自豪。“照相机是枪支的升华物”，桑塔格的话用在此时的格瓦拉身上最为贴切，他还不是一个实践的革命者，还没有拿起枪，但他用照相机“扣动扳机”，如约翰·伯格所说：
“‘扣动扳机’，运用在手枪与相机上，显示出一处超越机械层次的关联。相机所抓住的影像包含着双重的暴力，二者共同强化了同一种对比：被拍摄的瞬间与其他瞬间的对比。”（《看》P46，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 年版）
摄影师格瓦拉牢牢地抓住了那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特殊“瞬间”——打败美国佬，让傲慢的美国佬仰视拉丁美洲自己的英雄。
最后一类，则是一组关于登山的照片。展览的中文说明不知为何将通俗易懂的 Climbing the Popocatepetl Volcano翻译成“上升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其实这就是一组格瓦拉拍摄的他与另外4名同伴一同攀登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的画面。这座海拔5400米的火山又名“烟峰”，位于墨西哥城以东 40 公里，是墨西哥第二高山，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这次登山发生于1955年六七月间。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格瓦拉描述了登山的情景：
我已经登上了波波山，这是这座山的俗称……为了爬到山顶，我早就打算把命送在这儿。但是一个古巴同志的脚冻伤了，我为他害怕了，我们五个人才一齐下了山。那时，暴风平静了一点，又起了大雾，我们发现，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火山口的边上。整整六个钟头，我们就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挣扎。我们的向导要避开一条裂缝，倒迷了路⋯⋯我是滑着下山的，一直往前冲！到了山底下，我的长裤已经没有了，我冻硬的脚缓了过来，但是脸和脖子都脱了皮，就好像在马德普拉塔的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似的。现在，我就像个弗兰肯斯坦。
在这里，格瓦拉提到了“古巴同志”。事实上，一些前一年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古巴人，此前流亡来到墨西哥，格瓦拉便雇佣了其中两个人，为他冲洗泛美运动会的照片。他与古巴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直到7月“一个寒冷的夜里”，他与刚到墨西哥的卡斯特罗历史性地相会。这第一次会面，两人就整整谈了10个小时。
几天后，格瓦拉和女友伊尔达（很快他们就结婚了）租住的地方遭小偷光顾，很多东西失窃，其中包括相机和打字机。很难说丢掉相机在格瓦拉转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但一来他断定那是联邦调查局干的，这只能让他更激进，二来并不打算再买相机的他此后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古巴革命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巴约将军在桑塔罗萨牧场秘密进行的游击战培训中。这位哮喘病患者令人意外地成为魔鬼训练中的优等生，不仅常常徒步 40 公里、在查布特贝公园的湖里一连几个钟头划船、勤练徒手格斗，还有他最喜欢的爬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上一年因为意外未能登顶，此时成了他一次次征服的对象。正是照片中这座终年积雪的高山，见证了格瓦拉如何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第三世界与“革命美学”
关于1956-1958年古巴革命期间，格瓦拉从军医到纵队司令的传奇经历，展览中没有相关照片。我们不知道他登上格拉玛号的时候是否带了相机，据卡米洛讲，在墨西哥的最后阶段，他确实又有了一台相机。即便带了，也必定在登陆后的惨败中丢掉了，当时格瓦拉甚至要在医药箱和枪之间作选择——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一个重大时刻，他选择了枪——不可能留着相机。所以马埃斯特腊山中最初那个艰难时期，格瓦拉没有拍照的机会，也不会有那个兴致。但局势稳定后，据说是塞利亚·桑切斯托人给他带来了一台康泰时相机。
一位当时去游击区采访的记者回忆，格瓦拉回答问题时说着说着就会跑题，拿起记者的徕卡相机玩，跟他探讨焦距、曝光时间等问题，甚至想看看用长焦镜头能否拍到远处溪流边洗衣服的女孩，最后还问他要了两卷柯达彩色胶卷。只是无论此次展览还是更完整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图录上，都未见这一时期的照片记录。最大的可能，是动荡的游击生活使得那些照片都散失了。尤其是战争后期，切率领他的第八纵队挺进拉斯维利亚斯，整整两个月在敌占区的平原和沼泽间艰苦跋涉，这使得他丢失了所有的摄影器材，很可能也包括此前拍的照片。不过据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回忆，切在攻打圣克拉腊时手上又有了一台“从未见过的长盒形状的相机”，并且还给他的战士拍照以振奋士气。从展览的视频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格瓦拉用这台相机为阿莱达拍的一张照片，她站在一节被游击队击毁的装甲列车车厢前，手持一支美式M1步枪。
展览上再次出现格瓦拉存世照片的年份，已是1959年。先是在革命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脚下拉斯梅塞德斯地区的凯尼举行的盛大革命胜利庆典，站在主席台上的格瓦拉不仅拍下了台下欢庆的人群，还抓拍了两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侧影。很典型的“格瓦拉风格”：相机随身，随手抓拍，对眼前的一切都兴致勃勃，但不太关心构图之类技术细节，以及拍完之后它们的命运。
然后是关于萨帕塔沼泽的一组风景照，乍看就是对着一片泥滩、河湾、丛林随便按下快门，没什么目的，也没什么美感。但你要是知道两年后美国中情局策动“猪湾入侵”，重回前线的格瓦拉就是将那支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消灭在这片沼泽里的，或许就会佩服他的军事天才了——在“随手拍”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一旦“美帝”入侵，这里将是一个绝好的陷阱呢？
1959年这个年份，是展览中照片最为集中的一个年份，革命胜利后兴高采烈的格瓦拉，似乎将他的摄影能量也一股脑发挥出来了。有两类照片让人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那就是他作为“革命大使”周游世界时的留影，以及他作为古巴经济的掌舵人，为古巴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工厂——拍下的颇具未来主义风格的照片。
6月12日，与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新婚仅10天，格瓦拉就踏上了他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环游世界之旅。在西班牙短暂停留后，他来到真正的第一站埃及开罗。在那里，他买了两件很重要的东西：一台新相机和一台打字机。此后，在长达3个月的旅途中，他与纳赛尔、萨达特、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苏加诺、铁托等当时世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频频会面，以近乎政府首脑的身份受到各国隆重接待，也一路摆弄他的新宠物，在埃及、印度、印尼、日本、锡兰、巴基斯坦、南斯拉夫、摩洛哥、西班牙拍下了大量照片。尤其是展览上的几组彩色照片，包括锡兰和印尼的佛教遗迹、埃及吉萨地区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摩洛哥的古罗马遗迹等，尽管文化大相径庭，但某种共同的静谧而肃穆、孤独而傲岸的气息，历经千年流淌其中，被格瓦拉的镜头捕捉，通过光影完美地表现出来。
拍这些照片时格瓦拉所用的手法，与四五年前拍玛雅文明遗址时如出一辙，显然他在大多位于第三世界的昔日伟大文明之间找到了共同点：它们各自发展出了自己富有装饰意味、充满某种泛巴洛克繁复雕饰风格的艺术——或许所有文明到达自己的顶点时都会发展出这样的艺术。如果说当年的格瓦拉受到印加和玛雅文明的震动，通过对拉丁美洲印第安土著文明盛衰原因的探究，找到了殖民主义这个最可恶的敌人，那么周游列国所见的这些残败却极具历史感的遗迹，在他看来显然可以很好地印证他的结论，并将其扩展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命运与共同斗争目标。当他在旅途中写下《从亚非的视点看美洲》一文时，让他几年后重新扛起枪去刚果和玻利维亚打游击的基本思路已经开始形成，那个著名的宣言“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也已初现端倪。
不过1959年的格瓦拉还是更多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眼前正在展开壮丽的未来共产主义图景。
为了摆脱美国对古巴经济尤其是蔗糖生产的控制，农业的多元化以及更根本的快速工业化似乎是必由之路。和那个年代的每一位革命领导人一样，工业化本身在格瓦拉心目中就是革命性的，与之相关的各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以及工厂设施，因此便具有了“革命美学”意义上的特殊美感。如果我们还记得 20 世纪初法国、意大利、德国、苏俄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包豪斯主义者们是怎样用绘画和雕塑来热情讴歌工业现代化的，我们就不会奇怪格瓦拉如此热衷于将镜头对准日本的丰田工厂、南斯拉夫的水力发电站、巴基斯坦的大水坝以及古巴自己的船坞、工厂了。他对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正在酝酿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印象深刻，尤其因为这个和古巴一样的岛国尽管没有石油也没有煤，除了镍以外没有任何矿产，却能成功地发展重工业。他花了一天时间在广岛走了一个来回，拍了上百张照片，然后在笔记里写道：“我要说的话，都记录在4个胶卷里了。”展览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广岛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应该就是来自这些胶卷。
这一年数量最多的一组照片有16张，展现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学校建设的全过程，内容从建设者（就是刚刚打完仗的游击队战士）住的临时帐篷，到学校建筑搭建的每一步，再到建成后的庆祝仪式和当地孩子灿烂的笑脸。这固然是要反映革命政权对教育的重视，但也明显可以看出格瓦拉自己对于建设工地上各种细节的个人嗜好。一方面是对历史古迹一贯的迷恋，一方面是对现代工业的满腔热情，这看似完全相反的两种审美趣味，却在格瓦拉的镜头里融合为一体两面。1961 年担任工业部长之后，这种“革命美学”更是得到了完全体现。展览上有两组摄于这一年的照片，分别题为“工业发展”和“东部矿山”，总共达24张之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视角、取景还是构图方式，都与他拍玛雅文明遗址（以及第三世界历史遗迹）的手法一脉相承。对泛巴洛克式繁复奇异图案的嗜好，现在转移到古巴新建工厂的管道、机床、轴承、铆钉、塔楼、吊车、输送带上面，格瓦拉的“革命美学”于是得以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工业成就嫁接在一起。
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展览中标注日期最晚的一张照片，是格瓦拉1966年的一张自拍照。
那是11月初，他刚刚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住进了科帕卡瓦纳酒店，身份则是化名阿道夫·梅纳的乌拉圭商人。切就此正式打响了自己的最后一战。差不多一年之后，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南部的尤罗山峡战斗中，切的游击队被政府军消灭，切本人受伤被俘，旋即被杀害。
照片上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明确告诉你他就是切·格瓦拉，相信没人认得出来。全世界都熟识的那个乱发飞扬英气逼人的革命者，那个留着胡子叼着雪茄的游击队司令，现在变成了肥胖的商人，圆滚滚的秃脑瓜，只在两鬓留了些花白头发，看上去像是一夜间老了20岁。
这张最后的自拍照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坐着的切将相机低低地放到膝盖之间，从门上的一面镜子里拍下了自己的映像。他是否多少已经意识到了，正如他为了游击战的需要而不断变换面容与身份，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也将是多种多样、重叠反复、真假难辨的？当一部分人无限崇拜地称之为“人间耶稣”、“红色罗宾汉”、“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时，另一部分人却把他看作给古巴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失败者、审判并处死成千上万人的冷血杀戮机器、到处煽动叛乱的恐怖主义者。
但有一点今天似乎已经取得共识，那就是尊崇或贬斥其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是理想主义的吗？是的，但这称呼几乎毫无意义。更多的钱也是理想，更大的房子也是理想，爬到更高的山上去也是理想，娶一个好老婆或嫁一个好老公也不是不可以称之为理想。而如果像我们现在所习惯的那样，为理想主义这个词赋予更加限定的释义，用来指代对高远而虚无缥缈的事物的憧憬与追求，那切·格瓦拉的首要的品质恰恰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他清楚地知道要反抗什么，知道怎么反抗，尽管事物并不都如他所设想，但他的目光从未脱离拉丁美洲的大地而去追寻天堂的踪影，他拥抱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那是那个时代引领拉丁美洲走出“百年孤独”、摆脱殖民压迫的唯一可行之路，否则，那么深刻地理解拉丁美洲现实的伟大作家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如卡洛斯·富恩特斯，也不会因了格瓦拉的一声召唤而争先恐后地拥到他一手策划创办的拉丁通讯社来效力。今天质疑格瓦拉的人，很喜欢拿甘地的非暴力来对比。但甘地同样明确警告过，如果在社会的不公义之前，你的非暴力是保持被动，那就只是一个谎言。1959 年在印度访问的格瓦拉也触及了这一点。与尼赫鲁父女交谈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种体系（按：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也许合适，但在美洲就行不通。我们的抵抗应当是积极的。”
大约是1950或1951年的一个冬天，埃内斯托·萨瓦托，阿根廷后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博尔赫斯的密友，《隧道》和《英雄与坟墓》的作者，正在阿根廷中部积雪覆盖的科尔多瓦山中隐居。这一年，他毅然放弃了前程远大的核物理学研究，退出了科学界瞩目的居里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彻底投入文学的怀抱。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熟读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热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阿根廷青年，开始认真考虑放弃心爱的文学和所学的专业——医学，参与到宏大的拉丁美洲革命事业中去。这两个各自处于人生根本转折中的男人，在科尔多瓦群山中相遇了，一个四十出头，一个二十三四。1999 年，88 岁的作家在最后一部作品，自己的回忆录和“遗嘱”《终了之前》里，写下这次相遇：
“那个冬天我们忍受零下十四度的气温，贯穿该区的乔瑞优斯（Chorrillos）河完全结冰，而我们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在山间一个平静的午后，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医学院男孩，他在走访拉丁美洲的路上探视病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了解自己的命运。那个年轻人，今天所有最好的标帜都以他为象征，历史用切·格瓦拉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终了之前》P97-98，允晨文化 2009年版）
不知道那个冰天雪地的午后，“在路上”的格瓦拉有没有用手中的相机为未来的大作家留下身影，抑或让作家美丽的妻子玛蒂尔德为他们拍一张合照。即便拍了，如今也已消逝得如同从未有过一样。但这个“医学院男孩”给大他17岁的作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他此后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一定更深刻地影响了作家，以至半个世纪后，年近九旬的萨瓦托在总结一生的时候，依然用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永远的年轻人”来为自己不悔的选择做标注：
“他舍弃舒适的生活，而投向玻利维亚丛林一个不可为而为的战斗…… 他曾为那个全新的人而战，今天我们则需紧急地把这种精神从历史的瓦砾中解救出来。在他最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亲爱的老爸老妈，我再一次感觉到鞋跟后罗希纳提（按：指堂·吉诃德的坐骑）那马儿的肋骨，手持盾牌的我又要上路了。’于是他出发寻求里尔克所谓独特的死亡。那是他的伟大，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幼稚、愚蠢；但是这种疯狂的英勇行为却把我们从正义沦丧中解救出来…… 是他们这些人指引我们走向生命重生的道路。”
“这些为救赎人性而牺牲的人，请你们常常思念他们高贵的情操。他们的死给予我们生命的至高价值，并向我们开示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的历史，他们提醒我们，人只有在乌托邦里才具有意义。
只有那些有能力体现乌托邦的人，才经得起决定性的战斗，那恢复所有我们曾经失去的人性的战斗。”
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要从深渊中挣脱出来，还有比这样的理想更现实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