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的过去和未来 201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丽水摄影高级研修班上，我们曾预测过： 1.流失于国外的老照片将由中国人高价收回，有关中国内容的老照片价格将大幅上涨；2.早年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影像艺术品被不断发现、挖掘，其初始价值会上升；3.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品将大量出现，其内容和形式将更为丰富，创意出现多元化和各种新的可能，并出现向摄影本体回归的趋势，技术的完成度也越来越好，但它的初始价格将回落。 目前这些都得到了证实，而且趋势也非常明显。相对于中国艺术品2012年度交易额下降40%到50%的颓势，国内的影像收藏则逆势上扬，仍出现有明显的增长。以目前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为例，自2006年创办影像专场以来，年交易额一直徘徊在500万元左右，2011年底出现强势增长，一举超过了1000万元，2012年在收藏市场全面萎缩的情况下，仍出现20%的增长，达到了1300万元。 不仅如此，摄影业内各环节也出现了明显的信号，中国摄影报和其他专业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摄影收藏列为2012年度的摄影界新闻热点第一位。还有，苏富比香港公司2012春拍开拍中国影像艺术品，全部成交，成交价高于国内的2-3倍，这个举动传递出一个明显的信号，促使国内十多家拍卖公司在2012年秋季同时再次试水影像拍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开拍影像艺术品后，现在已经有多家省级拍卖公司在与华辰拍卖咨询和探讨开拍影像，这将进一步普及“摄影收藏”的观念。徘徊数年的摄影收藏，开始星火燎原。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摄影收藏在中国开始走入上升通道，现在已基本形成了老照片、纪实性摄影艺术品和当代影像艺术品三大板块，并从中延伸出立体照片、照相馆、摄影古籍善本、底片、摄影技术技法、手札、戏装照、经典纪实影像艺术品、行为艺术、彩色影像等多种多样的收藏脉络。预计在几年内，将出现“彩色作为艺术”、“红色经典”、“清末民初摄影大师”、“摄影技术技法”、“现代经典摄影”和“当代摄影新锐”等收藏热点，特别是仍处于价格洼地的“彩色摄影”、“民国经典摄影”、“摄影技术技法”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有较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 收藏是摄影文化的传承 摄影收藏的繁荣带给中国什么呢？ 艺术品不菲的价格传递着一个信息，不少人以为摄影收藏就是钱!其实不然。影像收藏最本质和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摄影文化和历史、摄影艺术以及影像科学技术的保存与传承，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有价值的影像艺术品一定会传递在价格上，但有价格的影像艺术品最终却不见得是有价值的。 我们这代摄影人都是靠阅读书籍学摄影。早年的摄影教材印刷质量不好，导致了我们对摄影作品的完成度没感觉，不了解什么才是博物馆、美术馆、画廊摄影艺术品的技术标准。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国外来华高等级展览，很多人才解决了摄影作品品质标准。我学摄影已40年了，直到接触摄影收藏后，才得以看到《中国摄影史》上“四大天王”于勒·埃及尔、费利斯·比托、弥尔顿·米勒和约翰·汤姆逊的原作。摄影学习中有一至理名言：“不看原作，是学不好摄影的”。 由于财富效应的驱使，在拍卖市场上还出现了几十位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而“遗失”的摄影大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这是中国摄影史研究最为重要且值得庆幸的事，也是摄影收藏最有成就之处，如达顿和麦克尔斯（Sylvester Dutton和Vicent Michels）、威廉·普瑞尔·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埃米尔·罗斯菲尔德(Emil Rusfeldt)等。其中确认应该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影迹的就有：19世纪50年代末第一位以商业目的来华拍摄的摄影家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华的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创办《远东》杂志的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9世纪60至80年代统治了上海摄影界20多年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ders)、19世纪70至80年代大量拍摄了北京周边地区的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民初风光摄影大家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出版有第一本中国女性人体摄影集的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美国著名的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民国时期中国摄影界的风云人物林泽苍，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摄影家梁得所、张源恒、欧阳璞、司徒荣等。此外更多出于政治目的的还有拍摄了日清战争的小川一真和山本赞七郎，20世纪初拍摄了西藏的青木文教等人。 我们对这些摄影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个名单也将随着摄影收藏的繁荣而加长，这些摄影大家的出现将改写中国摄影史的许多章节。例如，中国摄影史中的民国部分主要以共产党沙飞和石少华领导的《晋察冀画报》为主线来阐述，而出现在收藏市场的史料显示日本摄影师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拍摄，他们拥有清末民初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的影像资料。而《晋察冀画报》摄影家，加上国统区摄影家，包括欧美和日本在内的外国摄影家，以及共产党其他分支（如陈赓部队、二野、四野）摄影家的组合，将会重新组构起一部更为完善的“中国民国摄影史”。 原作的收藏 目前在收藏影像艺术品的机构不仅有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还有民间的美术馆和摄影博物馆，也有投资基金和投机人士。其性质既有国家收藏，也有民间收藏；既有学术收藏，也有商业收藏；既有文献文物收藏，也有艺术品收藏；既有永久收藏，也有投机收藏……由于不同机构不同目的摄影收藏的出现，也萌发出一些问题：如原作。 国内目前尚无明确公认的“摄影作品原作”的界定，而在摄影收藏市场，有作者签名的作品一般都等同于原作，但据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士介绍，他们并不看重有无作者亲笔签名，而藏品必须是从原始底片洗印出的照片。这其中需要明确的是，博物馆、美术馆、摄影艺术馆和摄影博物馆是要收藏原作的，而不应该收藏高仿复制品。但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收藏高仿复制品或数码影像。具体就细节而言，这还是一个亟待完善的盲区。 纪实性影像艺术品的收藏 史料的影像、原作（原版照片）和影像艺术品是三个不同层面的摄影收藏，反映在市场价格上不尽相同。影像的史料价格大约为百元数量级、原作（原版照片）的价格在千元数量级，而影像艺术品的价格在万元数量级。目前国内摄影收藏市场上常常出现影像史料在内的原作收藏价格高于影像艺术品的收藏价格，而这就促成了投资的机会。 还有机构提出“摄影收藏，收藏历史”，误以为将有史料价值的影像，用当下时髦的博物馆收藏标准输出照片，就是摄影收藏。实际上，摄影收藏针对的是“艺术摄影的作品”，而不是“有史料价值的照片”。“纪实性影像艺术品”指的是“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影像艺术品”，而不是“纪实性的摄影”或“纪实摄影”。收藏“影像艺术品”与存档“有史料价值的照片”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 这里不妨用毛泽东的历史照片来说明。给其拍照的摄影师很多，毛泽东的照片也很多，都有历史价值，都值得存档。但作为影像艺术品收藏，侯波拍摄的艺术价值较高，因为“从图像学的角度说来，侯波照片中的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肖像所特有的视觉形式和传统，极具中国摄影美术的传统和意义。”（摄影评论家刘树勇语）此外，参考国际上的“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收藏情况，也都不是收藏影像的内容，而是其在摄影艺术、摄影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收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因为“决定性瞬间”，收藏罗伯特·弗兰克因为“反决定性瞬间”；收藏安塞尔·亚当斯因为“区域曝光”、收藏尤斯福·卡什因为“人物肖像”、收藏安德烈·柯特兹因为“画面完美组构”、收藏戴安·阿勃丝因为“新纪实摄影”、收藏罗伯特·卡帕因为“摄影师与被摄者的距离”、收藏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因为“诗意的美”、收藏安妮·利博维茨因为“她改变了时尚摄影”…… 当代影像艺术品的收藏 中国当代影像艺术是充满生机的艺术摄影形态，在国际摄影文化已经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很多艺术家已经进入了国外世界摄影史研究的视野。近几年，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品市场表现不够好的原因，主要是前些年当代艺术产生的泡沫导致很多影像艺术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特别是影像艺术品还具有多尺寸和复数的特性，一件作品的市场总价是所有版数×单价。实际上，在收藏领域，只要价格低于价值的藏品，都会得到藏家和资金的关注，得到市场的认可。 目前摄影收藏相关人士遇到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为当代影像艺术品定价？影像艺术品的价格构成可以初略地分为几个方面： 1.艺术家的价值（价格）；2.作品创意的价值（价格）；3.艺术品制作的成本；4.市场供求关系的增值。 对摄影新人来说，作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照片的创作成本，适当地加入一些“创意的附加值”，没有艺术家的价值和市场供求的增值。比如，你做一套10张，每张作品10个版数，创意价值10万，创作花费10万元，那每张作品的价格约为2000元。前几个版数的作品价格可以适当地低于成本价，以鼓励最早收藏的藏家。第五、第六张可以等于或略高于成本价，最后的几张可以提高到成本价的二三倍。 而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的新作品，其价格主要由艺术家的价值，创意的价值和艺术品制作的费用组成，不应该有市场供求关系的增值。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藏家和投资人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品的价格。 近年来，在二级拍卖市场的带动下，摄影收藏的一级市场（画廊、代理人）有了长足发展，北京就有百年印象、影易时代、映艺术中心、三影堂、大河、See+、绿影室、吾乐影廊等，上海有亦安、全摄影、比极、M97、鲲鲤等，河南有全视影像，广州有真实视觉，深圳有大乾艺术中心、云南有MINO……同时，几乎所有的经营当代艺术的大画廊都经营影像艺术品。换言之，一、二级市场的分工和合作正在走向成熟，没有经过一级市场规划的影像艺术品，现在已经不可能直接进入二级市场了。摄影拍卖将注重稀缺的资源和价格低于价值的影像艺术品，还原其本来的功能。 艺术品作为金融资产 由于艺术品的市场走向与证券股票房地产走向常常相反，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艺术品在中国成为了规避风险的金融资产，还有近年出现的艺术品投资让“富人变贵人”的社会现象，帮助很多富贵家庭将金融财产的5%-10%投向了艺术品市场。艺术品金融化的趋势催生了投资基金、信托理财和艺术品银行等多层面的影像艺术品投资，此外，国外一些成熟的艺术品投资品种，如艺术品信贷、艺术品融资、艺术品抵押、艺术品担保、艺术品保险等都将择机进入中国，它们的出现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刺激着国内的影像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梅摩指数（梅/摩西艺术品指数的简称，由梅建平教授和他的同事摩西教授共同创建，用以反映艺术品的市场走势——编者注）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像中国股市上的中小板”，它包含着陷阱，但更孕育着机会。影像艺术品市场在经过六七年的哺育期后，在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和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超过了装饰品市场的当下，开始步入了平稳上升的阶段，犹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证券市场和当代油画雕塑市场，正处于价值投资的洼地。无论是收藏还是投资，甚至投机，都恰逢其时。 “收藏”出来的摄影家 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 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瑞士人，是目前已知最早发行有关中国内容商业照片的摄影师。罗西耶1858 年7月来到香港，后前往广州，1859年4月回到英国。罗西耶1858-1859年间拍摄于中国香港和广东地区的立体照片，由当时英国伦敦最有实力的摄影器材销售商和立体照片发行公司，也是目前所知第一家向中国派出摄影师的欧洲立体照片公司(Negretti&Zambra)制作、出版、发行，是目前国内外影像收藏市场上年代最早的中国原版照片，是博物馆级的中国影像收藏珍品。 查尔斯·杜宾 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法国商业摄影师，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法国军队服务，来到中国，与费利斯·比托一同为最早拍摄北京的摄影家，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挖掘的摄影家。杜宾最重要的作品是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末期的30幅系列的中国题材立体照片作品，拍摄地点包括上海、北京、烟台、天津等地。 山本赞七郎 山本赞七郎（S.Yamamoto）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日本摄影师，也是中国摄影历史上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山本赞七郎1855年生于日本冈山县，1882-1897年在东京开设照相馆，随后在北京霞公府开设了“山本写真馆”，主要为王公大臣拍摄肖像。据《清稗类钞》记载，山本赞七郎曾应诏为慈禧在颐和园中拍摄“簪花小像”，并当即在庆王邸消夏园中冲洗照片。他还拍摄过溥仪、婉容等王室重要成员及庚子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山本在风景摄影上也有独到的艺术造诣，他拍摄的北京古建筑、风土人情的作品曾被大量印制为明信片，广为流传，他的蛋白风光照片是目前影像收藏市场中的指标性藏品。 小川一真 自中日甲午战争起，日本军队配备有随军摄影师详细拍摄记录战争的各个环节，小川一真（Ogawa Kazuma）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摄影师，他拍摄的《日清战争写真帖》较为完整地记录了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方称之为“日清战争”）日本陆军在战争中的行动。由于中方不仅缺乏战地摄影师，而且对当时战争影像记录的保存也不重视，因此，日本摄影家的照片则成为了研究19世纪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战争史及清末辽东地区建筑民生风貌不可多得的影像资料。不仅如此，小川一真还拍摄了20世纪初的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出版有精美画册《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 青木文教 青木文教（Aoki Bunkyo），日本西藏研究专家，1911年从印度进入西藏，沿途拍摄了西藏的各个阶层、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先后出版有《秘境之国西藏游记》《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西藏全志》《西藏的民族与文化》等著作。 1911年《亚细亚大观》发行的60张西藏专题就是青木文教所拍摄，内容包括了法王、僧侣、贵妇、平民，还有拉萨的寺庙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虽然发生了辛亥革命，但西藏地方官仍穿着清朝官服，这个影像否定了历史上中国对西藏的治理是间接的说法。这些照片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图书馆、大连档案局、大连图书馆等所收藏。青木文教是中国摄影历史上一位长久“遗失”的摄影大家。 唐纳德·曼尼 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苏格兰裔美籍企业家、摄影师，是又一位“遗失”的摄影大家。曼尼1899年来华至1941年在上海去世，一直在中国沿海地区从商。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摄影师，曼尼坚守着传统的湿版摄影工艺，同时受到19世纪末画意摄影的影响，他拍摄的北京、上海和江浙长江三峡一带的作品呈现出朦胧而细腻的独特美感，他善于采用逆光拍摄，十分注重光影的层次与质感，极具个人风格。此外，曼尼还出版了相当数量极为经典的中国题材的影集，其中包括《北京盛观》(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中国的南与北》（China, North and South，1922）、《扬子风景》（The Grandeur of the Gorges，1926）、《中国美术画·江南风景》(Picturesque China,1920s)等。他的影集画册多数是以原版照片或是影写法制作工艺手工粘贴制作而成，装帧华丽，堪称民国影集画册的经典之作。 汉茨·冯·佩克哈默 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德国摄影家，热爱中国文化，父母都从事过照相馆业。他在参军后和中国结缘，多次来中国摄影，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佩克哈默在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当属20世纪20年代拍摄于澳门的风尘女子的裸体肖像。1928年，他在德国出版了32张照片的《百美影》（Edle Nackrheit in China），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本女性裸体影集。佩克哈默还出版了两本中国题材影集，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风土人情和社会现状。由于佩克哈默也是一位“遗失”的摄影家，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对他深入的研究。 林泽苍 林泽苍（1903-1961），福建古田人。中国早期摄影家、民国时期上海中国摄影学会和黑白影社创始人之一，创办了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画报每周一期，出版了12年。林泽苍创办有《电声》杂志，是第一位用广播传播摄影知识的人，是民国时期中国摄影界的风云人物。抗战期间，林泽苍深入闸北拍摄战地实况，在炮火下用相机记录了日军的罪行。他同时还是一位摄影艺术和技术的普及者，编写的《摄影须知》、《摄影活页手册》是民国和解放初期国内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摄影普及教材。1967年，文革中出版的《新摄影》刊登了批判林泽苍的文章，表明这位摄影名家1957年获罪入狱，1961年去世。这两年，有关林泽苍对中国摄影发展的贡献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约翰·莱蒂·布莱克、威廉·桑德斯、托马斯·查尔德简介可见本报2012年4月27日5、8版）影像收藏与中国摄影史建构 相关访谈 中国摄影报：如您所说，收藏“影像艺术品”与存档“有史料价值的照片”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而且由于财富效应的驱使，在拍卖市场上除了于勒·埃及尔、费利斯·比托、弥尔顿·米勒和约翰·汤姆逊外，还出现了几十位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而“遗失”的摄影大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这是中国摄影史研究最为重要且值得庆幸的事，也是摄影收藏最有成就之处。有这些丰富的资料为基础，华辰拍卖公司的影像拍卖是否有计划编写细化丰盈的中国摄影史料？ 曾璜：华辰影像是一个影像艺术品的交易平台，我们不能依靠商业机构来承担梳理中国摄影史的学术责任，还是应该指望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士来承担。但是，从华辰策划影像拍卖之初，其董事长甘学军就倡导“影像收藏基于摄影史，必须有学术支撑”，因为任何有价值的藏品，都会体现在价格上，反之，有价格的藏品并不一定有价值。所以华辰影像在征集考证上十分倚重摄影史，结果则是很多华辰影像的拍品补白了中国摄影史。 华辰影像支持中国摄影史研究，也愿意力所能及地为各方人士提供史料协助，进一步促进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当然，摄影史研究必定会促进摄影收藏的繁荣，华辰影像也将从中获得回报。 中国摄影报：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丰富的东方影像收藏和他详细的考证工夫。您认为中国摄影史的撰写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影像拍卖的收集或者研究成果？ 曾璜：首先，尽可能去看影像拍卖预展，“不看原作学不好摄影”可以延伸到摄影史研究上，在中国还没有权威摄影博物馆的当下，摄影拍卖的预展就是最好的摄影博物馆。在预展时，有很多学者和专业人士到场，是学习交流的机会，而且常常可以上手接触实物。其次，因拍卖活动涉及的价格较大，拍卖图录资料的考证和引用比较严谨，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中国摄影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几部相对通史性质的中国摄影史著作？ 曾璜：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摄影史1937-1945》作为开篇和唯一的研究中国摄影史的专著，积累了老一辈摄影史学者辛勤卓越的成果，是开展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史》（陈申、徐希景著)就是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近年来摄影史研究的新成果。英国著名的东方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2009年出版了《中国摄影史1842-1860》（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中文版2011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和2010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 Photographers 1842-1879，中文版近期亦将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提供了一批新发现的晚清摄影史料，同时华辰影像图录也出现有一批新发现的清末民初中国摄影史料。由于摄影收藏财富效应的驱使，很多不为我们所了解的被遗忘的史料正在不断地出现，可以预见这些新的资料或将改写和重构中国摄影史的某些章节和结论。 我们不妨举例民国摄影史的研究，出现在华辰影像拍卖场上的不仅有晋察冀这一支的影像史料，还有其他共产党摄影队伍的史料，还有国统区的摄影史料，还有大量的日本摄影家拍摄的史料和其他外国摄影家拍摄的史料，如果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的挖掘整理，将重新组构出一条更为完整的民国摄影史的研究脉络。 近年来，地方摄影史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繁荣发展，如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已经重新编辑出版了《上海摄影史》，增加了大量的新近发现的史料和论述；广东、湖北等地也启动了地方摄影史的研究课题。 中国摄影报：您认为《中国摄影史》的受众应为狭义摄影界，还是社会公众？如果是后者，您认为中国摄影史的大概计划样貌和著述风格应该如何？ 曾璜：中国摄影史的研究不会也不应该只有一个脉络、一种风格，可以是百花齐放的学术乐园。任何对摄影史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参与其中。但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经济投入角度来看，摄影史研究和与摄影史相关联的摄影收藏都是这个产业链中金字塔的部分，这也意味着是一个小众的学术活动，而不会是群众性的普及运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一套较为完整、为学术界认可的中国摄影史，这是一个亟待大家特别是相关学术机构去解决的大问题。 ● 中国摄影报记者 郑丽君 采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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