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见过李洁军两面,说话不超过十句。一次是在他们报社深夜饭局,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很晚,我去找朋友李蝴蝶,那天应该是他们加班,完事后领导请吃饭。我就赶到报社附近的邴胜,饭局中有一人异常剽悍,是真的剽悍而不是像罗胖子自诩那样怎么看都是是思想上的巨人现实世界的胖子,此人留板寸头,比一般人高一头阔一背,肌肉发达声音洪亮用词刚硬,蝴蝶介绍说是他们领导,管报社图片的。我客气点点头,心想这家伙好北方。虽然他叫什么我都没有记住,可这老兄的尊容实实在在印在我脑子里,久久难忘。后来筹备做广州访问计划,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蝴蝶兄建议将李洁军作为我的访问计划对象之一,向我介绍了李洁军其人其事光荣业绩,我就猜到是他。可联系下来,李洁军坚决拒绝,访问的事情遂作罢,结果到09年,这位老兄拿了荷赛大奖,虽然是三等,可据说颠覆了荷赛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闻摄影观念,分外引人瞩目,李洁军这家伙应该是更牛了,我干脆放弃了访问他的想法,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位拍摄三峡的摄影师。结果一天下午蝴蝶突然电话我,语气里透露着不同寻常的激动,说对李洁军的访问可以继续进行了,要专门狠狠搞一下李洁军。可能因为是领导拍下来的任务,李洁军也不好再推脱什么,可还是声明他不愿意与我面谈。我自己跑到报社去找他,李洁军正在看版,签字,一个人坐在报社正在装修而凌乱不堪的大厅中央,缩成一团,像极了二流武侠小说中的中原大侠横遭变故暂时失去一身功力沦落江湖时的样子。我和他狠狠的握手,明白了他正在发烧。和李洁军的对话还是没有进行,他很忙,而且异常疲惫的对我说,他的《复制战争》作品系列已经被媒体炒烂了,我说好,我们约个时间再聊,一面做出决定不访问直接着手写这篇评论。实话说,这对我是一种冒险,因为无论是摄影还是李洁军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不过,换个角度讲,作为70年代人,我总是比80后的小年轻更能进入李洁军的精神世界吧——如果他一幅幅新闻摄影背后还是有一个更为完整精神世界的话。 凭借着这些最粗浅的印象,我猜测李洁军其实一直在隐藏他的精神世界,这是他一次次拒绝面对面采访的最根本原因。通常会有两种原因导致这种状况,一个是对自己作品后面的彻底虚无有着清醒的认识,干脆隐藏自己,二是觉得最真实的自我和周围的世界过于冲突,有没有殉道者那种调调,本性不激烈,不愿意引起世界的争论,就干脆隐藏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条似乎不符合我对李洁军的印象,他似乎是一个个性很张扬的摄影师,凭借自己天赋异禀发号施令,这点别人也没有办法学他,谁让自己长的不如人家个子高身体壮?不过,也许,仅仅是也许,李洁军的身体下面会不会藏有另外一个自我呢,一个敏感的,脆弱的,卡夫卡式屈服在父亲权威下只能进行柔性反抗的灵魂?我没有机会和李洁军长谈,他建议的打电话方式在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习惯对着电话唠唠叨叨,不知为什么我对于电话有特别恐惧的心态,常常口吃,北京两会有政协委员说中国有一亿精神病人,这个数字石破天惊,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是在说中国患有不同程度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人有一亿,原来如此,这个数字其实是被大大低估了,照我的估计,如果我们被代表,被感动,被愤青的趋势没有改变,再过几年,最乐观估计心理正常的人估计不超过一亿,而且这其中肯定不包括我,李洁军是不是在其中?我没有什么信心。据李洁军的朋友颜长江描述,,李洁军最爱看的电影是《英雄儿女》,每当看到王成喊“向我开炮!”时,他都会泪流满面。这眼泪我相信是真诚的,可真诚并不意味着一切。 我混过的美学圈前些年流行一名词叫图像转化((the pictorial turn),这个词语在中国社会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一个人的生存环境被大量同质化的图像所包围,在这种背景下生活的现代人,习惯用图像作为思维方式。二是传统的文字语言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正日趋消解,对“真理”的权威掌握已经从传统的经书、教士、教授那里转向了以影像为中心的大众文化,转向传媒,转向了电影导演和摄影师,海德格尔有个著名的隐喻,“世界图像时代”道出了某种值得深究的社会转变:“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我周围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这一转向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理由是,从中西思想史角度看,语言优于形象,话语高于图像。语言对形象的优越始终和理性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世界被图像所充斥,所包围,理性的光芒就消失了,人民群众生活在黑暗之中。特别是中国的图像化是资本主义化山寨化肤浅化庸俗化去中心化非神圣化的代名词。其实,仔细品味他们的态度,会发现他们制造了不少很聪明的暧昧之处,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这一转向拍手称快而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一问题忧心忡忡,对西方大众文化兴起幸灾乐祸对影像抢了红头文件红宝书的戏深恶痛绝。他们理想中的世界是这样的:西方被“影像转向“折腾地七荤八素找不着北,青少年沉迷网络流行文化情色网站不能自拔,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的表征,而唯我精神振奋团结一致,坚持文字中心,当然是特殊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字,一百万年不动摇,广大中国青少年不抽烟不喝酒不卖淫不嫖娼,不迷港台明星不迷西方摇滚一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读圣贤之书,天佑中华长此以往必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影像卡利斯码角度看,这种美学判读和追求的理想人物依然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男女不分手捧红宝书饱含热泪的英雄儿女及其新世纪子孙。回到摄影方面,这种美学追求通常就是我们熟悉的摆拍,一产业工人手握没有接线的电话机,黝黑的脸庞泛着油光,咧嘴一笑露出满嘴白牙,作出向党和人民汇报的样子,外面天是亮的,屋里却分明开着灯,下面标题:又是一口优质井,哦,原来那厮是石油工人老大哥,这就是中国人都熟悉的“摆拍”,新闻摄影造假,我当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突然跳出一个想法,文革怎么没有人这样问为什么外面天是亮的里面还要开灯?难道是说我们伟大的新社会暗无天日?看来,就是是那个想像力异常丰富的时代,有所想有所不想,背后也是有规则的。 作为生与60年代的著名新闻摄影师,李洁军不再需要摆拍了,他用自己的照相机,为这个图式化生存的世界不断贡献着终声喧哗的作品。一次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和我们作交流,中文大学那边出了一本关于香港记者在汶川灾区采访的书,介绍完了作交流,我背后有一女同事,勇敢站起来,饱含热泪质问一国另一制下的同行,你们香港记者不了解大陆,所做的报道能做到最后的真实吗?香港的同行愣了几秒,然后不知所云补充说明记者只能拍摄报道他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状态,至于背后的真实,肯定会有所偏差。李洁军根正苗红,又是咱们大陆某著名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那位热泪新闻女博士我记忆中好像就是他的学妹,什么是新闻真实,是九个指头的真实还是一个指头的真,估计在上学的时候没少被提醒,不知道在他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的时候,脑筋里有没有闪过这样的年头,不过看看他的工作作品,除了最早的麻风村透露出一股摄影师的从容,其余作品,多是即时的反映,是端着照相机奔赴现场抢来的珍贵瞬间,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机会摆拍,没有机会琢磨着表现什么绝对真实。可是,这种瞬间真实,直观真实,是否就是李洁军的自我追求呢》 除掉他扣人心弦的新闻摄影,世纪婴儿、非典、朱镕基在抗洪前线,属于李洁军自己的只有两个系列,一是90年代拍摄的大茅岛麻风村系列,第二就是荷赛拿奖的复制战争系列作品。他的麻风村系列作品,借用杨小彦的说法,这是90年代勃兴的中国“专题摄影”作品系列的组成部分。1996年6月17日,《粤港信息时报》摄影记者李洁军来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对外的珠江口一个叫大茅岛的孤岛上,开始为生活在那里与世隔绝的麻风病人照相。李洁军是此前一年一次偶然机会说有有这样一个岛的存在。大茅岛位于广东中山市南朗镇的东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这里开设了一家“大茅医院”,专门收治珠三角各地的麻风病人,隔离治疗。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里的病人大部分都已经治愈,但当部分病人重返社会后,却感受到了社会的歧视,于是又返回这个孤岛,继续自己的生活。这个岛屿在5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皮肤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定期来岛上巡诊,罕有人至。据李洁军回忆,当他带着多少有点猎奇的新闻眼光来到这个岛屿的时候,碰到的尽是在呆痴中所流露的敌视眼光。对此,杨小彦评论道:“这种眼光给了李洁军深刻的印象,现场的感受促使他重新反省上岛时的动机,并把反省贯注在以后的长达十年的拍摄工作中,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李洁军透过镜头,体会到了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麻风病人的处境教育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洁军,使他明白镜头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一个摄影工作者在拿起相机时所拥有的权力感。而这种感受,几乎成为那些长年泡在一两个专题中的摄影家的一种通常感受。”在杨小彦先生对于中国观念摄影的总结中,李洁军的作品虽然重要,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并没有放到很高的位置,因为通过照相机关注社会边缘人群,实现对于个体真实尊严的还原,是观念摄影美学追求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一方面,新闻记者的李洁军的作品既不是最早的如吕楠始与1989年对于精神病人的拍摄,也未见得比拍同样题材的杨延康更深刻更有人道主义关注色彩,特别是杨彦康在麻风病人之后转而拍摄的陕西乡村天主教对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主要兴奋点的中国现代化叙事更是具有某种致命的颠覆力量,与这些作品相比,李洁军的大茅岛始终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新闻图片的本雅明意义上的“光晕”,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能仅仅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新闻摄影记者在自己的本行之外开始了一场新的跋涉,开始了有新闻摄影记者向有自己独立自我的摄影家乃至摄影大师的艰难之路,当时踏上这条道路的人很多,谁能坚持到终点?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其实,本来李洁军可以一直这样不温不火玩下去,以一个面目模糊,观念暧昧的,拿奖无数的著名新闻摄影师的身份厮混在传媒江湖,被小记者女学生像神一样供奉着制造羊城传奇,可是一不小心他遭遇到了一个人,从此寻找自我的欲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这个人就是沙飞。也许,拿过照相机的人当中,无论中外,除了沙飞,没有一个人适合做李洁军的偶像。他与沙飞相遇在自己的描述中是那样动情,以致我很难将这段文字同他本人联系起来:“王雁大姐曾经送我的《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一书,我是一个人(妻子在北京上学期间)两个晚上在深夜里、泪流满面读完的。在中山大学新闻系我的新闻摄影教程中,“沙飞作品”是一个重要章节,在我得朋友和前辈杨小彦和安哥的谈话里,沙飞的名字也是永远挂载嘴边的,他拍摄的著名《战斗在古长城》一直是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在沙飞战斗过的浮图峪长城拍照片》)那么,沙飞是谁? 沙飞(1912~1950),杰出的摄影家,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者,国家摄影之“新华体”的开拓者。1912年3月19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幼年就读于广州,15岁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担任国民党汕头电台报务员。1931年宁粤分裂。时任广州军用电台总工程师的司徒璋被任命为汕头电台台长,他请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1932年春,司徒璋带着劳耀民、李泽邦和沙飞,穿着军装进驻国民政府交通部汕头无线电台。他们接管后,电台归陈济棠十二集团军领导,又与交通部保持业务联系,改为商业、军务两用。这段历史后来被投奔延安的沙飞所隐瞒,为日后的精神分裂埋下祸根。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l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20世纪80年代初,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以上资料引自百度词条和沙飞女儿王雁的回忆录)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找来沙飞女儿王雁女士撰写的《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可惜,我根本没有李洁军的感动,我很奇怪李洁军与杨小彦先生对于这位中国卡帕,新中国主流摄影新华体开创者的推崇。在我看来,沙飞很像我曾经下过一些功夫的一位党内文艺理论家胡风,被革命理想感召进入历史洪流,最终却被洪流击打粉碎。有趣的是,胡风和沙飞都曾经和鲁迅扯上关系,也都一度春风得意,甚至更为相似的是,两人最后都陷入精神分裂,所不同的仅仅是胡风在监狱环境中外界精神逼迫下精神分裂,而沙飞似乎是自我的精神分裂。我坚持认为,虽然原因看似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同性却是首要的,都是追求革命的热血青年艺术家进入实际政治中面临的原初理想和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理想中真善美和现实政党政治之间的内在悖论。沙飞的解放区影像制作并未见得比此前的拍摄实践有明显进步,而且,进入革命叙事后的作品,自由创作与主流叙事拍摄之间的冲突反而更加强烈。朱大可敏感的意识到沙飞创作中新华体与卡帕体的冲突,他说:“我们所探讨的沙飞是高度分裂的,他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的“新华体”和“卡帕体”、他作为个人传奇的故事和他身上所体现延安时代的集体病症,这些互相矛盾的东西,构成了沙飞的双重人格。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独立的左翼艺术家和被规训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这情形一直延续到1950年为止。在那一年,国家完成了自己的塑造,但是沙飞的自我塑造还没有完成。这加剧了他的忧郁和焦虑,并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的直接动因。”(朱大可《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问题在于,对于李洁军,吸引他的究竟是哪一个沙飞,是新华体的沙飞,还是卡帕体的沙飞,是拍摄白求恩裸泳的沙飞,还是拍摄浮图峪八路军战斗pose的沙飞?——对于摄影,我是外行,但是我强烈质疑浮图峪长城战斗的照片是摆拍。 答案很明显,对浮图峪长城战斗照片的狂热喜爱暴露了李洁军的秘密,他对于新华体,对于沙飞开创的摄影手法,对于这种手法背后的“真实观”“真理观”有着与生俱来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热,因为这是他内心中最柔然的记忆,是超越他后来理性分析的原初情感倾向。这种情感倾向在李洁军作为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闻摄影记者生涯中被压抑了,当他遇到沙飞,这种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找到宣泄渠道,喷涌而出。李洁军寻找沙飞的经历,俨然是一次朝圣之旅:“雨后天晴的中午时分,我和王小坡开始爬山,约一个半小时开始登上长城,远处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山脊梁上延绵的长城和几座烽火台,或穿行在长城脚下的羊肠小道或行走攀登在残破的长城上,越来越近了,长城的轮廓也越来越象了。站在先辈们打日本鬼子的长城上激动不已,马上让王小坡给先辈沙飞点上一只香烟,我在草丛中采集了两把不同颜色的野花放在沙飞当年拍摄的大约位置上,作为我们的对先辈的纪念,” (《在沙飞战斗过的浮图峪长城拍照片》)虽然李洁军强调他对沙飞的崇拜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战争情节和先辈膜拜,而是因为沙飞作为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本身就值得人们崇拜,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无法否认,沙飞红色摄影家的身份,与我们今天给予他的种种评价,与李洁军投入的信仰般情感存在着某种关联。当李洁军遭遇沙飞,李洁军遭遇了他自己的精神源泉,遭遇了自己的先辈的精神历史,找到了“我从哪来,我是谁,我要到那里去”这一组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我猜李洁军一直在挣扎,作为80年代的新闻传播大学生,作为一个早早南下,立足广州游走市场化媒体的新闻摄影记者,他的工作一直是卡帕式的,是对于中国日常生活的卡帕式记录,这种方式的记录追求的是对拍摄对象的呈现,对拍摄背后社会生活得本质直观反映,而不是新华体那种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李洁军是一个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他一直在抓拍90年代中国社会的点点滴滴,有些见报了,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与公众见面,一年年过去,李洁军逐渐成一人物,不过李洁军的困扰恐怕是,所有这些成就,对于他内心中的真实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对他内心中真实而柔然的自我想象却是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越来越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在分裂,这种分裂与沙飞类似却又不同,沙飞是其开创的新华体及其背后强大的革命洪流与自我意识的分裂,而李洁军却是空气相对宽松的南中国新的真实观念与成长时自我形成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之间的分裂。当然时代毕竟不同,沙飞最后被他参与制造的洪流吞噬,而李洁军则勇敢的站了起来,向世界袒露自己。于是,就有了他的复制战争。 李洁军出生军人家庭,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内心里存在着军队情结,于是在新闻摄影工作之余,有了一种游戏性的业余爱好:收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玩具”。军用汽车、微缩枪支、沙盘、兵人,通过这些有李洁军一直保持着这些爱好的“业余”状态,据他自己描述,是某一天妻子一句话““你这么爱拍照片,怎么不拍一下你这些‘士兵’?”让他灵光闪现。于是买来120禄来相机,对准了自己家的玩具。于是,他在珠海的沙滩上拍摄了卡帕式的诺曼底登陆,在上下九的骑楼下拍摄了“胜利之吻”……每一次,李洁军仿佛进入了他神往的战争情境,而且,他是控制一切的司令。我却更愿意相信这背后与他和沙飞的遭遇有关。在沙飞鼓励下,他终于有勇气向公众袒露自己最柔软的东西了。不过,袒露自己是一回事,袒露出来的自己被如何理解又是另一回事,当李洁军复制战争出现以后,评论家们似乎更看重作品获得的“间隔”“疏离”“结构”,却没有看到李洁军情感的赤裸裸投入,这恐怕是叫李洁军困惑的,也是李洁军继续沉默的重要原因。由此我这样解读李洁军不接受我当面访问的心态:《复制战争》事实上是他的圆梦作品,寻找自我作品,通过这一作品,李洁军把自己的袒露在镜头面前,被人看,被自己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看,有这样勇气的摄影师的人又有几个呢,有这样勇气的中国人又有几个呢。摄影师在精神上能将镜头转向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我也理解批评家们的解读,如果不对这些作品进行后现代式解读,对公仔系列做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理解,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未免有些滑稽。 我还有一个判断也许李洁军难以接受,就是真正理解他《复制战争》的,却是他试图加以挑战的荷赛评委。李洁军在获奖后曾经发表了如下的声明:对于本组照片在荷赛获奖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初衷就是考荷赛,我这组照片并不是为荷赛而拍摄的,更不是为了迎合荷赛,也不存在“恶搞”,获奖是一个偶然,我认为是《复制战争》的题材、表现形式和摄影理念进入了荷赛评选的“游戏规则”。我说过荷赛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获奖,应该分析荷赛评委的组成身份,以及荷赛摄影理念、价值观的变化,说白了也是中国文化与“荷赛文化”的博弈。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文化的趋同应该是个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声明同样表现出新华体与卡帕体的矛盾,是李洁军体内的新华体在向卡帕体以及卡帕体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虽然是以类似玩笑的方式进行的挑战,但是对于李洁军,对于新华体却是非常严肃的,自以为致命的,神圣的挑战。不过,挑战的结果却出乎李洁军预料,作为新闻摄影比赛的荷赛接纳了他的复制战争,并且从艺术组调整到了肖像组,李洁军曾经以为他的作品会在评委中引起争论:“我想,评委一定极具分歧,最后给我了三等奖。”结果却是“我们一致同意李洁军的作品是“肖像的肖像”,以此把新闻摄影史中的符号拉进现实确实试验性十足,挑战性十足。荷赛的肖像类是一个让摄影师自由发挥的类别,包括技术和想象力,李洁军的作品非常匹配这个类。”(中国摄影报《评委说荷赛之变》)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真实观念发生了变化。摄影自然也在其中。无论是新华体还是卡帕体,在互联网这一种新的多元化的话语空间中有了多种阐释。在这个时代,困扰李洁军的内在分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伪焦虑,所以,当李洁军朝荷赛狠狠基础一掌,回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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