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撼的图片很多，选这张，日本仙台一间房屋的天花板破碎瞬间。 11号，早上起来，料理完女儿，急匆匆出门。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约了牙医，搞定我那颗最近总是隐隐作痛的牙齿。 躺在治疗椅上，闭上眼睛，权当优雅的中年女牙医是上帝，不是么?当可能有的恐惧和疼痛来袭时，除了别无选择地相信你所交付的一切，还能如何? “现在处理了一下。现在开始你要注意牙疼不疼，如果疼，就说明那条神经有问题了，马上来医院。” "做什么?" "杀死那根神经。" "啊?!"我几乎跳起来。"别动，如果不疼，20天后来医院，补牙就好了。"牙医镇定而慈祥地说。 我带着这颗被我自己深深伤害了的牙齿，走出医院。明白：不仅仅是今天，而是接下来的20天，它都将是我最重要、最关心的命题。呃，运气不会那么坏吧?我为自己提气：关于牙疼，最浪漫的说法是像爱情...... "李楠老师，日本大地震了，我们要不要去啊?"摄影记者的电话把我从牙齿的漩涡中提出来，扔进了另一个漩涡。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在我为一颗牙齿痛苦的时候，已经有上千人被死亡席卷而去，而且，近在咫尺。 到处都是关于这场世纪大地震的消息，还有言论，疯传的图片更令人揪心。 在一片激烈、悲惨与狼籍中，态度的撕扯成为另一场海啸： "福岛爆炸了会炸到我们吗?不会啊?不会就没事了。" "小日本，活该!" 这是网上最常见的两种态度，以及与之对立的批评浪潮。 在死亡面前，讲大道理，时间显然不够用。反求诸己，地震之后，我立刻不觉得牙疼有多重要了。原因很简单：当更大的痛苦来临时，微小的痛苦就被自动忽略了。或者说得比较残忍点儿：他人的痛苦有利于减轻自身的痛苦。但同时，一旦牙真的疼起来，在那一刻我肯定更关心我的牙齿。原因同样很简单：人更关注自身的痛苦，胜过对他人的。以这样的角度，不会奇怪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会有大把辩护者。 但是，问题在于：我不可能任由牙齿疼下去，如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承受无休止的、永远不被安慰和解决的痛苦。而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到他人的帮助;前提是：我也同样负有帮助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如同地震，震区以外的人类，为什么必须去帮助与自己并无亲缘血缘关系的灾民?因为，虽然人们总喜欢给他人戴上标签、总以为自己有权力去标签，但死亡是没有标签的，冷漠、仇恨、幸灾乐祸所针对的何曾是他者?都是我们自己。 我不会因为是这一颗而不是那一颗牙疼，痛苦就轻些或重些。如同死亡只有一个结果：要知道60年前美国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死难者中并不仅仅只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和美国人。所以，我们面对死亡也只有一种态度：基于人性本原的态度。 随着讯息的逐渐丰富，地震中的日本人似乎在给全世界上一堂公民素质课。我们从图片中看到：震后的他们在公用电话亭前秩序井然地排着长队，妇女和小孩得到优先照顾;日本大使馆给各国记者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各种采访方便;东京电力公司管理层集体鞠躬谢罪，记者逼问福岛三号机组会不会溶解?副社长藤本说："目前尚不清楚"。记者马上吼道："把话说清楚，别含混其辞!"藤本只好说："情况严峻"。而正在东京学习的潇湘晨报记者曹凌曦说：地震后，老师立刻命令学生立刻躲到桌子底下，而她一直站在教室中间，当学生们全部撤离后，老师才最后一个离开并关掉电源。 我们昨日抵达东京的记者说：新干线恢复的速度令人吃惊，东京至仙台的火车也通了。福岛撤离的居民已开始接受核辐射测试。同行闾丘露薇则转一个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感想：日本电视台的新闻特别平静，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却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作为媒体人，她以此提醒自己。当上海记者施培琦准备拍摄正在废墟上工作的日本救援队员时，队员摆手阻止，因为他认为当着失踪者家属的面拍摄搜救场面，是对他人的莫大伤害。 ...... 所有的这些，令人感慨，死亡是没有标签的，但对待死亡的态度却可能有。无论是这些美好，还是未曾曝光的不美好，在一场劫难面前，结果通常无法选择，但如何面对这样的结果却是可以选择的。“我不怕死，却怕从没有真正活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都可以为这句话注脚。此时此刻，这项考验，正在针对每一个人，决不仅仅是日本灾民。我们并不为任何人证明任何事，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对自己有所交待，已经足够。 入夜，我祈祷：这场浩劫尽快停止;我也祈祷：我的牙不要再疼。这两样对我都很重要。在这样的祈祷中，我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真实。 谨此纪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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