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的摄影史观

　　堡垒内院拿木枪的清军士兵 1860年8月1日 大沽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意大利和英国双重国籍，1825-1904)摄影 美国盖蒂博物馆藏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又译名-比亚托)，作为随军摄影师于1860年随英法联军到达中国，跟踪拍摄了中国历史上的这起重大事件，他在战役结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在打扫战场之前抓拍实际场景，实为世界摄影史的战地摄影先驱。

　　费利斯·比托作为入侵的英法联军随军记者，通过照相机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的中国现场。拍摄了英军攻占大沽战役之后，他与联军一同进入北京，成为最早拍摄北京的摄影者，其中包括火烧圆明园等皇家园林之前的罕见影像，如颐和园的昙花阁原貌等交织着战争创伤的清朝首都北京的风景名胜，弥足珍贵。

　　这张拍摄于1860年8月1日的 “堡垒内院拿木枪的清军士兵”(Interior of the Pehtang fort showing the Magzine and Wooden Gun)蛋白版照片，是比托在中国拍摄的最早一批照片之一，如实地记录了当时清兵抗敌的情形。费利斯·比亚托是最早把中国影像传播到西方社会的先驱摄影家，正是由于费利斯·比托在1860年拍摄的照片，才使西方人第一次从照片上见识到了中国实况。

　　是这样的一些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构成了中国摄影史的开篇。比托应该被列为世界摄影师中的重要人物了，他是随着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的战争中打进中国，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做摄影报道的战地摄影记者。不同于以前的那些达盖尔法的独幅银版照片，比托使用的是摄影术新发展的负片，印制为蛋白照片。欧洲最早见到的中国影像就是比托拍摄的这批照片，起意义于此。

恭亲王奕忻，1860年北京，费利斯 • 比托 (Felice Beato 意大利和英国人，1825-1904)摄影

　　1860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占领安定门，迫使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忻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北京皇城内的礼部大堂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有关当时的随军摄影师比托，英国陆军司令克灵顿将军在其日记中写道：“在条约签订仪式的过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比托先生很想给‘北京条约的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恭亲王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照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很暗，比托首次拍摄恭亲王的照片不佳。11月2日恭亲王回访额尔金，比托再次抓住时机给恭亲王拍下一张肖像照片。据英军军医芮尼记述：恭亲王那天“身穿一件紫色的，绣有黄龙的锦缎官袍……他戴着一顶边缘上翘的官帽，除了在顶戴处有一个红绸做成的旋钮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装饰。”这张照片拍摄下国难当头时节穷于应付的恭亲王之惆怅忧虑的不堪形象。

　　慈禧太后代表的清政府逃往西安逃掉了以后，恭亲王作为清廷代表跟英法联军谈判，收拾残局，比托抓拍他的一张现场照片，由于光线不足而失败，恭亲王初见照相机还被吓了一跳。之后又补拍一张。恭亲王这个代表的政治人物，可能成了中国历史影像里的第一位新闻人物，当时的恭亲王忧心忡忡，大清在外来入侵的生死存亡时刻跟侵略者谈判，也反应了很多历史状态的实际情形。

清朝将军与其随从在广东官邸 1860-1864年 米勒(M. Miller)摄影

　　米勒是早期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之一，这张照片在广州的清朝官员当年生活实际的大量细节信息。早期西方摄影家以“他者的观看”所关注的中国社会事物，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毕竟靠了照相机的光学物镜的“客观性”，为实证中国历史质感，提供了宝贵的记录图献。

　　外国摄影师米勒拍的在广州的清朝将军照片，你想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照片，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清朝官员的实际情形吗?我们可能从画像或者文字描述或者清朝官服上了解一些东西，你很难想象到当时人们的形象细节，他们的面目表情，以及所在的庭院环境。没有这些照片，我们很难在头脑里想象出实际细节，摄影的意义就在这里了。所以大家往往不太了解摄影记录的历史意义，我们对摄影史尤其纪实摄影没有引起重视的时候，例如我们今天过来的淮海路，还有你们每天经过这些道路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变化，但从不同时期的照片上来看，那些变化是很大的。当时看没有什么可拍的，时过境迁了时候，被忽略掉的细节，就显出非常有存证的意义了，那涉及到多的方面，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方面面。

汤姆逊和两个清兵 1871年厦门 佚名者拍摄(或为自拍像)

　　这张照片上左边的这个人就是汤姆逊，这个人进入中国从南方到北方详细而大量地拍摄中国事物。前面提到的比托最早拍摄北京城，汤姆逊也拍摄了北京，后来有图谋的摄影师基本上都到北京拍摄了，因为它是中国清朝政权的首都。汤姆逊这个人很重要，很多留下来的中国历史影像都是由他拍摄的。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ason,1837-1921)，苏格兰摄影家、地理学家、旅行家，是最早来到远东旅行的摄影师之一，他用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1867年10月汤姆逊在香港开设了商业照相馆，四年中他奔赴中国的许多地域，拍摄了大量的中国社会影像。1872年回英国后整理出版了专著《中国及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在中国的摄影史上，约翰·汤姆逊被认为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

　　“在汤姆逊深入内地拍摄的过程中，作为商业摄影师，没有外国部队的保护，并且不只是和中国上流社会(官员和富有阶层)打交道，汤姆逊拍摄的更多地是普通的中国人，这就要克服内地居民对摄影的恐惧。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照相机会把人的灵魂带走，摄影者甚至被认为是死亡的预言者，尤其对一个来自异国的白种人更为恐惧。汤姆逊亲看眼见有些中国人跪下哀求他不要把他们的影像乃至生命抓走，还有一次他在广州拍摄古塔时，被人抓住推到江水里，幸亏被两个好心的中国姑娘搭救才得以逃脱。”

　　中国摄影史学家吴群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书中，如此评价约翰·汤姆逊：“1868-72年间，从香港启程，带着一支手枪和八个背负笨重照相设备的‘苦役’，到中国内地和台湾岛去长途旅行摄影，拍摄了数百幅照片，并及时编辑成集，在英国出版发行。这两个摄影师(注：另一人指费利斯·比托)一百多年前在华所摄的照片，已成为西方的一些历史博物馆、美术展览馆和和图书馆的珍藏品，至今仍不时展出或选刊，以供人们观赏。他们当年在我国旅行摄影辛勤工作的事迹，赢得了各国摄影史学者的重视和好评。西方摄影评论家称赞他们是“伟大的摄影探险、现代旅行报道摄影的先驱。”是早期“最勤奋的摄影师之一”，是“使用木制照相机的真正先驱和具有坚强意志的摄影家”。

　　中国摄影史学者仝冰雪如此评价汤姆逊的中国摄影成就：“我们应当真诚感谢汤姆森，他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

　　汤姆逊当年对拍摄的中国影像有效的传播，不仅使他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摄影师在室外拍照 1890-1900 佚名者摄影 顾丹尼(Dannis Crow)提供

　　摄影术传入初期，中国摄影先驱们为在中国建立和推展这门新兴的实用技术，付出开山的努力。致使在摄影诞生后十余年时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焕发出摄影的萌芽，促动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

　　这是某个外国人拍摄的中国早期摄影师的工作情形，当时还是在清朝时期，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感光材料要求速度非常慢，必须在室外强烈的阳光下才可以感光，所以那时候的照相馆不可能是室内的。你看搭的景就像舞台。而且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都是照相馆的照相师，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进行营业性拍照的。

罗以礼自拍像 罗以礼(1802-1852)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藏

　　这是罗以礼，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文字记载他是中国著名的照相师，但留下来的作品很少，这是他的一幅保存下来的自拍像照片。

　　对于摄影术的运用，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用以刻画自己的形象。对于摄影师身份的人，不必借助他人之手来自己为自己拍照，此乃自拍像的起始原因。既然自拍像几乎是伴随摄影术的发明而出现的拍照方式，那么自拍像也会自然而然地显现的摄影传来后的中国人身上。

　　十九世纪中叶，摄影术传入中国。早期的中国摄影师也如同西方摄影师一样，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自拍之道，于是在晚清年代，留下了摄影先驱罗以礼(1802-1852)和邹伯奇(1819-1869)的自拍像照片。邹伯奇的自拍像衣冠楚楚，而罗以礼的自拍像却赤膊上相。中国人最早的自拍像，竟然会呈现如此截然不同的摄影师自身形象，也许意味着这个行当之兼具“士”与“匠”的双重性质。

　　罗以礼(1802——1852)，广东省新会县棠下乡溪村人。关于这位中国早期摄影师的史料存世稀少。仅见两幅罗以礼拍摄的人像作品：一幅“自摄像”，另一幅“广东老妪像”。 想必在中国照相业的发祥地广东拍照人像的第一代摄影人里，照过自拍像者未必少有。但可见的存世这一桢，是为最早者，影像虽然模糊，主人公罗以礼当可以此著称。

邹伯奇自拍像 邹伯奇(1819-1869)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收藏

　　邹伯奇(1819-1869)，字一鄂，又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他一生博闻强记，从事过多种科学研究，“尤精历算，能套率中西之说而贯通之”。1844年完成了《格木补》和《摄影之器记》二篇与摄影有关的学术著作。他的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制器精巧，与西人所谓重学，光学、化学相连”而独能“深明其理”。

　　邹伯奇乃一摄影奇人，他既能掌镜拍照，又能自造器材;他既熟练操作工艺，又通晓著书立说。中国早期摄影前驱辈中能如许者，大约唯此君而已。幸运之至，留存下来的邹伯奇文物中包括一件影像清晰的自拍像玻璃底版，中国摄影史得此稀罕瑰宝传世，实有荣焉。

　　据《中国摄影史》记载： 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曾派人到南海县泌冲乡邹伯奇故居进行调查，收集有关他的摄影遗物和遗著。在其住室阁楼上，发现还保存着装有水银的木罐，长方形的木盘以及骨质漏斗等，可能是邹伯奇生前照相时作为水银蒸发显影用的器物。此外，还找到一个他本人设计制造的木质照相三脚架和四块残破的玻璃底版。其中一块底版为邹伯奇肖像，以祠堂石阶作背景，他坐在凳子上，身穿白长衫，手执白团扇，是在乡间试拍的个人小照。根据现存的照片和遗物推断，可知邹伯奇当时使用过银版法和安布罗法(AmbrotyPe)。在残存的手稿中，有题名为《小照自述》、《自照遗真》、《亦闲公小照》、《云岩二兄小照》的赞象词四首。“平常容貌古，通套布衣新。自照原无意，呼之有如神。均瞻留地步，觉处悟天真。樵占鳖峰侧，渔居泌水滨。行年将五十，乐道识纤尘。”这首《自照遗真》题诗，是他晚年给自己留影遗真的证明。

　　这个邹伯奇是中国摄影史特别有名的人物。还有一个争议，就是有人认为，邹伯奇很有可能是在西方发明摄影术的同一时候，也在中国独立地发明出了摄影术。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摄影史就有跟西方摄影史并驾齐驱的资格了。但最新的摄影史评论认为，即使有这种可能，但毕竟找不出能够实证的凭据。尽管邹伯奇在那个时代的确制造出了自己的照相机和照片，但是还需要取证他在做这样的事情时，确实是在没有获知任何西方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孤立地做出来的成果。

　　我觉得摄影史很严肃的一点，就是摄影史是用实证存在的事实来说话，这个特别重要。中国流行的有些摄影思想和摄影观念，很多是闭门造车的想当然，往往是从逻辑推导和定义概念推导出来，而不是以事实的证据为论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关心一下最近再一次掀起的纪实摄影争论，也包括可不可以PS的问题。关于纪实摄影的争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之所以对此不太感兴趣，是因为每次的争论，都是由于对整个摄影事物了解的欠缺，每次都是从低层次开始，然后不了了之。过一阵子媒体缺少热点了，就可能再次开火同样的争论，完全是缺乏常识的周而复始，基本十几年来的争论，都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例如对可不可以PS的问题，PS的照片是不是真的之类的争论，看似很热烈，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次一次都必须重新从ABC开始谈，每次都从A开始，然后我们谈到C，很多无知者无畏的人你跟他讲到这个道理，他才觉得这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的问题，他对摄影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又达不到，就退了，就没了。媒体一看这个项目创作不下去了，就不了了之。过一阵子又冒出某个无知者无畏的人来，把以前的热闹又扯一次，媒体又开始渲染出一个讨论的热点，从A开始普及常识，又是到了C的层度，就又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又有人邀请我参加讨论了，我说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如果你好好看摄影史，加深对摄影整体的把握，如果你了解摄影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它是什么性质的话，有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即便我们讨论也得从超越ABC，往EFG更深的层次谈才有意义。但这类话题对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来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了解，实际上较劲PS不PS的这个概念，对摄影爱好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觉得好好看一下摄影史，你觉得对理论问题有点兴趣，愿意参加这种讨论，那就讨论讨论，没有兴趣就不必参加。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摄影理论远不如摄影史更值得关心。

　　邹伯奇是中国摄影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现象，邹伯奇的实践就涉及到摄影史问题的判断。有个写《中国摄影史》的英国人认为，不排除邹伯奇独立发明摄影术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能够实证出邹伯奇在西方发明摄影术的时候，他也具有这个独立发明的实力的话，这可是震惊性的爆炸信息了。但人家讲不排除这个可能，还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摄影术毕竟在1839年已经宣布发明了，而且1844年的时候，也就是跟邹伯奇同时代的时候，摄影术已经传入中国了，如果拿不出实足的证明，证明邹伯奇没有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那说邹伯奇独立发明摄影术的观点，就很难成立。

Lai Afang (赖阿芳)自拍小照 苏格兰肖像博物馆藏

　　广东人阿芳Lai Afang (1839——1890)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专拍人物肖像的照相馆。他雇佣了一个葡萄牙人做助手，以招揽从欧洲到香港旅游的洋人。香港在19世纪下半叶飞速发展，各国侨民杂居，人口迅速增长，照相馆盛况空前。据资料统计，1860至1877年的十多年间，在香港就有11家照相馆因生意竞争而破产。阿芳的照相馆，却在同业竞争的风浪中一直稳居于各店之首，他去世后由其后代继续经营直到1941年，竟然持续营业达82年之久。

　　阿芳被公认为摄影技巧一流，约翰·汤姆森曾赞扬“赖阿芳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表现晚清风俗社会的照片的复制品于2008年在北京图书馆展出，展品大多出自其时访问过中国的欧美名家之手，但其中亦有署名“阿芳(Afang)”的中国人(可能是唯一的非西方摄影师)拍摄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阿芳超越将摄影当成一种营生的普通摄影工匠的地方，与西方人的交流似乎使他产生了在其所属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价值的愿望。

　　阿芳在艺术上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洋人摄影师的照片构图总是希望脱离直线或垂线，这与中同人的审美习惯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拍摄肖像照片，则要求画面的平衡和对称。他主张肖像照片在造型和画面处理上，不应完全按照自然中的面貌，应该按照国人的审美习惯做必要的适度调整。显然赖阿芳拍摄肖像的观念，是受到中国传统视觉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为顾客拍摄的肖像照片，不仅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它所体现的中国风格也给予外国人以异国情调的新鲜感。

　　身为中国人的阿芳，一生的摄影成就为西方人所重视。以至于这位杰出的中国摄影先驱在史册上留下的确凿名字惟有英文的Lai Afang，而他的中国姓氏究竟是“赖”、“李”还是什么，却不得而知了。摄影师阿芳首先被西方肯定，也说明我们中国当时虽然有了照相术的普遍发展，但是对自己本身的摄影史现象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这方面准确记载和研究。阿芳是一个广东人，在香港开了照相馆。这是中国摄影史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现象，摄影术作为一个西方事物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第一代摄影师都是照相师，但照相师本身没有把摄影当做一个文化表现，主要作为一门手艺和生意。当时的现象就是这样，他们就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摄影人。

慈禧太后像 1900年代北京 勋龄 (1876-?)摄影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结在摄影术诞生之后的时代，从而在视觉再现方面，避免了沦为一部依靠遗物和文字记录复原的景观或形同神话的古代传说。清宫摄影不仅凝结了以慈禧为首的一批皇室成员和中国近代史开篇时重要的出演者们的形象，而且是两千多年整个中国封建帝制的缩影。慈禧对入宫摄影师的宠爱，与早时康熙、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等宫廷画师的信赖颇有几分相似。将皇宫生活诉诸影像，为两千余年君权神授的神话立此存照，这已是仅有的机会。在彩色摄影面世之前，手工上色的慈禧照片，炫示了皇家照片拍摄制作的非常之华贵与精美。

　　摄影独一无二的解神秘化功能，则为慈禧们始料未及。当普通中国民众既不是通过语言文字，也不是通过传统帝王画像，而通过摄影或电影影像而接触了解到皇帝、皇室成员及他们的生活，传统观念赋予“天子”及其家族的神圣和神秘属性，便从人们的意识中被冲淡、或驱逐了，以至荡然无存。

慈禧太后化装观音菩萨 1900年代北京 勋龄 (1876-?)摄影 故宫博物院藏

　　舶来的西方摄影术传入中国，“奇技淫巧”的照相事物从民间感染到皇家，正是这样一条迥异于西方模式的生态线索，牵系起了中国摄影发展的命定脉络。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所兴师动众拍摄的扮演观音图像，给中国早期摄影一举提供了登峰造极的超常表现。作为一个中国政治史上以极端保守著称的帝后，她在个人生活上的出奇开放以其独特的照片显像而蔚为奇观。

　　中国清朝皇室之于照相的亦庄亦谐传奇表现，在世界摄影文化史上实为一绝。慈禧太后(1835—1908年)这位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政治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尤可称道之处在于，若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摄影创作”，其实是自打照相事物被引进皇城，一国之尊的慈禧太后一上手就洋为中用地照出了风采、照出了水平，而且创造性地照出了艺术、照出了经典。就摄影这个新生事物而言，慈禧不但欣然接纳，而且为之执迷到了发扬光大的境地。

　　就此而言，中国皇家照相的摄影表现，不但起点高超，而且成果显著，足以代表中国摄影史的一脉不同凡响成就。如果探究中国“观念摄影”的创意起源，应可追溯到慈禧装扮观音聚众照相。这件看似荒诞不经的照片，实则是一例将西方摄影术(工具)与中国传统意识(观念)融会贯通的绝代奇迹。

　　于是后人无不以惊奇诧异的眼光，观赏到清宫秘照的非凡风采。慈禧神来的创意观念、勋龄精湛的摄影技巧，如此珠联璧合的拍照搭档，构成一对千载难逢的“绝配”，映现于中国人摄影史册的开篇位置。照相的耀眼光闪犹如一记敲响大清即亡的丧钟，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极端专权黑暗中绽放出一朵妖艳的隽永奇葩。

　　我专门研究清宫摄影这一段比较有趣的事物，由于它本身就是故事性的，我就把它当做故事讲了。慈禧太后这个人相传是非常保守的，但实际上关于她有很多争论，从一些历史事实看，她也可能是当时最时髦的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摄影术传到中国以后，老百姓和民间甚至清朝的大臣都在抵制，而一国之主的慈禧太后却变成了一个头号的摄影迷，而且我认为慈禧太后之于正规摄影史、甚至世界摄影史，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清宫摄影在中国摄影发展史真正很有代表性，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途径，除了民间照相馆以外，一下子就进入到宫廷里面的最上层。这幅慈禧太后扮演观音的照片，里面就含有现在所谓的行为艺术和观念摄影，这场由慈禧太后亲自编导的拍照大事，在清宫档案里有详细的记载，哪天去拍、用什么船、怎样的行头、慈禧太后怎样打扮，等等具体事务，都事先计划好、准备好了，实际就是现在的行为艺术和观念摄影的搞法。而且这个主意就是慈禧太后要干的，所以属于一种自拍像的拍照形式。

　　据此中国摄影史实，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中国摄影的起点特别高，高到极点了。当时最高层的人物、最有名的人物，最优良的设备、最优秀的摄影师，此后再能够做这种规模的摄影实施就是很难设想的了。而且我们从行为艺术的角度来讲，能够于此媲美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个是空前的创举，而且总导演也是毛泽东本人。

慈禧御用摄影师勋龄 拍摄时间地点不详 或许勋龄本人的自拍像

　　摄影术于十九世纪中期从西方传入国都北京时，曾被清朝昏庸老臣和皇亲国戚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异端邪术”。称所照相片，“非目睛之水，即人心之血”。用镜箱对着帝王取影岂不“冒犯龙颜，丧失尊严和体统”。因此，紫禁城内不许照像，摄影器和摄影师都难于进入宫廷。到本世纪初，情况才稍有改变，有个在海外学会照像的人被召进宫闱，专门给慈禧太后拍照，这人就是清末的著名摄影师勋龄(1876-?)。

　　秦瘦鸥曾于1936年介绍说：“勋龄现年六十岁……他是承袭他父亲爵位的人，在西太后当国的时候，很受过宠遇。他还是一位前辈的摄影家，对摄影学极有研究，凡慈禧一生所照的像片，没有一帧不是他照的。此刻在北平过着很舒服的寓公生活”。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的慈禧，迫得加强了对外交流。在法国出生、嫺熟西方礼仪的德龄被重用为御前女官，深得慈禧信任。1903年德龄推荐曾在法国学会摄影的其兄勋龄进宫为太后拍照。以至于而今故宫博物馆所藏的清宫照片，几乎皆出自是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御用摄影师之手。勋龄在法国所学的军事专业回国后没能派上用场，旁骛的摄影手艺却意外得以大放异彩。

　　这就是那个勋龄的照片，他父亲做过清廷的驻法国大使，他在法国学习军事的同时，也掌握了当时在西方兴起的摄影术。在随着父亲回北京的时候，就把摄影术带进来了。裕庚家的三个子女，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勋龄的妹妹德龄是进宫给慈禧太后当翻译的女官，因而引荐了勋龄得以进宫给慈禧太后照相，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御用摄影师。勋龄还有一个小妹妹在巴黎学芭蕾舞，回来成为中国的舞蹈家。从这一家人对慈禧太后的影响事迹看，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甚至在接受西方时尚方面，还是非常时髦的人物，她对许多西方文明的物质享受的东西都接受了。所有故宫保存的慈禧太后照片，据说都是勋龄拍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按照规矩所有人见到慈禧太后都要下跪，一律不许戴眼镜。勋龄刚开始给慈禧太后拍照的时候，是跪在凳子上对焦距，他还是个近视眼，鼓捣支在大三脚架上的那么大的照相机，很不方便。于是慈禧太后特别开恩，让他破例不用跪着，可以站着，还可以戴上眼镜，来操作照相机。就因为摄影，居然就把封建王朝的礼节规矩都给改变了。

皇宫的太监总管 1886-90年 北京，梁时泰 (生卒年待考)摄影，顾丹尼提供

　　十九世纪末天津开为商埠后，租界洋行扩大，照相器材大量进口带起天津照相业迅速发展。南方照相业者伺机流入，光绪初年(1874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梁时泰照相馆”。

　　光绪十一年(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赴天津巡阅海防，特召梁时泰和德人来兴克拍照。梁时泰从业多年，技法熟练，所拍北洋舰队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使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1880年代梁时泰专为清朝王室大臣拍摄肖像照片，尤其为醇亲王拍摄了各式照片，遂得“清代宫廷摄影师”之称，相当于中国第一个兼职官方摄影师。

义和团民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1900年 北京 佚名者摄影 故宫博物院藏

　　义和团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民间团体，其前身在义和拳等民间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成员为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以反对外国侵略为旗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被慈禧太后利用作为宫廷斗争的工具，最后遭到剿灭。

　　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结果搞出了历史惨剧。这幅照片是义和团员在北京菜市口遭砍头处死前赴现场的情形，像这样的照片非常有意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拍的，但这样的照片得以留下来，就是义和团运动非常重要的照片了。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历史事件的周全细节，否则只能通过文字进行想象，或者由相关绘画了解情况，细节部分不但损失，而且绘画作品无法达到摄影照片的可信度。

谭鑫培剧照像 约于1905年北京 拍摄者不明 华辰影像拍卖提供

　　1892年，留日學生任景豐在大柵欄開辦了“豐泰照相館”，這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館，雖晚于上海，但主要業務面向國人，因此影響頗大。1905年，“豐泰照相館”拍攝了中國第一部无声電影《定軍山》，此前，大觀樓已開始放映西方電影，雖然只是5分鐘左右的短片，但現代攝影術帶來的震撼效果，深深感染了北京人，人們摩肩接踵，使交通經常堵塞。《定軍山》的公映，成為一時之盛。

　　任景豐这人也许是先于勋龄，是中国的第一个在外国学会了摄影、又把摄影技艺带回中国的留学生。1909年，豐泰照相館毀於火災，北京最早的照相館至此遺跡無存。据中国老照片研究者仝冰雪考证：“以前人们认为(这张照片)是丰泰照相馆1905年所拍摄，但都没有直接证据，根据是谭鑫培之孙谭富英在街头购得的这张照片，但照片没有贴在硬纸板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丰泰所拍。而这张源记拍摄的照片从照片和背板的粘合程度，照片和背板的污渍程度看，不可能是后期贴上去的，而是当年粘合在一起的，至少说明这张照片是当年源记印制的，另外，这张照片来源为溥仪家族后人家传，造假的可能性不大。但照片是否是丰泰当年所拍，而源记所翻印呢，操作上是有可能，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点。两家照片馆当时是竞争对手，应该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侵权，因此可能性不大。有关拍摄时间，我们推断是1905年左右，基本是尊重了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电影诞生时间的研究结果。”

　　刘钢认为：考究这张照片到底是不是当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电影《定军山》的剧照的现实意义有多大呢?它的学术意义可能不小，但即使将这张非剧照但与剧照年代、内容高度近似的照片当作那部电影的剧照，似乎也没什么不可。

　　徐家宁认为：这张照片是不是洗印出来的第一张或第一批，目前无法肯定。据了解电影《定军山》的胶片已失，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张照片)它无论在中国电影史、摄影史、戏剧发展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实物史料。

溥仪和婉容玩照相机 1920年代初 北京故宫，佚名者摄影，故宫博物院藏

　　据说珍妃是清朝宫中最早把照相引进紫禁城的皇室人物，她和光绪帝在宫中拍摄过照片。由于慈禧太后逼死珍妃、软禁光绪后，也把他们的照片给销毁掉了，所以漏网留下来的珍妃和光绪照片极其稀有。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的人生命运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凡其一生大事几乎皆与照片有干系。从1908年三岁“儿皇帝”的登极大照和1917年复辟的即位大照来看，远不如前朝的慈禧照片有气势。清朝覆灭后的逊帝溥仪沦为闲人，他在故宫的闲散生活中好上了摄影，于是许多日常纪录式的留影照片，无非与市井平民的外照在形式上类同。只是在皇家宫阙里百无聊赖优哉游哉的拍照气度，是为民间摄影爱好者所可望而不可及。

　　说溥仪生平“最擅长：照相”，倒是很有意思。从流传下来的由溥仪亲手拍摄的照片看，他不过是个平庸的“发烧友”而已。比起前辈慈禧，他除了会亲自操作照相机，照片成品里既少佳作，更无经典。大清覆灭，连曾经辉煌一时的皇家摄影也顿时有气无力了。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在和婉容大婚后，他们二人忽然对摄影入了迷，购进几架照相机，终日爱不释手，很快学会了拍照。

　　婉容和溥仪都是顶级的时髦人物，这对末代皇帝皇后，已经被废掉了，在故宫里没事干的时候，就变成了头号摄影发烧友。那时候的照相机已经是使用胶卷的小型相机，溥仪和婉容正在一人一个玩着。参加这个活动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溥仪在3岁登基时就留有照片，这位末代皇帝是中国所有皇帝里唯一的一生都留有照片记载的非常皇帝。

醇亲王载沣访德国返途经过上海南京路，1901年，佚名者摄影

　　这张不知道什么人拍摄的照片，跟上海的发展历史直接相关。这是我在国外的英文书里面找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照片。1901年清廷的醇亲王载沣访德国返途经过上海南京路，可见当时的上海滩已然是西化的水陆码头，街头的华洋人等与中西风格的建筑，呼应着访欧归来的清朝王爷的轿子，中西文化于此光景正预示着什么呢?后来发生的中国事情之错综复杂与光怪陆离，这张照片暗示的似乎是某种只可意会的朦胧隐喻。你看上海南京路当时的时候，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无法想象出当时的具体情形，1901年的上海南京路是这样的，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建立最早的一条商街，乃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上海真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城市。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相关中国历史的照片，都属于对摄影和中国摄影做整体了解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也就是常识性的东西。大家以后看摄影方面的书，我觉得看摄影史以更广泛了解摄影的发展过程时，要有一个放松的姿态，不是说看了摄影史的书，就能学些怎么用光之类的小技巧，更重要的是了解摄影史，才可以使你对摄影有所总体性把握。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也能让你对自己的拍照选择有一个清醒认识，哪怕是下意识的认识。因为摄影涵盖面太广了，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对摄影的某一方面感兴趣，就可以从哪个方面深入摄影，这很重要，可以避免一窝蜂千人一面的懵懂拍照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