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狄源沧先生 不能忘却的记忆 傍晚，我常坐在太平洋海滨，遥望故国的方向。人生中过去的许多往事，随着海上日落后的苍茫，涨潮般悄然浮起。独处的光阴淘历着生平的记忆，在中年时节，许多过去只道是寻常的事物，被回忆之潮汐荡入思绪，显出非常的雋永意味。 好上一桩事物，爱之深切，每每又是沉潜于生命的不经意间。持之以恒如抽丝般，舒缓着如日常生活，伴时光度过一生。又每每是在不经意间，留传下了一份文化的积淀给后人。许多在生前不事声张的人物，在作兴刻意宣传的政治社会和流行夸张妙作的商业社会，常如一件件过时的物件，轻易地便被惯以成败论英雄的势利俗世给遗忘了。 然而，无论是喧嚣与沉默、堂皇与卑微、浮华与苍凉，最后都会平铺地摆在历史和时间的面前，等待评判。于是，许多曾经不在意的事情，默默地于时间之浪的冲刷以后，终于放射出不寻常的生命光泽，成就为世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终其一生在中国摄影文化领域埋头耕耘的狄源沧先生，我视其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今人已无视并不耐所谓当“人梯”的做学问精神，以为对一桩学问，可以凭自以为的高明说词，便一鸣惊人或者一步登天即能占据到学术殿堂的显位。当虚怀若谷已成迂腐，海纳百川已似愚谈，耐下心来以几十年的一生为代价认真踏实地做学问，甚至能够以十年冷板凳的积累打学问基础也嫌太久。在如许急功近利的时世，甘做中国摄影文化“人梯”之关键一个梯级的狄源沧先生，一生里矢志不移地埋头做着他热衷的摄影文化传承之事，直到燃尽生命的最后一丝烛芯。 历史有意，时光无情，生前每每以英雄与寡人自居的多少“大人物”、“大腕儿”、“大名家”，只消被时光的利刃轻刮几下，便剥落掉金玉其表。而生前以常人之态认真做人做事的多少平常人士，经时光的犀利之手拂去表象的粗砺，逐渐呈现了非凡的珍贵本色。中国摄影文化的实际成就，必然要靠一级一级的“人梯”接力提升。狄源沧先生为中国摄影文化殿堂铺铸了基础的一块阶石，能够在每一梯级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部件，当然就是中国摄影史上必然的史迹人物。沧海桑田，方显出英雄本色，狄源沧当之无愧。 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英雄未必是那些挂着耀眼桂冠的偶像，真英雄往往都是勇于逆流而上的志士。狄源沧先生去世后，从公布的个人履历上看来，发现他的社会处境每况愈下。 自从青年时代背离国民党高官家庭，走上追随共产党的建设新中国之路，狄源沧先生历任《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中国摄影》杂志和《中国乡镇企业报》的编辑，如此在官本位社会里“无长进”的经历，颇为耐人寻味，是狄源沧先生本人自愿的与世无争，还是被排挤到迫不得已? 无论如何，狄源沧先生遇险阻而不畏惧、经磨难而不自弃，怀抱文化的火种伺机传播。尤其是在文化肃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狄源沧先生骑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为北京的一批青少年摄影爱好者担任义务学术讲座，真正地发挥了一个摄影文化人的本份作为。 与“四月影会”同期出道的“朦胧诗人”北岛，在其散文《艾伦.金斯堡》中对跟狄源沧先生同代的美国诗人如是评价：“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狄源沧先生为摄影文化的一生，虽无《艾伦.金斯堡》那般响亮的名声，但是颇有同样为坚守志向而以一介布衣之身与王者势力对峙的骨气。在狄源沧先生为中国摄影文化铺设基石的同时，也以其非凡的行动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摄影史册的独特地位。 春雨润物细无声。从中国摄影史里程碑篇章的“四五运动”摄影和“四月影会”活动的史迹中，都可以找到狄源沧先生甘为“人梯”和铺路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那一批摄影文化受惠人中的有良心者，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狄源沧先生默默播火的事迹，在送别狄源沧先生的朴素葬礼中，也有他们告别恩师的身影。 鲍昆以《安魂曲》为题描述了狄源沧先生的葬礼情景：“在舒缓轻柔的安魂曲中，吊唁的人们悄悄鱼贯地进来，在铺伴着鲜花的灵台前默哀，……不多不少七、八十人，不紧不慢的致哀程序，不长不短的吊唁仪式；没有过分的悲恸，没有原本就不该来的人，更没有权贵的阴影和惯常拿死人作秀的戏剧表演，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惟有安魂曲轻柔地穿梭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之间。” 然而，我分明在那安魂曲的平缓音调里，感觉得到狄源沧先生至死无以甘心的壮志未酬之深沉的遗憾。本来，以他的才华、学识和勤奋，是足以为中国摄影文化做出更加殷实的贡献。可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狄源沧先生困在众所周知的时代束搏之中，难以尽情施展他的学术志愿。于心不甘是那一代有志于学问者的永生憾事，那是一种蹉跎岁月里无边的寂寞与孤绝。尤其是当死亡逼近的时候，一位理想主义者对告别人世时理想无以实现的冰冷现实，心里会有多少无以排解的不甘。 狄源沧先生以超然的学术立场，以身做责地展示出他个人的摄影文化观念和人生观。我认为，中国摄影文化领域极缺的就是这样具有人格力度的批评精神。狄源沧先生的人品，就是针对摄影文化批评的具体注解，他表现出的学术品格，就是对摄影界庸俗习气和行帮派头的鲜明反对。真正意义的摄影批评，不仅是做做文章，更应当是一种人格精神的体现。在这个方面，狄源沧先生切身做出了一位堪称知识分子所应有的道德表率。 献给前辈的敬礼 我属于被“文化大革命”荒废了学业的那一代人，因为不甘心被愚弄，一直坚持自学。在我自学摄影的路上，全靠私下里阅读一批前辈学者的著述而走将过来。我视这些素未谋面的前辈为师长，正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脊背为后人搭起“人梯”，我们才能站上一个高度了望摄影文化的壮观风景。所以，我怀着感念的心思，由衷地向那些拯救我辈于无知的前辈们致敬。《感激狄源沧》是我的此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初稿写于1995年10月，不知何故，媒体未予发表。同系列的《怀念吴群》、《谢谢谢汉俊》，都曾顺利发表。 1999年夏我回故国，获《永远的四月》一书，得见吕小中文章提及狄源沧先生当年义务讲学的事迹。返家翻出《感激狄源沧》初稿，于当年12月续写二稿，寄出后，仍不得发表。此前我曾嘱托与摄影界前辈相熟的《大众摄影》杂志编辑王大莉，前往访谈尚且健在的摄影老人们，以免向来不受摄影界重视的宝贵历史事实无谓流失消亡。期间特别强调狄源沧先生乃属必访之人。2002年5月我获得在《人民摄影》报写专版的机会，于是将完稿有年的《感激狄源沧》再投，遂在当年10月得以全文发表。12月收到王大莉来信，谈及此事： “写信时，我的旁边就放着10月16日《人民摄影》报剪报复印件《感激狄源沧》。这是狄公送我的，他复印了多份，连同他写的一篇答谢你的文章，分送给来看他的好友。可惜答谢你的文章复印件已送完，底稿也没有，我没看到。狄公说下次我去时，他另写一封信托我转交你。 “从十月初，我多次电话找狄公，他都不在。十二月七日，我又打，他接的，说话很吃力，告诉我他已看到你的文章，让我快快到他家，最好第二天就去。去年我就想采访他，但他拒绝了：‘你还是先抢救老的吧。’这次这么急，我怕他身体不好，第二天拿着录音机和照相机到了他家。他的病情已稳定，这是第三次脑梗阻了，他很庆幸自己又被抢救过来了。 “一见面，他就让人找出剪报复印件送我。高兴地说：‘这辈子，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客观公正地介绍我，谢谢王瑞。’他的话，我想录下来，以后交你听听。但他不让，也不让拍照。他说话吃力，怕录音不好听。上面写给你的这句话，是我用本子记下来的他的原话。这是在他病重时对他最好的慰藉。他说每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太苦闷了。你的这篇文章，无疑是一副绝好的振奋剂，既疗精神，又疗身体。现在他已接受国内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写《世界摄影之旅》。他不能动，口授，由学生记录整理。有事干了，他很高兴。” 不曾想，我的一篇拙文，会给当事人造成如此的影响。能如此，我对已经深表自己敬意的用心与行动，颇觉满意。其实我写出的只是个人对前辈的一片感想，自认为那些对中国摄影文化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些人，应当引起摄影界人士的尊敬。却不曾想，对这些埋头干实事的辛勤耕耘者，摄影界却少了本应有的公正评价。不期然地我把这事做了一下，竟然令病中消沉的狄源沧先生出如许的感触来。 我至今尚未见到狄源沧先生写给我的文字，得他的信也已无可能，对于这位前辈，是我应当谢他。我曾是听他讲学的众人中的一人，他并不认识我。我谨以这篇文章，做为答谢他曾经在我久旱贫知的心田耕云播雨的感激之情。却不曾想，此文对他临终前的心情，竟会产生振奋和安慰的作用。我能做的，只不过就是在狄源沧先生坎坷人生的结束时刻，为他无以甘心的终生遗憾，化解出一丝慰藉而已。狄源沧先生应能想到，他一生的努力和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已然在后代摄影人的心里发芽、开花、而且结实。 踏着前辈的足迹薪火接传 狄源沧先生辞世之前，希望得到的只是一个“公正的介绍”而已，这样的希求愿望实在不高。对狄源沧先生，我能做的，只是报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激之心，明言自己的感想，同时也希望后人们能记得有恩于已而不求回报的前辈学者。他们实在是在艰困的人生中，付出的很多。但是在其生前，所处的社会却吝于惠顾这些不事张扬的笔耕不缀者。我写的系列怀念前辈的文章，只想以已之力，为那些不应被忘记的前辈，在其身后替他们讨个公道。 至今，从事摄影文化译介工作，仍旧在摄影界非但不受重视，而且这项付出心力大、收获利益少的艰辛行当作业者，大有被冷落的处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几乎所有颇有成就的当代摄影人，都会如饥似渴地关注相关译介的信息，吸收学术营养。另一巨大反差是，拍照的摄影者一旦中奖，便是成千上万的金钱收入。而埋头笔耕翻译者呕心沥血的优质文章，却只能得到与套话连篇的平庸文字滥写者等价的低廉稿酬。 当问及其同事对狄源沧先生的印象时，获知有人对他的看法竟是：“狄源沧总爱追索稿费。”这其实是明眼人极易辨别是非的公案，且不说稿费多少，既然使用了人家花心血付劳力译写的文章，却迟付人家应得的稿费，进而对人家的问讯心生反感，却把失职之错倒打一耙到人家身上，这乃是实足的无赖作风。可见，狄源沧先生曾经的遭遇，绝大多数的译介写手都有过领教。何况，至今摄影媒体所代表的甲方，跟译介作者的乙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权宜不平等，实为阻碍中国摄影文化发展质量的一大明显弊端。 摄影媒体刻薄对待译介写手的状况，跟本来就人数极其有限的，近乎业余为之的志愿者们的奉献，形成令人寒心的反差。摄影界人士总是不服“摄影界没文化”之批评，然而从对待译介写手这样的文化人的吝啬态度来看，难道算是有文化的表现吗?在单一买方市场的独断专行现状下，译介写手的付出与收益严重失衡，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实在是对摄影界有没有文化问的切实检验。 前辈译介写手狄源沧先生的个人遭遇并非偶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狄源沧先生的一生际遇，即是做为知识分子的摄影人的具体缩影。我认为，狄源沧先生的生平遭际，乃是中国摄影文化生态的一个典型标本。对狄源沧先生的研究，可以破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摄影史书写所回避不掉的历史存在。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中国摄影史，不可能是政治宣传的标兵榜或是大腕名利的排行榜之浅薄罗列。对于狄源沧先生这样杰出的摄影文化人的公正评价，实为考察一部中国摄影史书写质量的严肃指标。 狄源沧先生逝世后，才得知他年青时即参予创办“北京大学摄影学会”，他在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主编出版发行《摄影网》教材书籍。这些事实都是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史实。狄源沧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中国摄影史人物已无庸置疑，对狄源沧先生生平作为的研究，实际牵涉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摄影文化史的重新认识和深层探讨。 中国摄影界有文化吗?如果有文化，何以象狄源沧先生这般从实践到文论到译介皆为行家的难得摄影人士，会落得那般下场?狄源沧先生从年轻时即通晓外语，对译介外国摄影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他一生中只是在抗美援朝时去过一趟朝鲜。改革开放以后，摄影界有大拨的人潮公费旅游全世界，而绝大多数人走马观花回国后，只是占够便宜一走了之。偶或有游玩归来的媒体人在自家报刊上发些观光式的敷衍文章，居然还有稿费外快收入。而狄源沧先生这样精通外语、并且为译介外国摄影文化事物奉献终生的卓越人士，却没有轮上哪怕半次的出国访问机会。 试问：这公平吗? 2003年3月30日，76岁的狄源沧先生与世长辞。一位理想主义的孤独灵魂，心有不甘地走完了他的坎坷人生。 在译介西方摄影文化事物这一领域，我曾深得狄源沧先生的启蒙，而后我自觉地与他同行……在这支线细如丝不成队伍的行者行列里，我们这一些形单影只的人自愿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今，狄源沧先生撒手人寰，在孤独寂寞的笔耕路上，又一位前辈停下了脚步。当初我沿着前辈们踩出的曲折小径，上路前行。我望着开路者们的背影健行起自己的脚步。零散的同路人可能终生素不相识，仅在互阅发表的译介文章的字里行间相逢相会，甚或因而成为精神世界的知交知己。这是一条以心血为代价的文化探险之路，在送别每一位同道之际，踩上他们停止行进的足迹，在没有花环和掌声的文化莽原上继续游历……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我明白，对前辈的最好纪念，就是接过他们手上的火种，踩着他们的足迹，去继续那条世代相连古今绵延的文化传薪之旅。 2003年4月 《人民摄影》2003.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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