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轲老师二三事

  迟轲老师二三事

　　杨小彦

　　广州美院老校区大门，傍晚，只要是阳光天，几乎都可以见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安详地端坐在轮椅上，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当中不时会有人和他打招呼，寻问他是否认识自己。大部分情况下老人都能准确地说出其人之名，让打招呼的惊异而喜悦。久而久之，这成了一道景观。可惜，2012年的3月29日，这位老人走了，一道人们所熟悉的景观也随之进入了历史。

　　老人叫迟轲，著名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去世时年已八十有七，多年病痛缠身，腿脚不灵，但却头脑清晰，记忆力超强，一点老人家的糊涂都没有。他去世前三天还参加了加拿大老华侨画家、也是广美老毕业生陈田恩的艺术展览。人们对他的离去没有多少心理准备，

　　我是迟轲老师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4年考入广美，跟随迟老师三年，毕业后常有来往，最近几年还不时去他家与老师聊天，受益良多。当年同学还有邵宏和李行远，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卓有成就的西方艺术理论的学者，是广美在这一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的中坚力量。从任何角度来说，迟轲老师都是我进入艺术理论领域的引路人，至今我都认为在某种气质上我与我师有共通之外，比如重视文笔的流畅，坚持深入浅出的叙述，努力阅读英文原著，这些都是当年就学时老师常常教诲的内容。

　　1984年入学不久，迟老师和学生聊天，谈起上课事。他说：课是没什么好上的，主要学英语，做翻译，通过翻译来读书。这话平常，但对今天的学生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迟老师说没课好上，这是真话。三年研究生，他就没怎么跟我们上课，倒是经常请学生到他家聊天，甚至吃他亲手做的美食。而且，聊天也不是谈美术，多是文学，以及对历史的个人观感。反倒翻译做得不少，几个学生再加迟老师本人，居然翻译量有七十万字之多，最后结集成《西文美术理论文选》，从古希腊到20世纪，有学者的言论，也有艺术家的自述。临到学期结束了，他就直接给我们成绩。后来我也做老师，发现现在的学生喜欢问，上这一门课有什么用?我害怕这样的问题，不仅无法回答，而且，实用到愚蠢的程度，根本就不应该去回答。这是应试教育的结果，说明有很多学生不明白，具体的技术好学，思维与研究方式，以及抽象的思想，尤其是涉及人生境界与历史传承这一类问题，上课一点意义都没有。

　　和迟轲老师聊天，话题散漫，范围很广。回想起来，有三类事印象深刻。一是文学。一聊才知道迟轲老师在文学的素养，尤其是散文，品味极好，阅读量也大。他告诉学生，他原先想当作家，因为学过绘画，所以就转而从事艺术理论了。这一点与我极为相似，也是学画出生，同时热爱写作，也就转而从事评论工作了。迟老师强调，不管写什么，首先文笔要好，文章要流畅，内心要有读者，千万不要不懂装懂，更不要故弄玄虚。这一点至今我仍然牢记，并且实践不缀。一是读书。如何读书迟老师倒不多说，他却说起了书价的昂贵，说起自己年轻时对书籍有多少的盼望，可那时有很多书卖不起，尤其是美术书，只能羡慕之，响往之，真的弄到一本，对之珍爱，像宝贝一般，竟然爱不释手。迟老师蓦然谈起鲁迅的小说《孔已己》，那个穷酸而可怜的文人，不无自嘲地说，读书人，总是那个样子。我听着，尽管对文革也有经验，但还是太年轻，无法完全理解迟老师的深意，尤其对孔已己的感叹。我知道，迟老师肯定是有所指的。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备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的境遇和鲁迅笔下的可怜文人又有多少区别?迟老师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甚至，我以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地位还不如鲁迅所描述的年代，那时文人还能够在小酒店里自斟自酌加自嘲，解放后大凡倒霉的文人(其中有倒大霉和倒小霉、先倒霉和后倒霉的区别，但都是倒霉)，最合适的地方，不是监狱(比如胡风)，就是农村，或者干校。反正都是受监督的地方，是劳动改造的场所。迟老师还好，经历过所有知识分子改造的事，多少保住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但其中的代价，又有谁能够明白?他不说，我们也不好问，但其中的相通，却是实实在在的。

　　迟轲老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表现在对美食的向往。读书不久，一次，迟老师邀请我们几个学生到他家，他要亲自下厨做饭给我们吃。学生不胜惶恐，以为老师动手我们坐享其成，有违师道尊严。迟老师却说，他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手艺。晚上，我们应邀到了迟老师家，他准备的菜倒也平常，但的确精致。我印象的是炒鸡蛋，迟老师不无得意地强调，炒鸡蛋不容易，首先蛋要搅拌得均匀，其次是火候一定要够，再其次是油要够热，三样齐备，这蛋才炒得像样。果然，迟老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炒蛋，口感就是与众不同，恍惚间还以为是在著名的饭店里品尝美味。迟老师还是传统京剧迷，唱的是老生，声音宏亮结实，尤其是唱《空城记》，有板有眼，是广美学期结束师生联欢时的绝活，大受欢迎。他的绝配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于风老师，于老师打二胡，迟老师唱，大家屏住呼吸，认真欣赏，每次都会获得雷鸣的掌声。

　　研究生期间我谈恋爱，未来的妻子是个军人，她的领导居然要学院开证明过来，然后才能批准我们维持关系。迟老师一听我的请求，二话不说，提笔就写，好话写了一大页纸，让我颇为惭愧。1987年毕业，全体研究生留校，就我一人离开学院去出版社工作，迟老师其实是希望我能够留下，但他同时也颇为尊重我的选择，并没有怎么阻拦。工作以后，常去美院找迟老师聊天请教，说东谈西，颇为自在，成了一种常态。99年底我移民国外，一呆就是五、六年之久，回来后听说迟老师病重住院，于是去看望。在病房里，我看到迟老师躺在床上，显然病得不轻。他一看到我，一把拉住我的手，大声说：“小彦，你回来看我了，我很高兴。”，说着，眼泪不禁涌出眼眶，我也眼睛潮润。一会，迟老师问我爸的近况，我说，父亲刚刚去世。他听了就沉默。我父亲自《羊城晚报》创刊以来，一直是“花地”的主编，迟轲老师认识他，彼此有过文字交往。

　　后来迟轲老师回到家里，我和美术史系的老师一起去他家小坐。迟老师坐在轮椅里，很高兴我们过来。他说话大声，解释说：身体尚好，就是耳背，听不清楚。我们大声和他说话，说一些学院和社会的事。此后，迟轲老师常常坐着轮椅在学院各处转悠，不时会参加学院的一些艺术研讨会，每到他参会，大家都会腾出空位，让他坐好，让他首先发言。他自然是声音宏亮，直如铜钟，让我不时想起他唱《空城记》的嗓门。那里有一股气势，宽厚而深远。

　　迟轲老师发病急促，走得很快，年八十有七，算是长寿。之前他还参加了一个老华侨画家陈田恩的画展，算是广美老校友的系列展之一。他真是活到老做到老，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所热爱与所献身的艺术。迟轲有一本文集叫《寻回忘却的美》，仅题目就表明他一生的志向，那就是把真实的美寻找回来，永驻人间。要知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已经忘却了这一份美。

　　20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