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1966-1976

我的少年时代：1966-1976 

杨小彦

　　今天的少年恐怕无法想象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的普遍情形。那时，我刚读小学不久，突然之间就不用读书了。不仅不用读书，突然之间，我们平日所敬畏的老师，也是因为家访而多少心生怨恨的班主任，给批斗了。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批斗。批斗原来是，突然有一天，老师被一群大人押上了讲坛，然后喝令她低头，说要“交待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动罪行”。现场那种无以名状的兴奋，夹杂着少年的无知与困惑，眼睁睁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暴力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是有人向老师吐口水，接着就刮她的耳光，啪啪啪的，吓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个启蒙的老师(一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朱尚熹，中年女性，认真，对不听话的孩子颇着急。可惜，我就是她心目中那个不太听话的学生之一，整天上课讲话，还胡乱画东西，从书桌到黑板。朱老师为了改正我的错误，就去家访，告诉我父亲，结果很简单，我一到家，父亲就冲过来，一下子抱住我，拿起拖鞋就往肉肉的屁股打去，我则自发地嚎啕大哭，胡乱挣扎。自然，每一次这事发生时，母亲就会过来护着我，纠缠中，母亲的手不免也给打了几下。有时会发展成父母的吵架，我则悄然开溜。老师家访，让我回家成了漫长的路，一步拖一步，不肯及时到家。后来干脆在回家的路上，用红砖块画大幅漫画，是一个大猪头，然后躲在树后面，得意地看着朱老师踩着我的漫画走过去。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我最早的绘画兴趣，原来是这样产生的。

　　那阵子我住在广州沙面，就读沙面小学，学校规模虽小，但质量还是上乘的。读书和文革一起到来，书读不成，革命成了日常事情，小孩心就散了，一散，再想收拢回来，不太容易。刚好文革前我们搬家，搬到人民中路广州日报后面观绿路和诗书路交界的“五层楼”。按理我要转学，但我喜欢沙面，因为那里有童年记忆，所以宁愿每天坐电车上学，甚至走路，也不愿转到附近学校。

　　在学校看到批斗老师。很快，这批斗就到了我们家。父亲和老师一样，突然成了“牛鬼蛇神”，据说罪名是“文艺黑手”。有一天我回家，看到楼上家门口有很多红卫兵，正不知出了什么事，在楼下就给姐姐截住了，不许我回家。她带着我，还有我大哥和二哥，四个人一起晃荡在黄昏时分的街道中。我记得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慢，天已经黑了很久了，才回家去。到家后一看，我吓了一跳，大部分家具都不见了，桌子、床、柜子，包括柜子里的书，只有几张椅子还在。家里一片狼籍，母亲紧张地收拾着，父亲则一声不哼，坐在一边沉默，神情很阴郁。第二天我就病了，发高烧，有几天。醒了以后，左眼上眼睑居然不再灵活，无力地搭拉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有机会“整容”，让医生拉一刀，多少恢复了模样。

　　批斗成了那个岁月的常事。有一天我终于意外地看到批斗我父亲，他被人押着，两手涂黑，拿着铜锣，边敲边自我漫骂：“我是文艺黑手！我是文艺黑手！”我赶紧逃离现场。我不清楚自己当时的情绪如何，只是一片茫然，甚至一片空白。父亲在我心目中是威严的象征，他不苟言笑，让我敬畏。父亲又是我的保护人，每当我的两个哥欺负我，他只要发现，就会凑他们，尽管事后换来他们更厉害的报复，但我仍然不时使用这项“特权”。现在父亲不太回家了，于是“保护”成了空话。幸好哥哥们也忙着革命，不再欺负我。二哥最让我佩服，他年龄不大，却和同学一起去偷解放牌大货车，然后在人民路上飞奔。姐姐参加红卫兵到处串联，二哥却拿了家里的钱，到北京和武汉“旅游”。只有大哥老实，少有“可怕”举动。我太小，不是在街头瞎逛，就是呆在家里，常常用铅笔在白纸上涂抹，不时临摹连环画《三国》里的人物，然后拿给同伴炫耀。自然，那《三国》早就残缺，是文革前出版的。

　　很快文革就进入派性相争的日子，社会上出现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他们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像父亲这样的首批“牛鬼蛇神”，反而显得有点清闲了，有时间呆在家里。有一天，父亲可能喝了点酒，有点兴奋，大声地朗读着一首什么旧诗词。读毕，他看着我，说要教我读这些东西，要每天给我讲解一首。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给出的第一首，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头一句就吓我一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此这一句就印在我心灵里，至今难忘，每每有什么感叹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吟唱起来。我的旧诗情结就是这样，让父亲种下了第一颗种子，然后随年龄而成长。

　　1968年初，社会上不知什么缘故，流传着一些让人胆颤心惊的消息，说韶关的监狱犯人出逃，不少南下广州，扰乱社会秩序。整个广州突然像疯了一样，大家都动员起来“联防”，大部分街道的入口都堆起了沙包，甚至连人民路这样的大马路也不例外。晚上不时有巡逻，拿着铁管做成了长矛。我们家有一只铝盆，于是分配任务，晚上一旦听到远处报警，就敲打发声，好传递消息。有一晚特别紧张，从远处传来消息，说坏人已经现出，有放毒的可能，每家准备好肥皂，用厚布包裹，放在口罩中，捂着嘴就可以预防毒气。我看着母亲着急地准备着这些东西，不知如何才能把那肥皂放在口罩里，然后戴到脸上。幸好是虚惊，投毒事件没有发生。

　　我记得第二天是个阴天，早上出门，发现海珠路和大德路交界的墙壁上，高吊着一具年轻男尸，穿着白色衬衫，胸口有个大窟窿，显然是水管长茅捅的，血从那流出来，染红了半个身子，远远看去，一半红一半白，特别有绘画性。至今我都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时间久了，像一幅油画，惨然而陌生，有一种遥远而宁静的恐惧。

　　那一天我和一帮同龄朋友从人民南走到了珠江边，沿路数落着死于夜晚的不幸者的尸体。原太平戏院门口一株树上，吊着一具女尸，头穿了个大洞，上衣给绳子拉起，露出半截肚皮，惨白而又惨白，是一种我至今也没有再看到过的色调。

　　恐怖像一阵风一样刮起又消失。1968年，大概领袖厌倦了发动年轻学生进行无休无止的争斗，发现他们继续呆在城里，只会增加混乱，于是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那时父亲已经没有自由，关在正式的“牛栏”。我记得大哥要下乡了，去雷州半岛。走之前，母亲陪着去看父亲，我也跟着，在“牛栏”的一间房子里。不一会，父亲出现了，一脸怆然，后面跟着守卫。父亲表情严肃，所说全是革命套话，不是“努力学习”，就是“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类。末了，父亲脱下腕上的手表，递给了大哥，算是送他下乡的礼物。我记得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在那年代算是贵重的东西了。姐姐下乡走得更远，是海南岛的白沙，种橡胶。她连父亲也见不着，母亲不能回来，就我一人相送，在广州珠江边上，我目送她上船。很多年以后，姐姐告诉我，船离开江边时，我一人伏在江边栏杆上，哭了。

　　我是否真的哭了，至今没有印象，也许是哭了，也许没有。回想起来，好像没有那样悲戚，但姐姐说得确凿，我也就认为的确是哭了。少年流泪，算是一种刻骨铭心。不过，那个年代让人刻骨铭心的事太多，以至于许多生活中的事到了无法刻骨也不太铭心的程度。

　　二哥聪明，在可以要求下乡时却出人意料地留下来继续读中学。毕业后他成了工人，再后来成了进驻学校的工人老师，再后来更成了大学生，尽管是“工农兵学员”。文革后续读研究生，最后是博士，然后去了英国，回来则当上了教授与博导。

　　那个年代的政策是，家里只能一人留城，其余必须下乡。就这样，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便像大姐和大哥那样下乡去了，只是不再去遥远的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而是就近，广州郊区的从化，一处叫民乐的地方，是茶场，叫“民乐茶场”，距离县城街口有十来公里远，位于北边，往佛岗的方向。那时，由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老师写信给领袖，述说知青可怕的现状，受到了重视，于是知青政策有所改善，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下乡不再以学校为单位，而是由父母所在单位组织，派“带队干部”跟随我们，以防在农村真出事时无人关照。

　　有很多知青写回忆文章，尤其是下放到边疆的知青，他们的经历大起大落，曲折苦难，自然写得动人，常常让人产生想哭的感觉，弄得我们这些后期知青，呆在城市边缘，几乎无话可说。其实，认真想起来，苦难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心境而已。现在想来，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被迫跑到农村，早就没有了热情，接受“再教育”是假的，只有满溢的荷尔蒙，在拍拖成为非法的岁月里，成为没有目的的发泄源泉。

　　发泄的重要方式除了不时地打群架以外，主要是和当地农民不讲道理地纠缠，其中之一是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不管成还是不成。由此而产生的小型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了。那时我们广州知青最有力量的话是：“烧你的房子，然后回广州去！”当然，我下乡四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知青只是过嘴瘾而已，根本没那胆量。但本地人却对这话当真，因为他们的家就在村子里，全部财产就是一座可怜的土坯房子，真给烧了，还如何活下去？而知青逃回广州，却千真万确，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本地人说不怕，那是假的。

　　那时从化真穷，离广州一百公里不到，就穷成那样，颇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受教育”。那时我们拿工资，一个月24元，一年后32元，对于本地人就是“富豪”，知青自然成为销售对象，尤其到了荔枝时节，农民推着单车，后面装两大箩筐的新鲜荔枝，来到知青住地做买卖。荔枝一到，知青就成群结队地围上去，说要试一下味道，你一粒我一颗就吃起来。农民受不了那么多人去“试”，但又不能完全制止，于是发火。更有甚者，知青挑荔枝，几个人同时进行，其中只有一人喊着给钱，其余大模大样拿走，农民追问，还没问出来，这边就缠着算账，或者争辩说早已付过。反正现场一片混乱。农民后来学精了，再次过来时便带着小孩，好盯着知青的举动。可没一会小孩就大哭起来，无法行使“监督责任”。无奈，农民又走远一些，让知青一个接一个过来。每当这时，知青全都不去买了，于是农民只好妥协，于是趁机的事又再次发生。只是，几次博弈后，趁机少了一些而已。更有甚者，农场开车去运化肥，开车前已经和司机商量好，专门路过荔枝树，然后停在树下，车上的我们拼命摘树上的荔枝，及至农民举着锄头冲过来喊“捉小偷”，他们快到时，车就开了，我们在车上向他们扔砖块，高喊那句著名口号：“烧你的房子，再回广州！”

　　就这样混到1976年，算起来下乡居然有四年多，人心早就不在农村，而是忧虑今后的出路。9月9日是一个阴雨天，电台突然传出凄厉的哀乐，原来领袖走了。当时内心茫然，一个从小就熟悉的名字，在那一天成了历史。可历史好像不那么容易完结，历史的纠缠比我们和农民的纠缠要残酷，要复杂，要血腥。不久，毛夫人给抓起来了，“四人帮”从革命者一下子变成了最坏的人。幸好那个年代好人变坏人太多太快，所以也不太上心。我记得有一天突然通知全体知青到广州去，参加盛大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那天我却忧心忡忡，因为脖子上长了一只瘤，圆圆的鼓了出来，是出来参加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不小心摸脖子给摸出来的。我没有参加游行，母亲带着我到广州工人医院求治，一位老医生认真摸了许久，喃喃自语，说是“甲状腺馕肿”，内出血造成肿胀，要马上住院动手术。下午我已经身着病服，父母走进病房看我，母亲眼圈发红，我问出了什么事，母亲说没事，过几天开刀割掉就好了。第二天我自己出外买了本讲甲状腺肿瘤的书，一一对比自己的症状，才明白母亲眼红的意思，朦胧感到了生命的脆弱。

　　住院十几天，并没有开刀，因为瘤子变小了。变小了就肯定不是癌。住院期间除了读甲状腺的医书外，就是阅读刚刚出版的《鲁讯日记》，枯燥乏味，其中发现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不太喜欢洗脚，否则日记怎么会不时写上“濯足”？又发现他经济条件不错，常常要出去上馆子“小酌”，尽管和朋友一起。

　　少年时代毫无诗意地结束了，出院是其标志。重新回到农场，发现农场比医院还枯燥乏味。我宁愿住院，也不愿意去做农活了。才一个月不到，农活就变得无法忍受，这说明变化是从内心开始的。1978年春天，我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成为邓 小 平时代第一届大学生。告别农场那天，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多数农友没有考上大学，他们仍然呆在那里，目送着我的离去。送行仪式很草率，但在我眼中，原来熟悉的一切却突然陌生起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实在的感觉，明白自己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群人，与眼前的一切了无关系。

　　年过半百之后，才知道当时的感觉不对，一切原来都是有关系的，摆脱不了。

　　 2011-12-12-祈福新村 应某杂志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