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里程碑:国家地理学会125周年纪念特辑

“凡是将《国家地理》杂志视为人间一大奇迹者，都引颈期盼这本书的诞生。它解答了许多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的问题：他们是如何拍到那张照片的？不危险吗？谁会想到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竟有如此美景？它也回答了许多新闻工作人员在拿到新鲜出炉的《国家地理》杂志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角度昵？”
——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晚问新闻节目主持人

作者：（美国）莉雅·宾达威瓦（Leah Bendavid—Val） （美国）罗伯特·A·索别谢克（Robert A.Sobieszek） （美国）卡洛·纳加尔（Carole Naggar） 译者：黄中宪 梁永安

莉雅·宾达威瓦（Leah Bendavid—Val），是一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作家及策展人，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深编辑，曾著有《宣传与梦想：20世纪30年代苏联与美国浮光掠影》（Propaganda＆Oreams：Photographing the 1930s in the USSR and the US）、《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百年摄影经典》（National Geographic：The Photographs）及《变化的现实：近代苏联摄影》（Changing Reality：Recent Soviet Photography）等。
罗伯特·A·索别谢克（Robert A.Sobieszek），曾任纽约州罗切斯特乔治伊士曼摄影博物馆图片部主任，目前担任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著作包括《乔治伊士曼摄影博物馆馆藏摄影杰作》（Mastorpiecesof Photography from the George Eastman House Collections）、《相机1：摄影自画像》（The Camera hPhotographic Self—Portrait）。
卡洛·纳加尔（Carole Naggar），获奖作家及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兼教师。其文章收录在《启示：19世纪50年代至今曾撰文论述摄影的女性》（llluminations：Women Writing on Photography from the 1850s to the Present）中，她还曾与人合编《外人眼中的墨西哥，1850—1990》（Mexico Through Foreign Eyes，1850—1990），并以此书和弗雷德·里奇（Fred Ritchin）一起拿下“金光奖”（Golden Light Award）“最佳摄影史书籍”奖项。她还曾撰写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的传记。

6序论：奠基（莉雅·宾达威瓦）
28 1888—1930：创新与可能（罗伯特·A·索别谢克）
84 珍藏作品──金矿中的宝石
96 1931—1950：大萧条、战争与色彩（卡洛·纳加尔）
146“自然色”──彩色胶片的突破
156 1951—1970：陈窠与变革（安妮·荷伊）
212深海探秘──海底摄影
226 1971—1990：写实主义和个人风格（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294具有强烈特质的摄影师──个人观点
308 1991—1999：想象力的延续（弗雷德·里奇）
372从海底到高空──新科技
384致谢

序论
奠基

撰文／莉雅·宾达威瓦

我们生活在《国家地理》的世界里，一个美好的、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一个缤纷多彩之地，异域风情的部族和令人称奇的荒野生命平和、自由地生活在让人屏息的山水间。这种影像化的世界观是国家地理学会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以无比的热情搜罗各式各样的照片逐渐建立起来的。学会的照片档案至今仍在不断扩充，照片数量已超过千万张，有刊登过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吉尔伯特·霍维·格罗夫纳（Gilbert Hovey Grosvenor）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传奇总编，也是学会多年的灵魂人物，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意识到，震撼性的图片对社会大众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从各种渠道不断为《国家地理》杂志搜集照片。他大量刊登这些照片，并且勇于尝试各种新的印刷技术，甚至会在到世界各地旅游时亲自拍照片。国家地理学会无与伦比的档案室里收藏的照片可谓包罗万象： 从俄国沙皇时代的古老幻灯片，到20 世纪初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E. Peary）在北极探险时留下的惊心动魄的影像；从19 世纪美国西部的全景照片，到20 世纪20 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珍稀画面； 从摄于平流层探险气球上的鸟瞰图， 到摄于深海的海底景观…… 本书中将会介绍许许多多对《国家地理》杂志具有“ 里程碑” 意义的图片（ 其中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
在格罗夫纳对照片的热情熏陶下， 他的儿子梅尔维尔（Melville）也迷上了摄影。之后， 梅尔维尔又把这份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尔伯特·M·格罗夫纳（Gilbert M.Grosvenor）。如此一脉相承， 根深蒂固， 即使在学会经济最拮据的几个时期， 或是内外流行思潮改变之际， 也始终不曾动摇。当年轻的格罗夫纳决定开始在杂志中使用照片时， 曾遭到许多学会理事的强烈反对。他的孙子， 也就是前任学会总裁、现任理事会主席吉尔伯特坦言：“20世纪初， 知识分子并不重视摄影。这个议题在理事会上被引爆， 但争议点其实不只是摄影。真正的症结在于要不要把地理知识传播给非专业的读者。照片是导火线，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本杂志正逐渐转型为大众刊物，而非仅限于学术界，而摄影恰恰和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不过，学会一旦决定开始采用图片，就全心投入、义无反顾。《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对于每次由图片所带来的轰动效应深感震惊，因而认为读者应该也会想知道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于是，早期的文章会详细介绍在极恶之地摄影的各种风险、技术创新背后的匠心独具，甚至如实记录某一异国奇闻所带来的单纯喜悦。长长的图注让摄影师有充分的空间为自己的作品发声，这么做不仅取悦了读者，也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例如，足迹遍及全球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W·罗伯特·摩尔（W. Robert Moore）于1937 年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以南的奥斯里普村（Oslip）拍了一张土风舞者的照片（左），其图注如下：

……我在满是尘土的庭院里，又是站又是趴地猛拍。他们脚上粗糙的靴子踢起尘土，连衣裙和衬裙窸窣作响；他们随兴起舞，欢快至极，我也深受感染。

这张照片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许多图片一样，有过生命的第二春。它被人从图片库里翻出来，重新刊登在1963 年10 月号一篇为庆祝学会成立75 周年而制作的名为“《国家地理》浪漫传奇”的报道中。这张重生的照片说明了科技如何能使一张褪色的图片恢复原有的色彩。新的图注颂扬了这项成就：“……这张35mm 的幻灯片……自1938 年4 月初刊以来已经严重褪色，但这一缺点早已解决。”为照片修正色彩被认为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具有双重的目标：复制真实，同时将成果夸张地展现出来。人们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当时的编辑惊诧于科技所能造就的美感和色彩的多种可能性，因此从来不曾将色彩修正视为斧凿之作或失真的呈现。毕竟在那个时代，追求科技创新本身几乎就是一个目标。
但在庆祝75 周年时，《国家地理》杂志也正走出一段持续了将近10 年的低迷期。新老交替之际，传承者在情感和后继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棘手。《国家地理》杂志的资深员工大部分都是在年轻时被学会的使命感和探险活动吸引，从而投入这项事业，并且在此安身立命，长期奉献，终至定型。
托马斯·J·阿伯克龙比（Thomas J. Abercrombie）是梅尔维尔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招募的六位新晋摄影师之一，他算是阅读《生活》杂志（Life）长大的。事实上，激励他和另外几位新人投入摄影事业的正是《生活》杂志和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划时代杰作里的那些新闻性照片，以及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人类家族”展览。
截至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用小型相机拍出表情自然的新闻照片已有20 年历史，但《国家地理》杂志使用35mm 的徕卡相机，却纯粹是因为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胶片。学会痴迷于科技带来的美感和色彩的无限可能，因此和照相制版厂商合作，开发最先进的彩色印刷技术。《国家地理》杂志的工作人员完全沉迷于彩色，因而忽略了35mm 相机携带方便的特性—— 可以打破使用大型相机时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藩篱。阿伯克龙比刚来时，学会里那些50 多岁的摄影师也都用35mm相机拍摄彩色照片，但目的只是为了让编辑在原本都是黑白图片的报道中增添一些色彩。他们的模式就是让主角摆好姿势、控制构图，虽然有些作品还不错，但这种手法已经非常老套。
1957 年，阿伯克龙比奉新任图片编辑吉尔伯特·格罗夫纳之命，前往黎巴嫩进行他的第一次海外采访。他和所有《国家地理》摄影师一样，带了黑白和彩色胶片以及各种相机和镜头。在年轻活力的驱使下，他带着发自内心的热情投入这次任务，《国家地理》杂志从来不曾在一篇报道中收到这么多的作品—— 超过150 卷胶片。
“吉尔伯特·格罗夫纳当时很困扰，还给我发了电报，”阿伯克龙比回忆道。“光是数量本身就让他难以招架。他们原本预期会有十几卷彩色胶片，所以我其实拍16 卷就可以交差了，而不是150 卷。”杂志社的工作系统根本处理不了。当时的流程是这样的：收到胶片后交给冲印室，将黑白和彩色胶片洗成一张张小照片（非印样），然后送到图片室，让工作人员一一贴进相簿。“我回来看我拍的东西，结果看到一大堆册子，里面贴满了看起来很难看的照片。”阿伯克龙比如是说。后来总算建立了新的系统，是有印样的。“但老人总觉得那是在浪费胶片，”阿伯克龙比坦言，“任何摄影师只要有足够的胶片，总会拍出一张好照片── 就像给猴子一台打字机和无限的时间……”
阿伯克龙比在《国家地理》杂志效力了将近40年，其中大部时间都在为罗伯特·E·吉尔卡（Robert E. Gilka）工作，本书后半部分的大多数照片都出自吉尔卡聘用的摄影师之手。近40 年前吉尔卡就开始招募摄影新兵，直到1985 年左右一直这样做。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妮·格里菲斯·贝尔特（Annie Griffiths Belt）的摄影师，她于1978 年加入这个团队，几乎算是一个意外。此前一年，贝尔特任职于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小报社，无意中接到吉尔卡打来的电话。吉尔卡问她：吉姆·布兰登伯格（Jim Brandenburg）在吗？她说不在。吉尔卡接着问：你可以到大约96 千米外的一个县去拍一场雹暴吗？她说可以。结果她拍的照片被采用，她也因此有勇气将自己的作品集寄过去，为自己在《国家地理》杂志觅得一份工作。“这就是吉尔卡的作风，”贝尔特说，“他喜欢寻找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在对方身上看出某种潜质，然后加以琢磨。他就是这么打造这支团队的。”
吉尔卡麾下的摄影师大部分都经历过实习阶段的磨练。“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得到‘实习’这个构想，但我一上任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而且将它变成常态，每年招收3 个夏季实习生，”吉尔卡说。“到现在应该有上百名了。埃默里·克里斯托夫（Emory Kristof）是其中一位，威廉·阿尔伯特·阿拉德（William Albert Allard）也是， 还有布鲁斯· 戴尔（Bruce Dale）、山姆·艾贝尔（Sam Abell）、吉姆· 舒格尔（Jim Sugar）、德威特·琼斯（Dewitt Jones）—— 就是一大群我基于某种原因而相信的人吧。”
不过，当《国家地理》杂志在1957 年初次邀请吉尔卡到华盛顿特区的学会总部担任图片编辑时，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放弃他在《密尔沃基月刊》（MilwaukeeJournal）的图片编辑工作。他拒绝了这份邀请，因为他觉得学会的摄影事务牵涉到太多人，有太多的层级横亘其间，不符合他的个性。当时杂志社有8 位图片编辑，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处理黑白照片，另一组负责彩色照片，两组各有一位主管，这两位主管上面又有一位图片主编任总管。杂志文章经常同时运用黑白和彩色照片，这意味着一群理念不合、作风互异的编辑必须一起工作。有时会有人闹到连续好几天互不讲话。
1958 年，梅尔维尔终于说服吉尔卡到华盛顿担任黑白照片的图片编辑。当时梅尔维尔仍和往常一样，安分地辅佐事业心旺盛的父亲，等待自己独担重任的一天。1957年格罗夫纳终于退出舞台，继任的梅尔维尔立即大展身手，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一本全彩杂志—— 每期144 页，每页彩色编印。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这是荒谬且不可行的妄想，但梅尔维尔心意已决。他亲自推动一项结构性的大变革，改变了图片编辑的作业方式、胶片的冲印流程，以及图片编辑与外派摄影师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负责审查不断增加的归档胶片，让摄影师不必浪费宝贵的实地工作时间，图片编辑也不必浪费创意的编辑时间来进行技术审查工作。不用说，梅尔维尔的彩色构想如愿以偿。这是技术上的一大里程碑，但他还希望《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美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让更多摄影师加入彩色摄影的行列。
1963 年， 第一任摄影总监、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摄影师吉姆· 高波德（Jim Godbold）离职，到《大英百科》工作，于是梅尔维尔询问吉尔卡是否愿意补上这个职缺。高波德在职期间曾通过他在“全国摄影记者协会”（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Association）的人脉聘用了几名摄影记者，包括温菲尔德·帕克斯（Winfield Parks）、托马斯·尼比亚（Thomas Nebbia）、迪恩·康格（Dean Conger）和阿尔伯特·穆尔德维（Albert Moldvay），但他在《国家地理》杂志待的时间不够长，来不及为自己的新角色下定义。事实上这是一份可以发挥无限创意的工作，但当时社内的大部分高层都未曾想到。
“以后国家地理学会的所有静态摄影就由你全权负责。”吉尔卡记得梅尔维尔这样告诉他。“结果我说，这话能不能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于是就这样：有了白纸黑字，吉尔卡接下了这份职务，办公室也发出了一份公告。“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摄影业务都由我负责。我可以出去招兵买马，想聘谁就聘谁 。”吉尔卡说，事隔数10 年，他依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套用他的话，他挟着“这份短笺的号令”，开始打造摄影部门。“基本上我想找的，或者说我当时认为我要找的，就是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人，”他说，“而且我要的是多才多艺的人，因为我不喜欢明星制度。”
吉尔卡多年来招募的诸多摄影师中，最多才多艺的要数詹姆斯·斯坦菲尔德（James Stanfield）。斯坦菲尔德戏称自己有一点受虐狂，不把主题拍到极致，他是不会满意的。他受命拍摄的题材，从梵蒂冈到罗马帝国、从巧克力到老鼠都有。“吉尔卡有本事说服你做任何事，”斯坦菲尔德说，“他只花了三分钟，就让我相信那篇老鼠的文章会是全世界最棒的── 我发着抖走进去，走出来时却很骄傲自己要做这件事。”但在某种意义上，吉尔卡也令斯坦菲尔德感到恐惧，大部分摄影师都有这种感觉。“他的话非常少，”斯坦菲尔德说，“你无法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你其实会感到害怕。但他有颗慈悲心，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他说话时，你就是听着照做。”（有一次，斯坦菲尔德拍摄了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咆哇节 (Powwow)，其中几张照片获得吉尔卡的称赞，但随后吉尔卡就告诉他，以后拍这类照片时要更靠近点，最好进到印第安人的帐篷里，拍摄更私密的情景。斯坦菲尔德照着去做了。）
吉尔伯特·格罗夫纳认为，吉尔卡最大的长处就是他带人的技巧，这点从他支持外派员工的方式可见一斑。“有一次某位摄影师执行外派任务，吉尔卡花了超过一个晚上替他修理家中的水管，”格罗夫纳回忆道，“他总能让摄影师或他们的妻子感觉自己很重要。”对许多第一次被派出国的年轻人而言（《国家地理》杂志最早的摄影师清一色都是男性），他就像个父亲。1967 年以实习生身份入社的山姆·艾贝尔说：“无论你到多遥远的地方，你都觉得他仿佛就在身边。你在天涯海角，他都会送上对你的关注。由于他对你的信任、他个人的正直作风、他的工作习惯，你会觉得自己和《国家地理》杂志紧紧相连。”
不过，艾贝尔也说：“我一直试图达到他的期望，却觉得自己从未成功。我景仰他，却也感到惶恐不安，部分原因是他所要求的全方位表现和摄影题材不是我最擅长或感兴趣的。”其实艾贝尔误解了吉尔卡对他作品的评价。吉尔卡很欣赏艾贝尔较为内敛的色彩和精细入微的构图，若非如此，艾贝尔在他手下也待不了这么久。
许多有意进入吉尔卡团队的摄影师，作品集一送进来就被直接打了回去。20 世纪70 年代初，摄影师迈克尔·“尼克”·尼克尔斯（Michael“Nick”Nichols）在洞穴里打灯，借此“逃避兵役”，后来他把自己的作品寄到《国家地理》杂志。“我吓坏了，”他说，“和国内其他小伙子一样，我也坐在信箱旁等待吉尔卡的回绝信。而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我几乎崩溃。”但后来尼克尔斯和《国家地理》杂志还是越走越近，最后终于在吉尔卡的继任者汤姆·肯尼迪（Tom Kennedy）的牵线下展开了合作。尼克尔斯结合了现场光和闪光灯，带回了前所未见的野生动物照片。他循着《国家地理》杂志与技术人员合作的传统，依照个人的特殊需求打造相机，共同开发经由红外线让动物触动的快门。
从一开始，学会就让想象力和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学会技术人员在1926 年设计出第一部可在水下拍摄彩色照片的相机；1930 年又研发出第一部可以拍摄彩色照片的空拍相机，将处理动作和光线的能力一再提升，并且不断实验新的冲印技术。有时只为了拍一张照片，就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为了照亮美国众议院，技术“怪才”杰克·弗莱彻（Jack Fletcher）把好几台又大又重的聚光灯架在一部手推车上，制造出1 万瓦的亮度。
遥控相机特别受青睐。布鲁斯·戴尔（Bruce Dale）用它拍下一架飞机降落的画面；比尔·克钦格（Bill Curtsinger）用它拍下鲨鱼撕咬猎物的场景；查尔斯·“弗利普”·尼克林（Charles“Flip”Nicklin）则把它绑在气球上拍摄鲸鱼。随着一次又一次特殊任务，遥控相机在快门、打光、精准度方面都日趋精密。1975 年，吉尔卡争取到25000 美元的研发经费，让摄影师埃默里·克里斯托夫（Emory Kristof）和他的两位技术伙伴艾尔·钱德勒（Al Chandler）与彼特·佩特隆（Pete Petrone）用来改良遥控相机的水下光源和设备。克里斯托夫后来之所以能够开创新猷，拍到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得益于社方长期给他足够的资源和自由，让他能够潜到幽深难至的深海，一圆海底摄影的狂野之梦。
通力合作一直是《国家地理》杂志成功的关键。凡是摄影师与编辑之间的重大合作背后都有技术人员的全力支持。摄影师从一篇报道的构思阶段就开始参与，有时还会因为连续两项任务都和同一位编辑合作而发展出特殊的情谊。路易斯·普斯霍约斯（Louis Psihoyos）是个满脑子古怪想法的插画家，专门处理科学题材。他和编辑比尔·杜希特（Bill Douthitt）合作过几次之后，赞赏杜希特的想法比他自己更疯狂。“任何题材到了他手上，他都能变成专家，”普斯霍约斯说，“他会先抱一堆书回家，消化吸收，然后想出伟大的点子。我们会一起列出一份清单。”但要让想法变为现实，偶尔会遭遇一些令人尴尬的局面，这时苦的就是普斯霍约斯了。有一次，为了创作一篇关于睡眠的报道，普斯霍约斯将一头成年大绵羊的标本搬到康乃尔大学一个他设计好的摄影棚内，惊险地悬挂在一张床的上方，然后进行拍摄。接着他把这个标本搬回杂志社，乘车时就把标本放在自己旁边，并奢望其他乘客不要投以异样的目光。普斯霍约斯还曾遭遇险境：有一次，为了一篇关于恐龙的报道，他带了42 箱装备和大约1500 米长的黑色绒布到中国。“当车子在一条颠簸不平的路上行驶时，后座忽然有一个50 加仑的汽油桶爆裂，所有东西都浸满了汽油，”普斯霍约斯回忆，“那种情形就好像载着一枚汽油弹在中国到处跑，而且每一位司机都抽烟。”
虽然吉尔卡希望摄影师能走全方位路线，但还是有些摄影师对某些主题情有独钟：吉姆·布兰登伯格特别喜欢狼，尼克·尼克尔斯（Nick Nichols）钟情猿猴，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喜欢西班牙，劳伦·麦金泰尔（Loren McIntyre）爱拍南美洲，迪恩·康格和格尔德·路德维希（Gerd Ludwig）则是俄罗斯迷。学会本身就会定期重审曾经报道过的题材，摄影师自己当然也会这么做。一旦对某个题材得心应手，要他们一做再做就驾轻就熟。（为了捕捉到最佳影像，让他们在特定领域内待久一点，也是很合理的事）。
有时候，摄影师能带回独特非凡的照片是因为他们倾注了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精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深入细微、刻划入里、面向广泛。回到办公室，摄影师会和一位图片编辑合作，从数百卷胶片中挑出80 张照片，制成一个幻灯片盘供编辑过目。如果摄影师和图片编辑对报道的理念一致，并且通力合作，那么这篇报道依原始构想刊出的几率就很大。
同一篇报道的撰稿者和摄影师有时会各自采访，停留的时间也常不相同，但如果报道要保持统一的观点和论调，双方就必须密切配合。山姆·艾贝尔还补充了另一个理由：“采访地点有可能是荒凉遥远的地方，这时撰稿者可能就是摄影师最好的朋友，”他说，“进《国家地理》杂志社时，我就期待能用很棒的方式和很棒的作者一起制作很棒的专题。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单打独斗的人，对那些自认为是独行侠的人，这个地方恐怕不适合。”
但艾贝尔、哈维、阿拉德和乔迪·科布 (Jodi Cobb) 等摄影师都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摄影风格来表达个人理念。聘用他们后，吉尔卡主导了一场变革，在题材和风格上由多元化迈向专门化。只要能将杂志的利益最大化，吉尔卡就会全力支持，并且允许甚至鼓励每位摄影师尽情发挥所长。继他之后，里奇·克拉克森、汤姆·肯尼迪和肯特·科伯斯坦（Kent Kobersteen）这几位摄影总监都和杂志总编密切合作，以吉尔卡奠定的成功基础为出发点，让摄影师有一个可以尽情挥洒自己的热情和理念的环境。
在摄影科技历经数字化革命的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可能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多年来有这么多的杂志生生死死，《国家地理》杂志何以屹立不倒？从一个世纪前初创伊始，《国家地理》杂志就掌握了兼顾传统与变革的巧妙之道—— 创立口碑、尊重过去、以过去为基础，同时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响应时代变迁，偶尔还要促成改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5 位杰出的策展人将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探讨《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遗产在今日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在每一篇文章后面，我们都会按照他们所探讨的年代展示一系列精选照片。特辑里面所呈现的则是重要的摄影题材与成就，涵盖了《国家地理》杂志的整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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