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吉奥·拉莱（Sergio Larrain）
2012年2月7日早晨，马格南元老级的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Sergio Larrain）在智利家中去世，享年81岁。2013年夏天，阿尔勒摄影节上，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推出了拉莱的大型回顾展；随后9月继续在巴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展出，题为“流浪”。这一系列业内举动足见其在马格南及摄影史上的重要性。
塞尔吉奥·拉莱生于智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赴美留学期间购买了一台莱卡相机，后在欧洲和中东旅行、拍摄，后结识卡蒂埃-布列松并加入马格南，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但两年的巴黎生活后，他厌倦报道摄影回到智利拍摄自己的国家，后遁入山中专心冥想和瑜伽。拉莱生性低调，在世时多次拒绝展出摄影作品，直到身体状态堪忧，才让女儿着手整理自己的作品。曾在马格南图片社工作多年、现任布列松基金会理事的西尔（Agnès Sire）女士与拉莱长期保持信件来往，策划了拉莱的回顾展，让这位隐秘大师的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正是拉莱颇为传奇的人生经历吸引了生活、工作在上海的摄影文化研究者郑菀蓁女士，她受北京摄影美术出版社之邀翻译Thames&Hudson出版的《塞尔吉奥·拉莱：流浪的摄影师》（Sergio Larrain.Vagabond Photographer），中文版即将出版。但由于多语言版本的版面限制，译稿在出版时略有删减，瑞象馆“瑞象视点”有幸受作者委托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全部译稿，更全面地展示这位摄影艺术家的创作和人生经历，以飨读者。今天推出五个章节中的第一章。 等着我，在海洋之门 等着我，在我恒爱之物里 贡萨洛·罗哈斯（Gonzalo Rojas）， 《人之苦难》（La Miseria del hombre）1948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Sergio Larrain）出版了许多他标注着称颂神祇（Alham du Lilah）的小诗集。在他的诗里充分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终极探索：透过禅悟（satori）的法则通往真理，用觉悟来引领自我实现。
生命是每一天的当下， 但无时不刻也随之变化。（注释1）
这些他自己散发的诗集里散落了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今天，拉莱的个性和诗句成为许多智利乃至其他地方的摄影师的灵感源泉。这足以力证，简单的摄影方式能将伟大情感转换为心灵视像。
拉莱那种接近地气的谦卑——表现在他想成为泥土（humus）的愿望中——让人惊讶又感动。他的拍摄方法，凭借着他的阅读和智利及国际的摄影师的作品，也是一个流浪者或者说漫游者的故事，他能够发现事物背后隐藏的意义，解读一个遥远的地理，甚至体会到最远的实际上是离我们最近的。在他高深莫测的迷宫似的作品里，仍然有许多思路值得我们去追随。拉莱在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上指引他非凡的生活。他的旅行同伴、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报道、摄影都证明他的作品有奇妙能量，这些能量也佐证他的视觉遗产的价值。不久前，从山脉吹来的风低声叙说，一代大师拉莱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在2012年2月7日，媒体宣布他在第二故乡去世，终年八十岁。 
塞尔吉奥·拉莱，1931年出生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他的家庭拥有巴斯克血统和坚实的贵族传统。（注释2）在拉莱·埃切尼克的家庭中，作为建筑师的父亲塞尔吉奥·拉莱·加西亚-莫雷诺对艺术的鉴赏力受他的妻子梅丝黛·埃切尼克·科雷亚实用主义的影响。梅丝黛，被家人和朋友称为‘宾阿姨’（Tia Pin），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强势女性。她富有进取精神，多次组织慈善活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五个孩子的性格：路易莎，鲁兹，芭芭拉，塞尔吉奥和圣地亚哥。 拉莱·埃切尼克家族常常改变居所，因此所带来的一连串的事件和回忆都是家庭成员生活中的转折点。他们在圣卡洛斯运河（Canal San Carlos）附近的奥萨大道（Avenida Ossa）上的家，将成为在情感影响力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所房子是老拉莱建造的具有勒·柯布西耶国际风格的建筑。无疑这也是他不断进化的美学思想上的一个标志，几年后，老塞尔吉奥·拉莱认为这个建筑太过理性：“一切都是完美的，才可能，完美到无可挑剔。”（注释3）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平静又富足的生活。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城市的郊区，沐浴在阳光下，被周围高大树林环抱，朝向东方，临近广阔的田地和葡萄园。但是，这个家庭在这里的快乐时光最后以他们最小的儿子悲剧性的死亡而结束，他们最小的儿子圣地亚哥出生于1942年，之后他们从奥萨大道的房子搬走再也没回去过。
老塞尔吉奥·拉莱在1972年被授予智利国家建筑奖，是一位文化名人。他担任过建筑学讲师，后来他创办了智利天主教大学艺术学院，又担任过建筑学院的院长。（注释4）在此期间，他说服大学去获取罗康塔罗（Lo Contador）建筑群的产权，这片建筑位于马波乔河（Mapocho）的另一边和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obal）山脚下。（注释5）在这片建筑里最后面的部分楼房，也是靠近大学的那部分，他把房子改造成传统的殖民地时期风格并作为他的住所。作为拉莱·埃切尼克的家，这个位于佩德罗·瓦尔迪维亚（Pedro Valdivia）北区的大楼也成为当时的知识界讨论现代主义的天然会议室。多亏了老拉莱宽阔的美学感受力，智利现代主义的想法与当时欧洲前卫派的观念不谋而合，在这里得以呈现。超现实主义运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曼陀罗文学集团和画家罗伯托·马塔（Roberto Matta）那些探索性的作品在智利受到强烈的影响，罗伯托·马塔是老拉莱的学生也是他们家的好朋友，他的创造力从拉丁美洲文化模式中获得启发。老拉莱作为建筑师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欧洲的前卫艺术，他家里还收藏了许多带殖民色彩的绘画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文物，所有这些都和当代艺术品很自然地共存。
家里的藏书不仅有关于艺术、建筑和文学的著作，还有杂志和各类参考书籍。年轻的塞尔吉奥·拉莱因此可以深受熏陶，还包括前卫艺术评论（Revue de L’Avant-Garde），《艺术手册》（Cahiers d’Art）、《牛头怪》（Minotaure）、《城市》（L’Urbe）这些出版物，有关马蒂斯和塞尚的作品的书。拉莱还阅读了一些画报杂志：《儿童周刊》（El Peneca）、百科全书《青春的宝藏》（El Tesoro de la Juventad）（被祖母禁止阅读的一种大家庭传承的书籍）和《艺术杂志》（La Revista de Arte），这些书籍出版物都是由当时全国主要和好奇的精英知识分子发起而构成的全新的文化脉络。
从这些藏书送去拍卖之前编辑的目录来看，只有少量的摄影书籍，大部分都是有关前卫艺术的作品和出版物，尤其是有关两位19世纪智利摄影大师的作品的画册。其中一本是《圣卢西亚影集》（Album de Santa Lucia），由本雅明·维库纳·麦肯纳（Benjamin Vicuna Mackenna）撰文，由佩德罗·亚当斯（Pedro Adams）介绍的关于19世纪的一个巨大的城市发展项目的一系列照片，这个项目把一条废弃的石路变成城市中心的景观大道。这个家庭图书馆还收藏了菲利克斯·勒布朗（Felix Leblanc）复制的一大批照片：九本分册里有三册是拍摄1906年前瓦尔帕索来引人入胜的城市风光，和大部分建于19世纪的城市遭地震破坏的景象。除此之后，一些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画册，例如《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1947年）、法文版的《决定性瞬间》（1952年），作者制作的原始照片、《另一个中国》（1954）年、《巴厘的舞蹈》（1954年）和《莫斯科》（1955年），还有布拉塞的画册，例如《塞维利亚的节日》（1954年），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拉莱父子对欧洲摄影的杰出人物的崇拜和喜爱。多年以后，当塞尔吉奥·拉莱谈到对他父亲的情感和解时说到：“是这些优秀的家庭藏书燃起了他对美的追求”。（注释6）
不过拉莱家庭的艺术收藏主要还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文物。传统特色的服饰、玛雅石柱艺术、具有各种文化特征的装饰性的器皿、走廊和家具。对前哥伦布时期文物的这种酷爱之情或许可以从拉莱父亲在1920年代末期在欧洲的旅行经历中得到答案，当时他看到这些立体派、超现实主义和纳比派的前卫艺术家对当时称为“原始艺术”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早几年前很少有人去欣赏的艺术是富有表现、有着形式运用巧妙的能力。“我已经有毕加索、马蒂斯、贾科梅蒂的作品，”他回忆说。“我决定在纽约卖掉他们的作品，为了收藏前哥伦布时期的艺术品。”（注释7）出于对美洲史前那个神秘世界的着迷，老拉莱完全沉浸在那些文化表现的符号形式里，连同他生活的家庭房间里到处放置这些艺术品，感受它们，揣摩它们，拥有它们：“那就是我如何去旅行、如何去阅读、如何收藏它们的开始，这些都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注释8）在多次的旅行中，比如去到帝瓦拉库（Tiwanaku）或是库斯科（Cusco），老拉莱常常带他的儿子随同像历史学家莱奥波尔多·卡斯特多（Leopoldo Castedo）、或者是律师、或者是政客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Carlos Altamirano）这些杰出人士前往，他的儿子负责记录、拍摄。醉心于这些美洲史前的古老艺术品，老拉莱后来描述了他对这些隐含的图案世界的发现：“我感到惊讶，从这些破碎的符号等文物里可以洞察，神秘的过去告诉我某些事深入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土地、可能我们的身份，我的内心深处能感受到它们给我的回音。” （注释9） 这种狂热的爱好完全是个人化的，与此同时父亲离美洲的起源是越来越近，然而他却慢慢疏远了他的儿子。他们的关系时常紧张。他们分享了共同的情感，可是彼此误解的鸿沟也由此开始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当1999年6月27日老拉莱去世，塞尔吉奥前往萨帕里亚尔（Zapallar）参加他的葬礼时，他确信那个不愉快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当小塞尔吉奥·拉莱小时候，他在圣乔治大学的中小学就读，这是一所位于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大街的传统教区学校。他1941年入学，1949年离开。期间他在塔瓜塔瓜的一个池塘摔下去造成了严重的背伤，使得他需要长时间的石膏绑带的固定，这次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习，拉莱不得不以独立候考者的名义参加他的考试。他的同学之一阿曼多·乌里韦（Armando Uribe）——后来他获得智利国际文学奖——回忆起那段时期：“他去圣乔治学院，也称之为圣豪尔赫，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常常去打搅圣十字的教士。他们都彬彬有礼，但没有多少人是有学问的。有些教师很突出，比如我们在那儿的最后两年里，洛克·埃斯特万·斯卡帕（Roque Esteban Scarpa）和马里奥·贡戈拉（Mario Gongora）都在智利大学的教育学院任教。”谈到拉莱，他说到：“埃尔·奎科·拉莱那时很瘦，个子也不高，他走路是用脚尖大步大步地迈开。” （注释10）到了1940年代，在拉莱的中学时期，他的朋友们包括了整个一批未来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尤其是利卡多·伊拉扎巴尔（Ricardo Irarrazaval）和克里斯蒂安·巴尔德斯（Cristian Valdes），以及佩佩·古铁雷斯（Pepe Gutierrez）和阿尔贝托·法布尔（Alberto Fabre）。他们都加入了年轻建筑师内梅西奥·安东尼斯（Nemesio Antunez），随同拉莱的旅行和艺术冒险活动。
中学之后，拉莱觉得是时候了，他要离开那个令自己心力交瘁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环境。他对所有的晚宴邀请、舞会、仪式和琐事等绝大部分的家庭社交活动感到烦躁不安。他逐渐意识到他的优越地位，启发了一段自我反省的困难时期。对他打击最大的是，他被认为是个看不起别人的炫耀者，卡门·席尔瓦讲述说。“他拒绝生活浮华，拒绝居住在富人区的豪宅里。使他不安的是，他的父亲开着最新款汽车四处转悠——但是他喜欢这样。他总是十分矛盾。在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之间来回挣扎。” （注释11） 
中学之后，拉莱反抗他的家庭和当时的普遍规则变得越来越明显。他的脆弱、陷入困境的精神状况源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和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痛苦的世界。1949年，他前往美国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念森林工程学。期间他往来的许多信件中讲述了他的焦虑。这位未来的摄影师是一个不适应环境的人，他没有朋友，他解读不了这个小镇大学的文化密码，当时已经是垮掉的一代的时代，蓬勃的青春活力将带来60年代的嬉皮文化革命。
拉莱过着和普通学生一样的生活，找几个小时的工作赚些收入增加经济独立。他用刷盘子、做餐厅侍应生攒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相机和一支长笛。这些兼职给了他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他如此说到，“我开始四处浏览看看有什么好买的，最棒的事情是我找到了一台徕卡ⅢC相机。我翻看各种摄影杂志，研究跟摄影有关的一切，最终我爱上了这个奇妙的小装置。我分期付款买了一台二手相机，每个月付五美元。” （注释12） 在另一个访谈他也谈到，“当时，1949年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台相机，从来没想过摄影会成为我的职业。”（注释13）在1950年，他为了追求新的向往，获得舒服的生活和平静的内心，他转学到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可以使用一个黑白暗房用来冲印他最早的一批照片。安阿伯市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有漫长的雪季，拉莱在这里度过了平静的生活，这些都给他的照片增添了一丝忧郁的色彩。他小时候读到埃米利奥·萨尔盖里（Emilio Salgari）的书中所想象出的神奇的冒险世界，他的大学校园便成为他现实世界的缩小版，他可以不断地去试验、去憧憬并建造属于他的诗意的世界。当他决定去当摄影师和作家——是原创者的那种——的时候，他乘坐运煤货轮返回了智利。 （注释14） 1951年，一个悲剧发生了：拉莱最小的弟弟圣地亚哥死于一次骑马的意外事件。（注释15）他的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怀着面对悲痛而又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希望，他的家庭开始信仰宗教，并决定一起去欧洲旅行。塞尔吉奥只好终止他在美国的学业，陪同家里的其他人开始去东方的长途旅行。在他们前往欧洲和中东旅行的这几个月时间里，父母和他的四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地尝试去找回过去的情感，但还是出现了嫌隙：当他的父母和姐妹们入住豪华宾馆时，塞尔吉奥出去住了普通的招待所。他们之间的代沟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在意大利，确切的说是佛罗伦萨，拉莱参观了很多展览，购买了大量的杂志，通过《今日八位意大利摄影师》（Otto fotografi italiani d’oggi）这本书他发现了朱塞佩·卡瓦利（Giuseppe Cavalli）的作品。被卡瓦利的摄影视角的洞察力深深感动，拉莱觉得还是要返回他最初要做一位摄影师而被家庭悲剧中断了的计划。他回到智利后，住在圣地亚哥省拉瑞娜区（La Reina）。他沉浸在阅读诗歌和哲学里，在他的小实验室里继续从事他的视觉美学的思考，这个小实验室是他冲印在智利拍摄的最早一批照片的工作室。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拉莱开始对东方哲学产生兴趣。他开始长时间地练习静坐冥想，好像他试图要逃离这个对他来说陌生的环境。他剃光头发和眉毛，放弃了他的财产，许下守贞的誓言这一系列的象征性的举动，他退居出世。后来他回忆这段时期说“那是一段学习观照自我的美妙时间”。然而，这种神秘的状态在1952年被迫中断，因为义务兵役制，他去洛斯安第斯山脉的老后卫（Guardia Vieja）山下的步兵营驻守。“在军营里，我感到羞愧和残酷。所有我想要的不过是少许的平和安静。我的自信和灵性追求完全被破坏掉了。”（注释16）从他结束学业之后的那段时期——很难说是一段平静的时光，到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例如他弟弟的去世和他在军队的困难时期，但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各种人生际遇的人。
他成为豪尔赫·奥帕佐（Jorge Opazo）的朋友，豪尔赫·奥帕佐是富有“魅力”的现场瞬间的智利最著名的人像摄影师。事实上，奥帕佐成为奎科最重要的老师，毫无疑问的说，多亏了奥帕佐引领拉莱进入摄影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作为拉莱·埃切尼克家庭的好朋友，他拍摄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肖像，包括拉莱的母亲和姐妹们，还有塞尔吉奥穿军装的照片。（注释17）
结束兵役之后，由于拉莱的反叛、忧郁的气质，他被吸引到关注那些生活在严酷现实里的人们以及他们屈辱的生活，还有那些因贫穷和忽视而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流连在圣地亚哥街头的那些孤儿。他用摄影记录下他们微不足道的、被蹂躏的、被遗忘的生活。他成为他们的其中之一——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导师，像是多了一个流浪的灵魂，与他们打成一片。1953年，他将拍摄街头儿童的照片捐助给基督之家基金会（Fundacion Hogar de Cristo）——旨在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组织。这个慈善机构由耶稣会运作，受慈善人士神父圣阿尔韦托·乌尔塔多（[Saint] Alberto Hurtado）的启发而创建，为十分困苦的弱势人群提供社会救助，给露宿者、病人、老人和残疾儿童提供庇护所。在1953年的一次活动中，使用了他的四幅照片来突出反映无家可归的人和需要庇护所这些问题。在中心页面的广告上，请求读者“为明天慷慨募捐”。 （注释18） 自从这次呼吁发表之后，拉莱接到慈善机构的新委任，诸如我的家基金会（Fundacion Mi Casa），和基督之家的进一步的委任——去拍摄在圣地亚哥郊区无家可归的儿童。沿着贯穿城市的马波乔河（Mapocho）的那些岸边，生活在这里的儿童极度贫穷，被社会忽视，假装他们都不存在。在智利的俚语里管他们叫小绒毛（引申为没有价值的小东西）（pelusas），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们住在一起受到组织的保护。拉莱认同他们，彼此成为朋友，他拍摄了一系列黑白照片用来反映他们严酷的生活状况，就像一部纪录片。这些作品的洞察力实际上是源于拉莱悲悯的凝视：那些孩子们就如同这位摄影师一样，沉默的人们跃然纸上，独自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关于街头儿童的系列照片是成名之作。按照一位智利摄影师的某篇文章里恰当地认为说，这些照片代表了对他的家庭和精英世界的决裂。（注释19）在这个有难同当的行为来说，拉莱脱离了他原有的社会根源，成为了那些被家庭遗弃的孩子们的兄长。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特别具有象征意味，一个小男孩独自在肮脏的水里游泳，在被污染的马波乔河里，一个小男孩随波逐流，他还是有足够的愤怒和激情来面对艰难的生活：这种强有力的隐喻手法代表了拉莱式的心理状态。智利摄影圈的另一个成员这样说道：“社会维度是拉莱的图片中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第一次展示了此前从未有人看到的东西。其实，遗弃儿童的不存在，是因为他们不曾在任何地方发表过。” （注释20）从这一系列开始，拉莱面临两个难题：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不被理解，家人期望他去完成大学学业，也不接受他方向的转变；另一方面，如同何塞普·孟佐指出，他对“在智利和世界上那种过时的学院派的摄影方式”的抵抗。（注释21）换句话说，拉莱拒绝那种只是记录好看的和美学的摄影。 注释：
1. 塞尔吉奥·拉莱，称颂神祇，自印诗集，埃尔曼萨诺（El Manzano），智利，2008，第14页
2. 家族起源追溯到阿哈纳兹山谷（Valle de Aranatz），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靠近潘普洛纳（Pamplona）。
3. 克里斯蒂安·博萨（Crisitian Boza），塞尔吉奥·拉莱，《先锋的意义》（La vanguardia como proposito）（波哥大：Escala Ltda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4. 《水星报》（El Mercurio），1953年5月19日，第11页。
5. 玛格丽塔·塞拉诺（Margarita Serrano），‘塞尔吉奥·拉莱’，食者世界（Mundo Diners），1989年，第76页。
6. 与巴斯·胡纽斯（Paz Huneeus）的访谈，2011年10月6日。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访谈都是由作者进行。
7. 玛格丽塔·塞拉诺，‘塞尔吉奥·拉莱’，见前引书第77页。
8. 卡塔丽娜·米娜（Catalina Mena），‘塞尔吉奥·拉莱’，《宝拉》（Paula），2000年10月，第86页。
9. 塞尔吉奥·拉莱·加西亚-莫雷诺，来自前哥伦布时期艺术博物馆的开幕演说，圣地亚哥，1981年12月。
10. 阿曼多·乌里韦，“与世隔绝”，Capital no.213，2007年9月-10月，第116页。对于“埃尔·奎科”这个名字，芭芭拉·拉莱解释说：“我们像爸爸那样管塞尔吉奥·拉莱叫“奎科”。只有最亲近的人一直这样称呼他，直到他去世。” 来自与作者的访谈，2012年7月31号。
11. 卡门·席尔瓦，引用自维罗妮卡·托雷斯（Veronica Torres），“塞尔吉奥·拉莱的摄影”，The Clinic no.177，2006年5月18日，第24页。
12. 引用自何塞普·文森特·孟佐（Josep Vincent Monzo），“塞尔吉奥·拉莱之路，塞尔吉奥·拉莱，展览目录（瓦伦西亚：巴伦西亚现代艺术学院，祖利奥·冈萨雷斯中心（IVAM Centre Julio Gonzalez），1999年），英文翻译本，第158页。
13. 索尼娅·昆塔纳（Sonia Quintana），“塞尔吉奥·拉莱，摄影之王者”（Serigio Larrain, su majestad el fotografo），《旅行》（En Viaje）第417期，1968年7月，第9页。
14. 这个期间关于塞尔吉奥·拉莱的生活中某些细节由作家（何塞·杜纳索）José Donaso记录下来，何塞·杜纳索当时是智利一家主流杂志的记者。参见“Un chileno entre los ases fotograficos”（摄影精英中的一个智利人），Ercilla no.1317，1960年8月17日。何塞·杜纳索再版，《入侵的编剧者》（El escribidor intruso）（圣地亚哥：迪亚戈·博塔莱斯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 “那个夏天，他从马上摔下来导致脾脏破裂，但是没有及时诊治。他出现内出血，很年轻就去世了。” 与路易莎·拉莱的访谈，2011年9月7日。
16. 何塞·杜纳索，El escribidor intruso，见前引书。
17. 与塞西莉亚·布鲁纳（Cecilia Bruna）的访谈，2011年11月6日。
18. 《水星报》，1953年4月29日，第33页。
19. 维罗妮卡·托雷斯，“塞尔吉奥·拉莱的摄影”，见前引书，第26页。
20. 与罗伯托·爱德华（Roberto Edwards）的访谈，2011年10月20日。
21. 何塞普·孟佐，“鲁兹的作品”，The Clinic no.177，2006年5月18日，第25页。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