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摄影家黛安·阿勃斯：荒谬的真实
9月5日下午，由湖南日报社新闻影像中心、湖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办的“青年摄影公益大讲堂”在湖南师范大学南院美术学院开讲。 《南方周末》图片总监，著名图片编辑、评论家、策展人李楠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精彩讲座。她以黛安·阿勃丝的摄影之路为例，向大家深度阐释和交流了“摄影，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主题。 整理出一篇关于黛安·阿勃斯摄影之路的文章，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位伟大摄影家所拍摄的照片与其背后蕴涵的思想。 “你无法脱出自己的皮肤，而进人其他人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 ——黛安·阿勃斯
黛安·阿勃斯与代表作《拿玩具手雷的畸形儿》 黛安·阿勃斯简介 黛安·阿勃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旗手，公认的摄影大师之一。也曾被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摄影界称为“不道德的摄影师”。 - 对阿勃斯来说，摄影是一种意图，而非记录，是一种思考，而非视觉表达，这让照片有了灵魂。 - 在阿勃斯看来：“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让别人了解，而别人却往往看到你不正常的一面。” - 阿勃斯的摄影行为几乎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而非视觉表达。她会永留青史的原因也正是：让人透过她所拍摄的对象去思考命运与悲剧，思考自己与别人，思考正常与不正常的界线。
只要瞥过她的照片一眼，就很难抹去心中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快情绪。她所拍摄的对象，大都是正常社会中所谓的畸形人——巨人、诛儒、低能儿、残障者、变性人……。而所拍摄的正常人，也是非常态的类型——双胞胎、三胞胎、天体营……等等。无论正常或不正常的人，在她的镜头下，都有一种极度变态的倾向：人物是丑陋的，表情是令人嫌恶的，穿着是极粗俗的，空间又充满着腐败的气息。这些照片是一点和美感也产生不了关系。
阿勃斯的三张照片第一次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联展中展出时(1965)，摄影部门的管理员，必须每天一清早去擦掉人吐在上面的口水。当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表现。认为她的作品是肮脏而极不道德的。 “畸形人有一种传奇性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本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阿勃斯在一个演讲会上这么说着：“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会将会受到什么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阿勃斯把畸形人尊为“贵族”，正是自己对人生谜语的解答，她的一张张照片却是对正常人提出另一道谜题，多半人是没有勇气回答出的。 纯洁与邪恶 阿勃斯生长在一个十分富有的美国犹太家庭里，和哥哥、妹妹三人，由各自的保姆带大，是个娇生惯养的温室花朵。然而这种无微不至的保护，却给她相当大的压力。她说：“我觉得孩提时就各受折磨的一件事是——从来就不觉得有过困境，我被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肯定，而我所能感觉到的只是不真实而已。” 在这种不真实的痛苦中，阿勃斯第一次碰到畸形人，就被活生生的悲剧所感动。十几岁就常在通学路线的地下铁上，找寻古怪的人，并且跟踪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她被悲剧人物所吸引，因为她觉得他们比她更真实。
十八岁那年，阿勃斯就结婚了，丈夫亚伦·阿勃丝是个服装摄影师，他们夫妻二人同在权威时装杂志Happer'sBazaar工作，是商业摄影黄金时代的一个成功时装摄影小组。 阿勃斯在35岁那年离开时装摄影，投入自己的工作，她在New School艺术学校选修了女摄影前辈丽莎·荣德(Lhette Model)的课程。荣德一直在拍非常态的人物——极胖与极瘦的人，极富有与极穷苦的人。她鼓励阿勃丝去拍吸引她但被认为是极邪恶和带威胁性的东西。“不管是否邪恶，”荣德这么告诉她：“如果你不去拍那些你不得不拍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拍照。”
阿勃斯开始在纽约四十二街和百老汇街之界的畸形人博物馆(Hubert Freak Museum)里住下来。她在半夜里追踪巨人，出没于下流社会。进出危危欲坠的小屋、妓院、变性人旅馆、奴役屋。“她看起来毫不害怕，可是，阿勃斯不管在做什么，总是恐惧的。出身太好，太过于娇生惯养的阿勃斯，好像故意要犯些禁忌来打破自己的家族遗传。她一步步的投入黑暗世界，好像只有与邪恶为伍才能洗脱纯洁带来的痛苦。 常态与畸形 阿勃斯是心思极为敏感的人，她对人的观察方式也有其独到的一面：“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基本上只注意到他的缺陷。我们竟有这种倾向是很怪异的，然而由于我们不满自己的这种天性，就创造了另外一套——伪装。 我们伪装起来，向世界发出讯号，让别人能以一种特定方式来了解自己。但是在你要人们知道的你，和你无法不让别人打扰之间是有差距的，这就是我一直称之为意图与效果的裂缝。”
换言之，在阿勃斯看来：“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让别人了解，而别人却往往看到你不正常的一面。”阿勃斯所要表现的也正是这些，“她拍出常态中的畸形，畸形中的常态。”阿勃斯的摄影技巧是极为简单的，她一直用六乘六相机的正方形构图，人物多半是采取正面的头像特写，所有被拍的人都摆好姿式准备上照。 熟悉与不可思议 阿勃斯和她的拍摄对象，也有非比寻常的关系。她几乎是在羡慕与嫉妒的情形下和畸形人交往的，因此照片的人物都带有英雄式的阐释。 她为了拍一位犹太巨人，曾前后跟踪达十年之久，没有狂炽的热情是办不到的。她也参加变性人的舞会，和'他'或'她'们约会进餐，为了拍天体营，她自己也裸着身子。她觉得自己在这个特殊圈子里看到更高的道德规范。她对已熟悉的事不感兴趣，对从未见过，不可思议的事却情有独钟。
她的一句话被印在自己唯一的一本摄影集的扉页上：“任何事从来就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那样，我所认可的是我从未曾见过的。”这本影集，是阿勃斯死后，由她的女儿及生前的朋友所编辑。影集收集的八十张黑白照片，是摄影史上最怪异的影像。尽管这些照片被视为是“伟大的作品”，但还是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 阿勃斯用相机表达出人类心灵最脆弱的部位。好像在告诉世人，邪恶就在每人的内心底层。每个人都带有不正常的遗传因子，你最熟悉的事里有你最意料不到的事件在内里酝酿着，她的整个摄影意图就在表现：“熟悉的事物不可思议面。不可思议本物的熟悉面。”善良中有罪恶，罪恶中有善良，这种表现手法，是世俗道德规范下的一大禁忌。而阿勃斯一生就在追求通往禁忌之门。
摄影对阿勃斯来说是一种意图，而非纪录：“对我而言，相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相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对相片是有感觉，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什么了不得。我在乎的是这张相片是关于什么的。” 解不开的迷语 阿勃斯走入禁忌之门以后，自己越来越受不可思议的事所影响。但她又无法真正进入她所尊崇的“贵族世界”。 “我想描写的是你无法脱出自己的皮肤，而进入其他人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 她一再地将自己染黑，却永远成不了黑人，这种苦闷一再地折磨她。她染上严重的周期性忧郁症，又受挫于长期性的肝炎，最后终于以自杀来寻求解脱。 她的死亡和她的摄影一样，令人惊骇。1971年7月26日，四十八岁的迪安·阿比斯在自己家中吞了一把巴比妥盐酸，穿戴整齐地爬入浴缸中，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双腕。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谁也不知道她何所指。她躺在澡盆里，让血染红了整地水，也染红了自己，直至咽下最后的一口气。
她是解不开人生的谜语呢?还是谜底就是“死亡”?在黑暗世界活了四十八个年头的阿勃斯，以生命最后的十年(1962-1971)来完成自己的心愿。从这十年所拍摄的照片，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她一步步跨向死亡的足迹，越晚期的照片越是诡异，越是不可思议。 死亡前的一组七张照片以《无题》为名，拍的是低能儿的化装舞会。她曾对拍摄经验做了这样的自述：“一个只有六岁智能的六十岁老人，向我说：‘我以前一直沮丧着，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待我们共舞之后，忽然间他的眼睛一亮说：‘哈!我现在一点也不沮丧了’。”
“给阿勃斯照相机，就象把一颗手榴弹交给一个婴儿。”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Mailer)在阿勃斯为他拍完肖像后如此说到。似乎是为了呼应梅勒的评价，阿勃斯曾经在纽约中央公园拍过一个手持玩具手榴弹的小男孩。男孩子直面镜头，双臂贴在身体两边，一手捏着玩具手榴弹，一手呈虚握状，最古怪的是他脸上的表情――瞪着眼、撇着嘴，带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一种莫名。 而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张著名的照片，还有一系列首次曝光的同卷底片。那上面的小男孩活泼地做着各种动作，神态或天真或调皮。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产生如此戏剧性的一刻呢?而阿比斯又为何单单将那一张挑选出来呢?类似这样的对比，在整个展览中多次可见，给观众提供了从不角度和层面来尝试揣摩阿勃斯。
据说阿勃斯其实是个十分害羞的人，但她同时又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可以让陌生人对她不设防。展厅中专门布置了两三间类似暗房的小屋，呈设阿比斯的日记甚至便条等手札。 阿勃斯的文笔轻松流畅、感情自然，很有女人的优柔，和她中年后线条坚硬的面部肖像所猜想的形象截然不同。那张著名的犹太巨人艾迪·卡梅尔和他父母的照片，阿勃斯是在认识了他十年以后才按下的快门。阿勃斯死后，她的情人、同事、导师Marvin Israel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对戴安来说，最具价值的不是拍摄本身和拍摄对象，而是整个过程和体验”。 尽管阿勃斯声称她对“怪人”的爱好，是出于对他们的着迷和崇敬，而非人们想象中的丑陋猎奇心理，她生前关于智残群体的“无题”项目，还是备受争议。日光与出其不意的闪光灯的结合，拍摄对象无法预料的举动，和阿勃斯以往的风格很不相同，她完全放弃了人为的控制，在给前夫艾伦的信中说，“……非常模糊和变化多端，但是有一些很棒。”
就算最有心的观众把阿勃斯的每一张破纸片都读遍，每一张照片底片都看够，似乎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个带着秘密离去的女人，尽管有关她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已经尽可能地暴露在这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