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里程碑：国家地理学会125周年纪念特辑

罗伯特·索别谢克（Rober t A.Sobieszek）：曾任纽约州罗切斯特乔治·伊士曼摄影博物馆图片部主任，目前担任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著作包括《乔治·伊士曼摄影博物馆馆藏摄影杰作》（Masterpieces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George Eastman House Collections）等。

卡洛·纳加尔（Carole Naggar）：获奖作家及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兼教师。其文章收录在《启示：19 世纪50 年代至今曾撰文论述摄影的女性》（Il luminations：Women Wr iting on Photography from the 1850s to the Present）中，与人合编《外人眼中的墨西哥，1850—1990》（Mexico Through Foreign Eyes, 1850-1990），并以此书和弗雷德·里奇（Fred Ritchin）一起拿下“金光奖”（Golden Light Award）“最佳摄影史书籍”奖项。她还曾撰写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的传记。

安妮·荷伊（Anne H.Hoy）：著有《虚构之作：假造、修改、盗用的照片》（Fabr icat ions: St aged, Altered, and Appropr iated Photographs），曾任《艺术报道》（Ar t Bul let in）杂志主编多年，也曾任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

菲迪南德· 普罗兹曼（Ferdinand Protzman）：曾任《纽约时报》驻德国记者，长期为《艺术消息》（ARTnews）杂志撰稿，且曾以此获奖。目前仍在为该杂志撰文，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艺术和艺术馆展览的专栏。

弗雷德·里奇（Fred Ritchin）：著有《维妙维肖：即将发生的摄影革命》（In Our Own Image: The Coming Revolution in Photography），曾任《纽约时报杂志》的图片编辑，现在纽约大学执教。

序论：奠基（莉雅·宾达威瓦）
1888—1930：创新与可能（罗伯特·A·索别谢克）
珍藏作品──金矿中的宝石
1931—1950：大萧条、战争与色彩（卡洛·纳加尔）
“自然色”──彩色胶片的突破
1951—1970：陈窠与变革（安妮·荷伊）
深海探秘──海底摄影
1971—1990：写实主义和个人风格（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具有强烈特质的摄影师──个人观点
1991—1999：想象力的延续（弗雷德·里奇）
从海底到高空──新科技
致谢

　　序论
　　奠基
　　撰文／莉雅·宾达威瓦

　　我们生活在《国家地理》的世界里，一个美好的、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一个缤纷多彩之地，异域风情的部族和令人称奇的荒野生命平和、自由地生活在让人屏息的山水间。这种影像化的世界观是国家地理学会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以无比的热情搜罗各式各样的照片逐渐建立起来的。学会的照片档案至今仍在不断扩充，照片数量已超过千万张，有刊登过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吉尔伯特·霍维·格罗夫纳（Gilbert Hovey Grosvenor）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传奇总编，也是学会多年的灵魂人物，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意识到，震撼性的图片对社会大众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从各种渠道不断为《国家地理》杂志搜集照片。他大量刊登这些照片，并且勇于尝试各种新的印刷技术，甚至会在到世界各地旅游时亲自拍照片。国家地理学会无与伦比的档案室里收藏的照片可谓包罗万象： 从俄国沙皇时代的古老幻灯片，到20 世纪初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E. Peary）在北极探险时留下的惊心动魄的影像；从19 世纪美国西部的全景照片，到20 世纪20 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珍稀画面； 从摄于平流层探险气球上的鸟瞰图， 到摄于深海的海底景观…… 本书中将会介绍许许多多对《国家地理》杂志具有“ 里程碑” 意义的图片（ 其中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
　　在格罗夫纳对照片的热情熏陶下， 他的儿子梅尔维尔（Melville）也迷上了摄影。之后， 梅尔维尔又把这份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尔伯特·M·格罗夫纳（Gilbert M.Grosvenor）。如此一脉相承， 根深蒂固， 即使在学会经济最拮据的几个时期， 或是内外流行思潮改变之际， 也始终不曾动摇。当年轻的格罗夫纳决定开始在杂志中使用照片时， 曾遭到许多学会理事的强烈反对。他的孙子， 也就是前任学会总裁、现任理事会主席吉尔伯特坦言：“20世纪初， 知识分子并不重视摄影。这个议题在理事会上被引爆， 但争议点其实不只是摄影。真正的症结在于要不要把地理知识传播给非专业的读者。照片是导火线，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本杂志正逐渐转型为大众刊物，而非仅限于学术界，而摄影恰恰和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不过，学会一旦决定开始采用图片，就全心投入、义无反顾。《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对于每次由图片所带来的轰动效应深感震惊，因而认为读者应该也会想知道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于是，早期的文章会详细介绍在极恶之地摄影的各种风险、技术创新背后的匠心独具，甚至如实记录某一异国奇闻所带来的单纯喜悦。长长的图注让摄影师有充分的空间为自己的作品发声，这么做不仅取悦了读者，也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例如，足迹遍及全球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W·罗伯特·摩尔（W. Robert Moore）于1937 年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以南的奥斯里普村（Oslip）拍了一张土风舞者的照片（左），其图注如下：
　　……我在满是尘土的庭院里，又是站又是趴地猛拍。他们脚上粗糙的靴子踢起尘土，连衣裙和衬裙窸窣作响；他们随兴起舞，欢快至极，我也深受感染。
　　这张照片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许多图片一样，有过生命的第二春。它被人从图片库里翻出来，重新刊登在1963 年10 月号一篇为庆祝学会成立75 周年而制作的名为“《国家地理》浪漫传奇”的报道中。这张重生的照片说明了科技如何能使一张褪色的图片恢复原有的色彩。新的图注颂扬了这项成就：“……这张35mm 的幻灯片……自1938 年4 月初刊以来已经严重褪色，但这一缺点早已解决。”为照片修正色彩被认为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具有双重的目标：复制真实，同时将成果夸张地展现出来。人们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当时的编辑惊诧于科技所能造就的美感和色彩的多种可能性，因此从来不曾将色彩修正视为斧凿之作或失真的呈现。毕竟在那个时代，追求科技创新本身几乎就是一个目标。
　　但在庆祝75 周年时，《国家地理》杂志也正走出一段持续了将近10 年的低迷期。新老交替之际，传承者在情感和后继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棘手。《国家地理》杂志的资深员工大部分都是在年轻时被学会的使命感和探险活动吸引，从而投入这项事业，并且在此安身立命，长期奉献，终至定型。
　　托马斯·J·阿伯克龙比（Thomas J. Abercrombie）是梅尔维尔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招募的六位新晋摄影师之一，他算是阅读《生活》杂志（Life）长大的。事实上，激励他和另外几位新人投入摄影事业的正是《生活》杂志和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划时代杰作里的那些新闻性照片，以及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人类家族”展览。
　　截至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用小型相机拍出表情自然的新闻照片已有20 年历史，但《国家地理》杂志使用35mm 的徕卡相机，却纯粹是因为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胶片。学会痴迷于科技带来的美感和色彩的无限可能，因此和照相制版厂商合作，开发最先进的彩色印刷技术。《国家地理》杂志的工作人员完全沉迷于彩色，因而忽略了35mm 相机携带方便的特性—— 可以打破使用大型相机时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藩篱。阿伯克龙比刚来时，学会里那些50 多岁的摄影师也都用35mm相机拍摄彩色照片，但目的只是为了让编辑在原本都是黑白图片的报道中增添一些色彩。他们的模式就是让主角摆好姿势、控制构图，虽然有些作品还不错，但这种手法已经非常老套。
　　1957 年，阿伯克龙比奉新任图片编辑吉尔伯特·格罗夫纳之命，前往黎巴嫩进行他的第一次海外采访。他和所有《国家地理》摄影师一样，带了黑白和彩色胶片以及各种相机和镜头。在年轻活力的驱使下，他带着发自内心的热情投入这次任务，《国家地理》杂志从来不曾在一篇报道中收到这么多的作品—— 超过150 卷胶片。
　　“吉尔伯特·格罗夫纳当时很困扰，还给我发了电报，”阿伯克龙比回忆道。“光是数量本身就让他难以招架。他们原本预期会有十几卷彩色胶片，所以我其实拍16 卷就可以交差了，而不是150 卷。”杂志社的工作系统根本处理不了。当时的流程是这样的：收到胶片后交给冲印室，将黑白和彩色胶片洗成一张张小照片（非印样），然后送到图片室，让工作人员一一贴进相簿。“我回来看我拍的东西，结果看到一大堆册子，里面贴满了看起来很难看的照片。”阿伯克龙比如是说。后来总算建立了新的系统，是有印样的。“但老人总觉得那是在浪费胶片，”阿伯克龙比坦言，“任何摄影师只要有足够的胶片，总会拍出一张好照片── 就像给猴子一台打字机和无限的时间……”
　　阿伯克龙比在《国家地理》杂志效力了将近40年，其中大部时间都在为罗伯特·E·吉尔卡（Robert E. Gilka）工作，本书后半部分的大多数照片都出自吉尔卡聘用的摄影师之手。近40 年前吉尔卡就开始招募摄影新兵，直到1985 年左右一直这样做。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妮·格里菲斯·贝尔特（Annie Griffiths Belt）的摄影师，她于1978 年加入这个团队，几乎算是一个意外。此前一年，贝尔特任职于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小报社，无意中接到吉尔卡打来的电话。吉尔卡问她：吉姆·布兰登伯格（Jim Brandenburg）在吗？她说不在。吉尔卡接着问：你可以到大约96 千米外的一个县去拍一场雹暴吗？她说可以。结果她拍的照片被采用，她也因此有勇气将自己的作品集寄过去，为自己在《国家地理》杂志觅得一份工作。“这就是吉尔卡的作风，”贝尔特说，“他喜欢寻找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在对方身上看出某种潜质，然后加以琢磨。他就是这么打造这支团队的。”
　　吉尔卡麾下的摄影师大部分都经历过实习阶段的磨练。“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得到‘实习’这个构想，但我一上任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而且将它变成常态，每年招收3 个夏季实习生，”吉尔卡说。“到现在应该有上百名了。埃默里·克里斯托夫（Emory Kristof）是其中一位，威廉·阿尔伯特·阿拉德（William Albert Allard）也是， 还有布鲁斯· 戴尔（Bruce Dale）、山姆·艾贝尔（Sam Abell）、吉姆· 舒格尔（Jim Sugar）、德威特·琼斯（Dewitt Jones）—— 就是一大群我基于某种原因而相信的人吧。”
　　不过，当《国家地理》杂志在1957 年初次邀请吉尔卡到华盛顿特区的学会总部担任图片编辑时，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放弃他在《密尔沃基月刊》（MilwaukeeJournal）的图片编辑工作。他拒绝了这份邀请，因为他觉得学会的摄影事务牵涉到太多人，有太多的层级横亘其间，不符合他的个性。当时杂志社有8 位图片编辑，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处理黑白照片，另一组负责彩色照片，两组各有一位主管，这两位主管上面又有一位图片主编任总管。杂志文章经常同时运用黑白和彩色照片，这意味着一群理念不合、作风互异的编辑必须一起工作。有时会有人闹到连续好几天互不讲话。
　　1958 年，梅尔维尔终于说服吉尔卡到华盛顿担任黑白照片的图片编辑。当时梅尔维尔仍和往常一样，安分地辅佐事业心旺盛的父亲，等待自己独担重任的一天。1957年格罗夫纳终于退出舞台，继任的梅尔维尔立即大展身手，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一本全彩杂志—— 每期144 页，每页彩色编印。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这是荒谬且不可行的妄想，但梅尔维尔心意已决。他亲自推动一项结构性的大变革，改变了图片编辑的作业方式、胶片的冲印流程，以及图片编辑与外派摄影师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负责审查不断增加的归档胶片，让摄影师不必浪费宝贵的实地工作时间，图片编辑也不必浪费创意的编辑时间来进行技术审查工作。不用说，梅尔维尔的彩色构想如愿以偿。这是技术上的一大里程碑，但他还希望《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美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让更多摄影师加入彩色摄影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