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堂的台湾影像

1959年，还是中学生的张照堂从自己的哥哥那里借到相机时，并没有多想。那是一部Aires自动式120型双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他喜欢在放学后带着相机远行，这样能舒缓繁重的课业负担。最终，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用这部相机拍照，照片里是普通的台湾百姓和普通的场所，比如出现在街角或沙滩上的年轻人、田里的动物，还有公仔。

他说，“这些影像如此纯洁、如此无邪。你没办法再重拾那种感觉。”

张照堂几乎从没思忖过，自己会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实际上，他对这样的未来极不在意，以至于他都懒得保存底片。

张照堂说，“当然，我在16岁时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过吗？”

当时年少的张照堂没有钱印出自己的作品，只能把底片洗出来，在当地照相馆制作一份相版。他从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所有照片都是相版格式，每幅照片的尺寸只有5×6厘米。2010年，为了在台北举办回顾展，他把这些小尺寸的照片放大到了16×20厘米。现在，在画廊的鼓励下，为了此次展览，他用相版翻制了底片，在暗室里冲洗出相片。使用双反相机时，他必须低头凝视取景器。他的照片总是从腰部的高度向上仰拍，这种视角强化了孩子式的好奇感。作品《树林1960》呈现了一头森然向我们逼近的公牛，聚焦点对准的是公牛的鼻子和脸，一个面目模糊的男子带着一顶微微倾斜的帽子，跟在公牛后面握着犁。公牛看上去强壮有力，我们几乎能感觉到自己身临其境地待在摄影师身边，而我们的头只能到牛的腿根。

张照堂说，“如果你跪下来，相机就会落到地面上。这样就会让拍摄对象显得更大、更有力，所以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他的照片里也有一种孤独感。

张照堂说，“我拍照，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孤独和空虚。摄影让我自在，给我力量；就像有人用笔或乐器分享他的情绪，我会用相机探索自我。”

他童年时代拍的许多照片都囿于一隅。直到大学时代，他才开始窥视到台湾以外的摄影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主要是通过学校图书馆里的《生活》(Life)或《时代》(Time)杂志）。

在介绍纽约台湾书院(Taiwan Academy)于2012年举办的张照堂摄影展“潜越-台湾意象(1960 – 2005)”的视频中，他说道，“我宁可做一名散文摄影师，因为这能给我更多的空间，发展自己独特的眼光。”而且，如果说纪实摄影的定义取决于摄影师的意图，那么张照堂早期的作品并没有遵循传统，使用摄影来表达革新的需求。他的作品给隐喻和摄影师的诠释留下了余地。

他在2012介绍“潜越-台湾意象”展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的影像拍的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场景，不过它们和表面情绪无关，也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见证。”

他写道，“某种变迁发生了，变迁中的影像成为带有隐喻的编码，把我的思想纳入其中。吸引我的不是图像，而是记忆，氛围或状态，它能激发起出人意料的思想、微妙的情绪，或者一股澎湃的能量。”

不仅如此，张照堂还经常自己布景摆拍，他在“少年心影”中首次展出的此类作品就是这样拍摄的。题为《板桥1961》的作品是张照堂最钟爱的作品之一，照片显示了一个浑身赤裸，只穿了一双鞋的婴儿公仔在操场上的单杠上盯着远处看的情景。单杠恰好从距底部三分之二的部位精准地横穿过画面。公仔位于画面的右端，面部朝里，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背部。焦点对准了公仔和单杠，树丛和灰色的天空远离公仔和焦点。就好像我们在和公仔一起看着树丛。

“我需要一种未经解读的纯粹角度，所以我让公仔裸身，面朝树木和天空，”他说。“就好像公仔在找寻自己的梦想和自由。”

当被问到这些摆拍的作品时，张照堂表示，尽管他不再做这种拍摄了，但当时他用这些来表达自己的空虚、失落与愤怒。

“对年轻人来讲，这是一种反叛成人世界的途径，”他说。“有时候，人工的东西会比自然世界愈发真实、愈发有力。”

如今古稀之年的张照堂，满足于拍摄眼前的东西。

“记录真实世界、传承记忆现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他说。

他成年后比孩童时期看到的东西更多吗？

“我们或许现在是看得多了，”他说，“不过可能困惑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