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的最长一日

身在伦敦的《生活》（Life）杂志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1944年5月的最后一天接到了来自美国陆军的命令：一次性离开公寓不得超过1小时。装备必须全部打包。

卡帕是获得此次军方首肯4名摄影师之一，他将跟随美国陆军前往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大陆，拍摄美军对敌人展开的第一波攻势；他恰好有足够的时间，从贝尔格雷夫广场（Belgrave Square）的公寓赶往商店，买一件巴宝莉（Burberry）的外套和一瓶登喜路（Dunhill）的男士香水。这种对于保持外表的需求自从他在布达佩斯的孩提时代就一直伴随着他，在匈牙利首都，外表和魅力就意味着生存。

卡帕的作品—《阵亡一瞬间》

面对这样一位头发乌黑发亮、眼睛温柔深邃的男性，谁会拒绝向他讲述关于匈牙利犹太难民的神秘故事呢？身材短小的卡帕动作非常迅速，有着像孩子一样难以捉摸的性格，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香烟。冷漠只是他的伪装。多年来，他不分国界地穿梭在各个战场，写下了不少有关战争的报道。年仅30岁的他已经拍摄下了那个世纪最令人震撼的作品：西班牙内战期间人民憔悴的脸庞、闪电战期间在伦敦地铁里为人们端茶的空袭民防队员，还有在那不勒斯碎石堆里找不到亲人的意大利小孩。

自孩提时代，卡帕就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小说家的专注与热情。他的传记作者，理查德·伟伦（Richard Whelan）注意到，像卡帕这样的记者，在一场战争中，偏袒一方、憎恶另一方，永远无法完成公正的报道，但是他的怜悯之心则是不分地域、不分党派的。卡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战场上，他能够穿梭自如，仿佛任何人都看不见他，而在战场之外，他又能将生命放大，照耀每一个人。在1943年的意大利攻防战期间，他所带的头盔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战地记者和情人的罗伯特·卡帕的财产」。对于「战地记者」和「战地情人」这两个称谓，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就在离开公寓前往诺曼底的时候，卡帕下定决心要一如既往地保持他的形象。1947年，他在回忆录《轻微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中写道：「我是这些入侵者中最优雅的一个。」

《生活》杂志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5月29日，卡帕急匆匆地从公寓出门，连一张便条也没有留下。不过，他签了一张空白支票，用一瓶「永恒之水」香水压着。支票是留给房东的，香水则是留给他的恋人，伊莱恩·贾斯丁（Elaine Justin）。伊莱恩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卡帕亲昵地叫她「小粉红」。当时，她正因为阑尾炎住院，不在伦敦；卡帕并不觉得不辞而别有什么不妥。对于「永恒」这个词，他总是不屑一顾。

除了巴宝莉外套之外，卡帕带上了两台康泰克斯（Contax）相机。这是他出于安全的选择，因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这两台相机用不着摄影师停下来对焦。禄来福相机、格拉菲相机、长焦镜头都是他的伴侣，他把它们装进了防水袋里。在韦茅斯，港口的景象让卡帕震惊：几千艘战列舰、运兵舰、货船、驳船排列在一起——一共有5000艘——这是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舰队。卡帕收到了一个装着法郎的信封、一盒安全套，还有一本法语常用手册；手册建议当他们碰到法国女孩后可以这样说：「您好，小姐。请问可以和我一起散步吗？」

后来，他说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玩笑话，但是对于1966年6月6日这一天，他一直都很严肃。登陆日那一天，卡帕所拍摄下来的那11张照片向人们讲述了，为什么那一天是「最长的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登陆日（D-Day）中的「D」是美军常用军事术语，代表着「入侵」。24小时之内，美国陆军精英部队、两栖16步兵团、第一步兵师将会在诺曼底的悬崖下掀起狂风巨浪。正是70年前的6月，这一次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海岸入侵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而跟随第一步兵师前进的罗伯特·卡帕则被认为是美军的幸运符。

1944年6月5日，卡帕带着他的康泰克斯相机登上了美国「近日号」驳船，他知道，伦敦的《生活》编辑部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胶片。成百上千的兵团同样也在等待着。对于卡帕来说，这些人都是「谋划者、赌博者、最后一封家书的书写者」。卡帕举起相机，用高空镜头拍下了士兵们玩骰子的场景，他们玩得很开心，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塞尚酒店一般。在上甲板，卡帕看见了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下士萨姆·富勒（Sam Fuller），他效力于「红一纵队」。「红一纵队」是他们给第一步兵师取的昵称，由陆军上校乔治·泰勒（George Tyler）指挥。富勒是一位编剧兼小说家，他坐在一个弹药箱上，想要休息一会，他对明天黎明的恐惧全都写在了脸上。（后来，富勒拍了一部电影，叫做《红一纵队》（The Big Red One），讲述了第一步兵师在这次战役中的故事。）

登陆前，美军士兵在甲板上玩骰子

 登陆马上就要开始了，卡帕登上了美国「塞缪尔」追逐舰。6月6日凌晨2点钟，船上的扩音器打断了卡帕的牌局。卡帕把桌上的法郎塞进防水腰包，拿上防毒面罩和可充气式救生船，准备享用早餐。这一顿登陆前的早餐有薄煎饼、炒鸡蛋和香肠，是驱逐舰上的炊事员烹饪的，那一天，他们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色制服。

红一纵队的士兵们都说，卡帕和他们一起第一批登陆诺曼底简直是疯了，因为他本没有必要这样做。

伦敦，6月6日早晨，《生活》杂志的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起了个大早。他掀开上温坡街公寓的窗帘，打开电视，BBC正在播报：「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海军得到盟军空军的支持，将盟军陆军送抵法国北海岸。」「就是这样。」莫里斯自言自语道。后来，莫里斯在他的回忆录《了解情况/得到照片》（Get the Picture）中写道，这句话被《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雷柏林（A. J. Liebling）称作是「二战期间最大的陈词滥调」。莫里斯一边赶往迪恩街上《生活》杂志的办公室，一边为卡帕和截稿日期祈祷着。对于整个世界以及《生活》来说，登陆日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天。莫里斯是否能够赶上星期六的截稿日期并且获得这条全球独家新闻，唯一的希望就在于6月8日早上9点离开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经由骑着摩托车的邮递员送上跨洋航班的那些底片。

罗伯特·卡帕——或者说他的底片——到达《生活》伦敦编辑部的过程总是一波三折。「在电话里他总是不主动说他是谁，」97岁高龄的莫里斯不久前对我说，「不过他也没必要说。」1913年，卡帕出生在布达佩斯，他的原名叫做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n），从小在匈牙利接受教育，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蹩脚的法语，还有极富个人特色的英语，他的同事们都称其为「卡帕式英语」。他曾在阿尔及利亚边境与第82空降师一起跳伞，曾与约翰·海尔赛（John Hersey）、恩尼·派尔（Ernie Pyle）一起开着吉普车横穿意大利，曾与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一起被困火海：这些都是他所经历，并且是 值得炫耀的故事。他永远都乐于送给为他修改英语题注的助手们鲜花和糖果，也会带他们去隔壁的酒吧享受下午的粉红琴酒。卡帕的吸引力大部分来自于自我创作后的黑暗：年仅16岁的他独自逃离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布达佩斯，在柏林和巴黎忍饥挨饿，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德国籍犹太摄影师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生活》拥有500万读者和别致的排版，简直就是摄影界的奥林匹斯山。世界上顶尖的摄影师们——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都绞尽脑汁地想让自己的作品登上《生活》。而卡帕自从1938年起，就开始为它工作了。仅仅在意大利，卡帕拍摄并撰稿的安齐奥大屠杀就占据了8页篇幅，让他一下子从众多摄影师中脱颖而出。但是《生活》付给他的报酬仅仅只是基本工资，而且，尽管在1944年的春天他已经名声大燥，卡帕仍然在努力争取与《生活》签下长期合约。

酒驾后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海明威

 那一年的5月，暴风雪一般关于入侵法国的头条新闻把欧尼斯特·海明威吸引到了伦敦。卡帕决定与老友好好聚一聚。「我买了一个鱼缸、一箱香槟、几瓶白兰地和6个桃子。我把桃子浸泡在白兰地里，再把香槟倒进去，这样一切就准备就绪了。「卡帕在他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公寓里进行着这一切。「凌晨4点钟，桃子露出了酒面。酒瓶都空了，鱼缸里没酒了。」欢聚之后，海明威的汽车一头撞进了一个钢制水箱。卡帕接到了急诊室的电话：海明威头骨破裂，血液都流到胡子上了。「头部缝了48针之后，老爷爷的头看起来比新的还好看。」卡帕后来这样写道。医院里，卡帕的女友小粉红掀开海明威的病号服，这位摄影师一下子就记录下了老爷爷光屁股的样子。

「我只是把相机举过头顶…然后按下快门…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成为了一个有名的摄影师。」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的存档：现存唯一的罗伯特·卡帕声音记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段音频前段时间出现在eBay上被人拍卖，一位I.C.P.的卡帕迷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它。这段音频是卡帕在1947年10月参加纽约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你好，金克斯》（Hi Jinx）时所录制的，这个节目由泰克斯·麦凯瑞（Tex McCrary）和金克斯·法肯伯格（Jinx Falkenburg）主持。节目直播现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使他一炮而红的究竟是哪一个瞬间。「我把相机举过头顶，刚好拍到了一位士兵中枪的场景…那或许是我有史以来拍到的最精彩的画面。」卡帕所说的作品就是他最著名的——或许也是最受争议的——照片，也就是1936年9月5日他所拍下的那张戏剧性的照片，叫做「阵亡一瞬间」（The Falling Soldier）。谁没有见过那张照片呢？照片中那位亲政府武装志愿军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手拿着他的来复枪，就在那一瞬间中弹了，子弹的冲击力让他向后倒下。

卡帕一生的挚爱：格达尔·塔罗

20世纪70年代，一位英国记者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他认为照片其实是摆拍，这种说法引起了各方争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是格达尔·塔罗——那位让安德烈·弗里德曼转变为「神秘的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女性——拍摄下了这张照片，这一观点遭到了卡帕研究学者的强烈反对。1937年，塔罗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殉职于战场上的战地记者。卡帕一生都没有走出她去世的悲伤。「卡帕自己并不喜欢这张照片。他不想和任何一张用死亡博得眼球的照片有任何关系。」莫里斯这样告诉我。

1944年6月6日的清晨，卡帕站在追逐舰的甲板上。富勒就在紧随其后的「近日号」上，他拿出一个安全套，套在来复枪的尾端，生怕子弹浸水。灰色的晨光中，盟军的舰队排列在诺曼底的五个沙滩外，影影绰绰。没有人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声音——成百上千个引擎的轰鸣声、轰炸机掠过头顶的嗡嗡声、士兵们带着将近300磅的装备跳入海水中的叫喊声，这就是《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的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在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扩音器里的声音震耳欲聋：「排队前进！排队前进！红一纵队要走在最前面！」卡帕和富勒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追逐舰上，士兵们聚集在出口，等待着爬下船网登上随着海浪起起伏伏的登陆艇，其他的人直接从梯子爬下，带着他们的枪、铲子、睡袋。冰冷的海水上挤满了船只，晕船的士兵们全身都被自己和别人呕吐物包围着。为了使自己冷静地审视眼前的画面，卡帕屏蔽了周围的一切声音。「2000名士兵静静地站在那里。」后来他这样写道。「H」时刻，也就是发动攻击的时刻，预定于早上6：30，每隔15分钟，就会有一波登陆艇冲上海岸。冲在最前线的3000名士兵谁都不知道他们将要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地雷、火箭弹和喷火器。没有人预料到，盟军的轰炸机会偏离航线，无法瞄准德军的海滩防线，也没有人预料到，就在前一天一支德军精锐部队会来到奥马哈海滩进行军事训练。

红一纵队士兵等待登陆命令

 当第一声爆炸促使卡帕趴在甲板上时，他们的舰队离诺曼底海岸还有几英里远。就在他眼前，巨大的钢架伫立在整个海岸上形成了一道几乎不可攻破的壁垒，地下还有希特勒迫使奴隶埋下的600万个地雷。慢慢地前进，海岸上的爆破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沙滩上随处可见白色硝烟，全身着火的士兵们满地打滚，试图逃离这样的地狱。卡帕跳起来，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攻击艇上的士兵们排成一排，涉水迎接等待着他们的大屠杀。就在他犹豫的间隙，水手长打到了他的屁股。

「子弹噗通噗通地在我周围射入水中。」卡帕这样写道。他们离海岸还有100码的距离，矗立在海滩上的钢架在迷雾中看起来就像鬼城。卡帕敏捷地躲过一片枪林弹雨，拿着他的康泰克斯相机躲在了离他最近的钢架背后。「当时仍然为时尚早，光线还不够好，但是那些士兵在这样脱离现实的场景里战斗着…这样的效果非常棒。」卡帕紧紧地抓着一根杆子，颤抖的手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门。在他面前的沙滩上，一辆水陆两栖坦克已经被烧得只剩一半了。卡帕扔下他的巴宝莉外套，朝着那辆坦克走去。他的周围全是浸泡在鲜血和呕吐物中的尸体。想要捞回那些尸体几乎不可能，仍然活着的士兵也是举步维艰。卡帕只能匍匐前进，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爱尔兰牧师和一位犹太军医，他再一次举起相机，开始拍照。「照片的前景几乎全是湿漉漉的军靴和铁青的脸庞。」他这样写道。

突然，卡帕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士兵，他带着头盔，在沸腾的红色海洋里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以便躲过朝他射来的子弹，他的身后则是德军造型诡异的铁塔。卡帕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幅场景，这张奥马哈海滩上的照片后来成为了这场战役的经典影像。「我的眼睛根本不敢离开相机的取景器，只能疯狂地按快门。」卡帕的眼前，是无数呐喊、牺牲的士兵，尸体的碎片四处横飞。塞缪尔·富勒在卡帕后面的那艘登陆艇上，在那样的噪声中，他间歇性地失去听觉。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卡帕拿出一个长焦镜头，拍摄着远处坐在山丘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大声给士兵们下达命令的德国军官。

一位年轻的士兵半身潜在水中

 「我把相机举过头顶…在水中从两具尸体之间走过…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深入到了战火的最深处。」当他走到一艘医疗运输船旁边的时候，一声爆炸响起，紧接着他的身上就沾满了羽毛，那是一位刚刚在爆炸中牺牲的士兵身上所穿的羽绒衣被炸破后飘出来的羽毛。医疗船渐渐地从海岸撤离，船长大声哭喊，他的助手被子弹击中，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在他身旁。

在开往韦茅斯的路上，卡帕帮助医疗人员抬担架。今天凌晨为他们准备早餐的炊事员们，身上洁白的制服和手套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们正在将一具具尸体放进裹尸袋里，然后封口。卡帕拿出一卷新的胶卷，拍摄最后一组照片。他用禄来福来反光照相机来记录甲板上紧急输血的过程，紧接着，他自己也晕倒了。后来，他在一个床架上醒来，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疲劳过度。」而卡帕在奥马哈海滩上总共只待了90分钟。

韦茅斯港，卡帕找好位置，准备拍摄医疗人员为伤员进行治疗的场景。然而，当船门打开时，另外一位来自《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走了出来，他是来拍摄伤员情况的。谢尔曼给了卡帕一个拥抱，并且给他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卡帕手指夹着一根香烟，头盔稍稍歪了一点，露出一个胜利者的笑容。卡帕匆匆地给莫里斯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所有的照片都是用的35毫米胶卷，然后又登上了返回诺曼底的舰船。卡帕根本不知道那天他拍了些什么，但他非常清楚那天他经历了什么：4卷记录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战争画面。

韦茅斯港，谢尔曼镜头下的卡帕

 十月的一个晴天，我和约翰·莫里斯来到诺曼底，重游卡帕曾经经历过的这片奥马哈海滩。莫里斯穿着优雅的粗花呢大衣，仍然一副不知疲倦的样子。他独自一人开始了叙述卡帕在登陆日那天的经历，提醒世人这位伟大摄影师的精神力量和战争的残酷与未知。莫里斯无数次地来到诺曼底，6月6日这个日期也深刻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当入侵的消息传遍各个角落的时候，莫里斯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非常焦虑。「那一整天，我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但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暗室里的人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一整晚，我都没有睡觉，就是在等待卡帕和他的胶卷。」

6月7日，星期三晚上6:30，英吉利海峡终于传来了消息：「一两个小时之内你就能拿到胶卷了。」话还没说完，静电干扰就中断了通话。大约晚上9点，莫里斯终于收到了那个小包裹；里面有4卷35毫米的胶卷，还有另外6卷胶片，是卡帕在英格兰的英吉利海峡和奥马哈拍摄的。这些胶卷交给了一位暗室助手，丹尼斯·班克斯（Dennis Banks），他后来也在摄影界大有所为。莫里斯在楼上等待着，他尽量克制自己去看时钟的冲动。一会儿，暗室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是摄影师汉斯·维尔德（Hans Wild），他已经看见了胶片上那些令人惊奇的场景，「太精彩了！」莫里斯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我们需要成片！快点！快点！快点！」又过了一会，丹尼斯·班克斯冲进了莫里斯的办公室，他啜泣道：「都毁了！卡帕的胶片都毁了！」

暗室里，班克斯像往常一样把卡帕的胶片放进干燥箱，但由于太过于激动，他把温度调得很高，关上门，想要加快冲印的速度。在没有通风的情况下，高温熔化了胶片上所有的感光乳化剂。莫里斯一把抓起前三条胶片。他告诉我：「它们看起来就像汤糊一样。」但是第四卷胶片里的11张照片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莫里斯完完全全被那些图像震撼到了。（有人认为卡帕在奥马哈一共拍摄了106张照片。）干燥箱里的高温给这些图像渲染上了令人震撼的效果。（卡帕自己也曾提到在爆炸声中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莫里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红一纵队努力地穿过地雷遍布的沙滩和钢铁建造的壁垒，四周充满了爆炸的火光和子弹；步兵团在路障下停止前进；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半身潜在水中，坚决地要向前进，见证让4,414名盟军战友牺牲的那一天。

红一纵队在登陆的最前线

 莫里斯知道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他没有时间一一研究。他抓起这些张照片，把它们分4份放进玻璃纸信封里——一份送给《生活》杂志伦敦编辑部，一份送给英国政府，一份送给五角大楼，还有一份送给纽约编辑部，同时纽约编辑部还会收到底片。紧接着，莫里斯开着他的奥斯汀飞驰在伦敦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当时是凌晨3:30，星期四。在情报部，他等着给所有的照片盖章，在检测器出故障时，他尽量克制自己不发脾气。终于，他还剩15分钟的时间赶到格罗夫纳广场在早上9点之前把照片送到情报员手里。莫里斯在小巷中急速穿梭，就在离广场还有50码距离的时候，他看见情报员正准备锁上运输箱。「等等！」莫里斯大喊，最终赶上了。

这批胶卷和照片待会儿就将乘上跨大西洋的飞机，经停两站加油（苏格兰和纽芬兰），最终抵达华盛顿。「天气不好的时候，飞机还会在亚速尔群岛或者拉布拉多停一站，有时候甚至在格陵兰也会停。」莫里斯告诉我，「一着陆，照片就会被送到五角大楼进行快速的审查。」然后，照片就会被带上火车或者国内航班，前往《生活》杂志纽约编辑部。

战役过后的诺曼底海滩

 就在《生活》杂志截稿的那个星期六，编辑们在电报里宣布：当罗伯特·卡帕的登陆底片送抵这里的时候，今天就成为了《生活》编辑部摄影史的伟大一天。冲印的照片及时送到了。1944年6月19日，《生活》杂志如期发行，封面标题就是「诺曼底滩头：海陆空联合打响欧洲命运之战」。封面报道讲述了卡帕拍摄这一系列照片的过程：「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摄影师卡帕移动着他的相机，颤抖的双手模糊了他的照片…当他涉出水面登上船的时候，相机都已经湿透了。」

在登陆日的混乱和惨烈中，卡帕的那11张照片几乎是唯一的幸存者。而这11张照片的完好无损完全是由于卡帕亲自将胶卷带到了英格兰。人们花了好几年才确认出照片里那位半身潜在水中的士兵身份。一开始，人们以为他是爱德华·里根（Edward Regan），但90年代的时候，人们发现照片里的士兵其实是16步兵师的上等兵，叫做休斯顿·胡·莱利（Huston Hu Riley），他就在离卡帕不远处的沙滩登陆。潜伏了半个小时之后，上等兵莱利冲向沙滩，肩膀中弹。在理查德·伟伦的《这就是战争》（This Is War!）中，莱利说他被「一个大块头下士…和一位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摄影师给救了…当时我满脑子里都是『他怎么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莫里斯说：「我觉得卡帕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一个月后，当卡帕返回伦敦的时候，他得知自己在奥马哈拍摄的4捐胶卷全部被毁了。「他们冲印出来的照片和被他们毁掉的照片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卡帕在给他身在纽约的兄弟康奈尔（Cornell）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是，卡帕终于成为了《生活》杂志的一员。「威尔逊·希克斯（Wilson Hicks）先生邀请我加入《生活》，并给我提供9,000美金的年薪，所以我不得不接受。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但是我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剃头投敌的沙尔特妇女

 他本可以留下更多关于二战的精彩摄影作品。1945年4月，当盟军席卷欧洲大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著名作品，记录下了剃头投敌的沙尔特妇女。但是，他写道，对于「劫掠性的战争」，他根本不感兴趣。他对拍摄集中营也不太感冒，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摄影师，而且拍摄一张令人恐惧的照片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当第二步兵团渡过齐柏林飞艇桥的时候，他坚持要跟随军队一起前往莱比锡。莱比锡是他一生挚爱，格尔达·塔罗，的故乡。在桥上，卡帕看见了一栋漂亮的4层公寓楼。他爬到楼顶，「想要知道这幅士兵们匍匐前进的照片会不会是我的相机所拍下的最后一张关于战争的照片。」就在他拍摄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下士被德军的狙击手击中。在那些恐怖的照片中，死去战士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几乎形成了一个血坑。据作者凯迪·马尔顿（Kati Marton）所说，这一瞬间就是卡帕战地摄影时代的终结，而这一时代开始于与塔罗在西班牙的日子以及「阵亡一瞬间」。

不久之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在去往德国的途中来到巴黎，为那里的美国士兵带来欢乐。就在1945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V-E Day）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卡帕和小说家欧文·肖（Irwin Shaw）在她下榻的饭店开玩笑地给英格丽写了一张纸条：「我们本打算给您送一束花，并且邀请您共进晚餐，但是经过共同磋商之后，我们发现身上的钱只够给您买一束花或者请您吃一顿晚餐。经过投票表决，『共进晚餐』险胜『一束鲜花』。」便条下方，他们签上：「焦急的两人。」

褒曼既不认识卡帕也不认识肖，但她被他们的机智给逗乐了，于是决定赴宴。在她的自传中，她描述了那一晚的欢乐，充满「跳舞与饮酒」；第二天，她离开巴黎前往柏林。两个月之后，卡帕来到柏林拍摄战争遗留下来的残骸，并且发现褒曼也在那里，当时的她正对于与培特·林斯特罗姆（Petter Lindstrom）的婚姻非常绝望。卡帕的出现让她想起了在她13岁那年去世的父亲。她疯狂地爱上了卡帕，并且想要和她的丈夫离婚；卡帕拒绝了她。但那一整个夏天，卡帕和褒曼一直待在一起。卡帕在那里拍摄柏林的黑市，赚到了足够的钱还清债务，并且能够跟随褒曼去好莱坞。在那里，卡帕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他不喜欢好莱坞的轻浮。《生活》杂志派他去跟拍当时正在拍摄希区柯克《美人计》的褒曼，但卡帕很快就发现，他离不开战争带给他的那种快感。（后来，希区柯克利用卡帕和褒曼之间的故事来拍摄《后窗》，里面的《生活》战地记者是由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所扮演的。）

卡帕镜头下的英格丽·褒曼

 1947年，卡帕被授予自由勋章，同时也见证了他的梦想：摄影师合作社「大酒瓶」（Magnum）的诞生。到了50年代初期，他告诉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影已经终结，未来是属于电视的。」他担心自己受命与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前往苏联会让他被列入黑名单。1954年，40岁的卡帕欠下「大酒瓶」不少医疗贷款，于是接受《生活》杂志的任务，前往日本。在日本的时候，约翰·莫里斯建议他去拍摄印度支那的斗争（也就是后来的越战）。卡帕没办法拒绝这样的机会，或者说这笔酬劳：2,000美金。「如果你肯冒险的话，」莫里斯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价格可以更高。」

在奥马哈的海滩上，莫里斯泪如泉涌。在给了卡帕越战的任务之后，莫里斯犹豫了：「我打电话给卡帕，对他说，『罗伯特，你没必要去冒这个险，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莫里斯经常说起这段往事。但是卡帕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会是一个精彩无比的故事。」他对一起前往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两位记者这样说道。接着他跳下吉普车去拍摄法国炮兵向越盟军队发射高射炮的场景。几分钟之后，炮弹击中了护航车队。一个越南人用法语喊道：「摄影师死了！」卡帕的左手紧紧抓着相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殉职的战地记者。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里，他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和一位法国军官一起跨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