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戏的“江湖”不再,耍猴人落寞还乡

记得小时候,只要听到寨子口有人吆喝,我就会丢下手里面的鸡鸡鸭鸭,弹弓泥巴,甚至来不及趿拉着鞋,就奋不顾身地跑过去。

　　准是那耍猴的又来了。

　　他们先用白色的粉末在地上画一个大圈,把自己和猴子都围起来,就像孙悟空为他师父画的圈一样。那时候,我从来不敢靠近那个圈,自己虽然不是妖怪,还是怕那圆圈会有魔法。

　　它确实有魔法,以至于每次耍猴的来,我都会看得痴迷,直到奶奶扯着她那满寨子都能听到的嗓音,我才会恋恋不舍地回去。

　　那些耍猴人狠狠地抓住了我的心,他们嘴里有永远都唱不完的戏词,他们戏箱里肯定有我想要的宝贝,他们手里的鞭子,像是魔法棒,我和小猴子都没法抵抗……

　　这是我对猴戏唯一的记忆。找个机会去一趟猴戏之乡,是心仪已久的事了,并不是想要把猴戏看个够,而是去寻一寻儿时心里的谜。

　　一路上,心里还是很期待的,想象着新野这个地方,是不是处处都能看到可爱的猕猴与人逗乐；想象着,你站在大街上,随意撇到一隅,就能看到一个大圆圈,圈里的耍猴人在唱着锵锵戏词。　　　　　　　　可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到新野的第一站,是去新野县猕猴艺术协会,这是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它确实很“民间”,在新野县樊集乡公路旁一个民房的三层小楼上简简单单挂了一个“新野猕猴艺术协会”的牌子。

　　五六个农民打扮的人三三两两站成一撮,抽着烟聊着天。协会会长张俊然迎了出来,这是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在新野耍猴人中很有号召力,这次采访也多亏了他协调,要不然散落在各个村村落落的耍猴人,怕是寻来要费上好一番工夫。

　　简单地跟这些猴戏艺人聊了聊,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耍猴,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牵着猴子,挑着家当就走街串巷去了。“也不知道为啥学耍猴,从记事儿起,家里就有人在耍”。“新野大部分都是沙土,只靠种田,指定养活不了家。”这些艺人你一言我一语,我也不打断,听他们讲。

　　有一个老艺人引起了我的注意。62岁的老张是个大嗓门,每次问问题他都抢着回答。1978年老张第一次带着猴出去,那时候艺人出门全靠扒火车,一般都是拉煤的火车,一趟下来,连牙齿都成了黑色。

　　我喜欢听老乡讲他们以前的事迹,就好像我跟着他们一起“闯江湖”,就好像他们的每一场表演我都在场,就好像在一同回忆我们的老故事。

　　正聊着,在黑龙江被判刑的4位艺人也来到了协会。听他们心有余悸地讲着被捕的细节,其他艺人也在一旁附和“耍了几十年,哪见过这阵势,最多就是被驱赶”。这件事在当地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大家议论纷纷今后要不要继续出去。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人,他不怎么说话,一只脚来回踢着地上的土坷垃。他叫苏国印,是这次在黑龙江被判刑的艺人之一。我就走过去问他,最近在忙什么。“种地。”他的语言很简洁。

　　“他被吓着了,从黑龙江回来,在家睡了一个星期。”有人搭腔,旁边人都笑了起来。我听这笑声里并没有恶意,便问他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还是苏国印先开口:“现在都不敢出去了,我们就想知道没有运输证耍猴算不算犯法。”

　　我没办法回答他,心里有丝哀伤。这些艺人都不明白“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怎么就犯法了”。或许这就是传统艺术形式在文明的演进中必须遭遇的洗涤吧。

　　不过还真有人因此改行了,这让我很诧异。改行的这个叫于成,年仅20岁,是目前新野县年纪最小的耍猴艺人。我把他找来想问一问究竟。还真是个能说会道的孩子,他喜欢这种带着猴到处跑的生活,但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牢狱之灾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我是有些惋惜的。但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它就发生在眼前,好像是条潺潺溪水在你眼前断了一样,那滋味确实不好受。

　　他们都是本本分分的手艺人,农忙时摆弄庄稼,农闲时耍耍猴子。但外出耍猴所需的复杂行政许可以及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碰撞,让一些艺人开始了转型之路。杨林贵便是其中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杨林贵。到新野的第二天上午,我在张俊然家里闲聊,碰巧杨林贵去串门,便把他拉来一起侃。58岁的他已有近30年的耍猴生涯,很健谈。讲到第一次出门,他很兴奋地说那次挣了160块钱,那时候鸡蛋才两分钱一个。我问他出门苦不苦,他说苦!

　　今年,老杨没有再跑江湖,他和小猴子欢欢一般都是在家待命,哪个公园或景区需要演出,张俊然就会告诉他。“还是进景区表演好,人家管吃,还能住宾馆,有床睡。”老杨笑出了一脸褶子。

　　“有床睡”或许预示着猴戏艺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了“天为被、地为床”的漂泊卖艺生活,结束了走街串巷寨子口吆喝的表演方式。而开始的,是经过文明的演进所焕发的新生机。

　　在新野待了三天,寻了儿时念念不忘的记忆,也是时候回去了。返程的时候,我跟两个新野的同学聊天,当我一脸羡慕地问“你们小时候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猴子”,她俩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从来没看过”。

　　哈,我想我比她们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