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大师辈出的时代已经过去

 威廉姆．Ｊ．米切尔在他1992年的《变换的眼睛：过去摄影时代的真实》中说道：“从摄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的1989年的这一瞬间起，摄影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彻底地和永久地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如同150年前的绘画。”他以忧心忡忡的目光对现代摄影的发展投以关注，是悲是喜，摄影的电脑时代已经来临，每一位摄影家都是应该直面相对的──我们期望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什么是摄影美好的未来呢──我自己也毫无把握。因为此时我想到了是这样一些问题：现代社会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图像吗？用什么来衡量现代摄影的大师级作品？在失去权威的年代，摄影的走向还会令人乐观吗？现代社会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图像吗？

人们也许有理由相信，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在传统的图像规范模式还没有被人们真正消化以前，无数标榜着“新图像”概念的视觉模式铺天盖地而来。在现代化远远没有确立其真正的标志的土地上，又横七竖八地插上了许多“后现代”的标签，让人一梦醒来不得不怀疑是否有真的走错了房间的感觉。据心理学家的测试，走进超市的主妇，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包装，她们的目光停留在每一类商品上的时间仅仅为0.2秒而已。于是如今的广告摄影师所面临的困惑就是如何不断地加大图像的诱惑力，殚精竭虑寻找突破的捷径，以加强图像对人们视觉的冲击性。但是摄影师（也许不仅仅是摄影师）所不愿想到的是，图像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平面的二维图像，在经过了自本世纪初以来的数十年突破了“量”的极限，再试图突破“度”的极限时，总会面临着一个无法再向前走一步的边界，甚至面临彻底崩溃的可能。冷静地想一下，现代社会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图像吗？

20世纪初，摄影史进入了它自己最为辉煌和令人激动人心的年代，摄影器材和感光材料的逐步完善，印刷媒体的不断更新和逐渐逼真，传播渠道的日益拓宽和形式多样，关键是摄影的创意空间还远远没有被人类的思维所填塞，使得摄影家没有理由不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制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图像的时代。一位或几位天才的摄影家一旦举起风格迥异的大旗，就会聚集起一股探索和发展的潮流，形成蔚为壮观的流派，常常使摄影的发展轰轰烈烈而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曾经占据传媒主体位置的绘画不得不退缩到审美的空间，拱手让出传播的头把交椅。有这样一个例子，在19世纪后期的上海，出现了一本《点石斋画报》，而给画报提供新闻采访的是清代画家吴友如──这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第一位用写实绘画从事采访的新闻画家，他放下旧式文人的架子，抛开传统笔墨的局限，用热心和才智去大量描绘现实生活中的民俗风情和新闻事件，从而在中国绘画史和新闻发展史上竖起了一个里程碑。然而好景不长，摄影的传入和在中国的渗透发展，写实的新闻绘画转瞬之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印刷越来越精美的新闻照片。以至于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位有开拓意义的画家，淡忘了曾经有过的这一段令人为之振奋的历史。这样的例子在摄影术刚刚传入美国时也有，比如著名的美国摄影家马修．布雷迪曾经在纽约开办了一个达盖尔式的小画廊，并且广泛地拍摄美国知名人士的肖像。然而由于印刷制版技术的还不足以使摄影作品得到很好的表现力，我们在当时的一份《插图报》（Illustrated Newspaper）上看到的关于画廊的描绘，还只是一幅雕版作品，由弗兰克．雷斯莱绘制。但是这一现象到了19世纪末，就随着印刷术的高速发展而成为明日黄花了。

于是，描摹这一时期的摄影发展史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梳理流派的发展脉络使人欣喜不已。然而也是好景不长，摄影的发展真的有点“洪水猛兽”的感觉，数十年后就让人有了茫然无可适从的谓叹。以至于摄影一下子经历了绘画需要上千年才能经历的变化──绘画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自然主义、即物主义、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令国外一些摄影家疾呼：摄影已经死亡了，不会有更新的形式了！幸好摄影没有死，才使我有可能在今天依旧完成了一本摄影流派发展史的写作。然而困惑依旧，摄影的走向依旧令人担忧，正不仅仅是担忧摄影的“穷途末路”，而是担忧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要这么多的图像究竟干什么。从摄影所能承担的义务来说，它无非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认识世界的纪实传播，一个是愉悦人生的审美演绎。

对于前一个功能来说，摄影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从摄影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社会就肯定了它的物理镜头所描述的真实性，它在当时之所以能和绘画一争天下，并不是因为雷兰德等人所确立的模仿绘画的高艺术流派的风格样式，而是以后诸多写实的摄影家为之努力的结果。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摄影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写实本身，而是如何把握写实的限度。有人提出摄影太残酷了，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和灾难都被摄影家一一收入镜头，令人不忍卒读。但更多的人认为摄影的逼真写实和它的“残酷性”远远不够，理由是人们看到了无数的灾难照片，已经产生了一种麻木，用《美国摄影》编辑的话来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以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图像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拯救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然而这恐怕是勉为其难了！正如我前面所论述的，摄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硬要赋予它无法承担的重任，只会令其无可适从。就像我们在许多年前看到荷赛的获奖作品，一定都被其触目惊心的战争和灾难照片所震惊过。然而今天呢？在连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观众都已经麻木的情况下，荷赛的作品却依旧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甚至还不如以往的一些精彩之作。这是摄影的不是还是我们的不是？加上近些年来的数码摄影的迅速发展，摄影的写实能力越来越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人们不是怀疑摄影本身所具备的写实力量，而是怀疑在数码摄影的介入之后摄影的写实究竟还可不可信。

再来看摄影的第二个功能，也就是审美愉悦的功能。由于摄影和绘画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因此往往绘画的审美样式也一定会“传染”给摄影，而摄影也真的毫无惧色地承担起相同的或相似的角色，同时唯美的摄影家的产生比起唯美的画家的诞生显得更为容易──尽管人们对领袖的话语还记忆犹新：“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摄影的器材便利还是使人人的创意都变成了一种可能。尤其也是因为数码影像的诞生，摄影家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创意更使现代人叹为观止，并且和绘画一样，审“美”审完了，接着审“丑”，从感官的愉悦到感官的刺激，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样再好的东西一旦泛滥成灾，也会失去其真正的魅力。试想在如今的摄影界，有哪一个唯美的影展能像许多年前香港沙龙摄影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因此我才想到了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也许不再需要太多的平庸的图像，而需要真正的给人以震撼力的大师级的作品。那么，什么才算是大师级作品呢?

对于大师，根据辞典中比较规范的定义是：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说得通俗一点，所谓大师，就是这样一些头脑和别人有些不一样的人，他们常常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就以超越时代的勇气拿出一手绝活，让世人在一惊一咋的惶恐中顶礼膜拜。一旦当人们醒来，突然间发现自己也可以模仿着大师完成一件同样的艺术品时，不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这样的作品已经无法受到人们的青睐，就是大师又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你永远只能望着他的后背发呆。

在20世纪初的摄影史上，曾经演绎过很多这样类型的故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熟悉的一代摄影大师的安塞尔．亚当斯，他在当时所代表创造性的流派——直接摄影派既有它的长处，也有局限性。由于线条和影调的精致细节，会把景物不需要的部分，表现得与重要因素同样清晰。视点和光的选择就变得极为重要。另外，一些摄影家很容易受相机和胶片的技术性能的迷惑，注重拍摄那些仅仅展现技巧的照片。于是，当亚当斯成为一种楷模后不久，一些受亚当斯影响的摄影者，他们的技术甚至超过了亚当斯，但是，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作品并没有表达出他那样的内在感情。而更为糟糕的是，新的时代对风光摄影的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在读完亚当斯之后居然已经不再需要类似亚当斯的那种激情，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审美空间变得更为功利化，已经不能容忍你再去精雕细琢，浪费人们原本就已经显得不够用的视觉目光。所以在亚当斯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在相同的领域中超越他，亚当斯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毫无愧色地被写在摄影史的封面要目上。

时至今日，我们却不得不说，经典大师辈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想用亚当斯那个年代的标准再寻找摄影大师的话，恐怕会失望的。我们不是说今天的世界缺少有头脑的摄影家，人的智商的不断提高，注定了今天的摄影家的创造能力要依旧可以和亚当斯的时代相位抗衡。然而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见多识广，在摄影领域中的突破，如果仅仅是在某一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管你走得多远，一旦被人们发现是一种方向之后，转眼之间你就会被人超越，而且会莫名其妙地处于保守落后的境地。现代艺术的智力竞争和模仿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除非你有超凡脱俗的力量，以一往无前的毅力和别人展开耐久的“竞走”，直至别人被拖垮为止。然而这样你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是惨重的，从现代人相对比较功利的观念上看，这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劳作。正如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的摄影主任察寇斯基所说：“亚当斯的作品也许是一种错误……未来的摄影者似乎再也不会像他那样，将热情、希望和信心投注到雄壮野犷的景色里了。”察寇斯基这段带有反讽意味的话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现代人的浮躁心态。

那么要想成为大师，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以反叛的目光打碎现有的束缚，不是在某一条路上走得更前面一些，而是另外寻找一个别人没有注意的方向走出一条新路，从而成为大师。但是这样的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第一是你所走的方向是否恰好吻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在若干年之后社会的进步证明了你的努力不是白费的。不然你的标新立异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或者被时代的潮流置于死地。第二是假设你的反叛可能会被历史以后的发展轨迹所承认，但在反叛的当时却是充满风险的，尤其是在一个比较保守传统的国度里，在一个对意识形态领域需要谨慎行事的时尚中，反叛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在还没有成为大师之前，就已经被溺死在襁褓之中。在你按下快门之前，是否会犹豫：这值得吗？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丝犹豫，大师就和你失之交臂！在摄影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很多人甚至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得到的只是“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捷克摄影家约瑟夫．寇德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所以一切只是一种美好的希冀而已，真正要想走出这一步，其难度可想而知。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已经由于商品化的思维方式到了一种钝化的地步，既要走准方向又要在最快的时间里被社会所认可，双重的犹豫使现代摄影举步维艰，这也不足为怪。所以话又回到前面的小标题上：用什么来衡量现代摄影的大师级作品？既具有反叛的价值（不仅仅是创新）又能为时代所认可，在别人没有走过的方向（不仅仅是走在别人前面）走出一条真正个性化的路。以此来衡量，中国当代摄影还没有真正的大师级作品！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称得上大师的摄影家！

说真的，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年代，我们渴望中国摄影界出现真正可以与世界摄影潮流相与抗衡的大师级人物，让起步比较晚、磨难比较多的中国摄影也有真正扬眉吐气的一天。然而，我们需要大师，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某种标准或权威，因为一旦在大师没有出现以前，喜大号功的人们如果盲目地捧起某些“权威”，并将中国摄影的生杀大棒轻易地交给他们，这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大师，我们却希望处在一个没有权威的年代，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我就想到了下面的这个问题——在失去权威的年代，摄影的走向还会令人乐观吗？

美国诗人狄金森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造一个草原需要一株苜蓿加一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光靠梦也成。”

狄金森所生活的时代和摄影编年史上需要梦想的年代是十分相似的，造就一个草原“光靠梦也成”的浪漫，为摄影大师的形成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基础——一个大师级的摄影家以其梦幻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奇迹之后，就为摄影的编年史留下了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人们可以循着这些里程碑所指引的方向，充满乐观和自信，走得很是放心。然而当人们走入20世纪的30年代以后，正如我在文章的前面所论述的，大师和非大师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各种原本可以清晰地辨认的流派发展轨迹，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大师少了，权威也将逐渐地不复存在。于是在这样一个失去权威的年代里，摄影的走向还会令人乐观吗？

答案也许还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即使是在现代摄影的坐标上再也找不到一位大师级的摄影家，我们依旧可以让快门的响声冲击这个有点冷漠、有点激情、有点无奈、有点自信的时代。没有权威的年代也许是令人悲伤的，就像一艘失去航标的船，让命运注定处于希望和漂泊的动荡之间，不撞上暗礁，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然而没有权威的年代更多的是充满刺激，说不准这艘船会在一个曙光熹微的黎明靠岸，一个哥伦布式的新大陆令人感到目眩。但是有一点必须牢牢记住的是，一旦你扬帆远航，就必须摆脱所有的功利和侥幸的欲望，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劈波斩浪。你也许不会成为大师──因为你已经生活在一个可能不会产生许多大师的年代。但你又可能会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成功是经历了一次与照相机相依为命的生存体验。我们的世界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图像，我们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太多太多的平庸和无聊，所有的生存法则告诉我们，只有完整的生命体验是最最重要的，而你按下快门之后的图像，不管是真真切切的纪实，还是完完美美的时尚，只是在摄影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的一株“苜蓿”，多一株少一株已经无关痛痒，仅仅是在一株“苜蓿”和一片草原之间添上一丝色彩而已。然而你在培育这株“苜蓿”的过程中所酿造的“梦”，却是属于你自己的，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这就够了！既然可以靠梦想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只能实实在在地说一些还可以说的话，做一些还不算过时的事情，也算对得起这片原先是靠梦想创建起来的“草原”了。

这使我想起了玛丽．艾伦．马克这位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凭着对社会底层的关心和洞察力，35岁的马克在1976年和另一位女摄影家一起在俄勒冈州的精神病院中唯一的女性禁闭室里“禁闭”了36天。这个病室的患者是被认为对她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具有危险性。马克全然不顾，终于以被评为年度最佳摄影集的《81号病房》中的87张黑白照片，向社会展现了这些灵魂崩溃者的真实世界。马克以她敏感的心、锐利的眼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捕捉到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反应，而且更加深入地将人类灵魂的脆弱和受伤的痕迹完全披露出来，以此向社会提出呼吁：疯子也有不可抹煞的尊严，她们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关心与照顾。然而在许多年后，一些中国的摄影家也深入了精神病人的领域，也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拿出了中国的“81号病房”，但它们所引起的反响远远不如马克的作品那么巨大和激动人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很多的原因，比如这样的拍摄因为有了马克而黯然失色，比如在拍摄的体验上和技巧上可能还不如马克，又比如中国的摄影原本的先天不足难以赢得世界的关注，还可以是中国人对人类命运的生存体验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西方世界的那种危机深度，无法引起震撼也就势所必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摄影家已经完成了一次生存的长途跋涉，他们所获得的启迪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他们可以为自己没有能走得更远而后悔，也可以为自己的突破不够成功而反省，但作为旁观者，却没有理由挑剔和指责他们的诸多不是。不然的话，摄影的这片“草原”不仅不会繁荣，而且会很快地荒芜。这是在没有权威的年代里，摄影依旧能乐观地向前发展的唯一基础。

所以我想说，在今天的中国摄影界，权威的出现不会是一件好事，摄影艺术与摄影科技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类在进入21世纪的观念变革，需要的不是什么权威，而是一种更为平和开放的环境。当然在美国摄影界，我却找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被美国摄影界公认为大师的美国摄影家理查德．阿威顿。前几年，由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发起，阿威顿从报名和提议的数万份档案中选出一些摄影界的佼佼者，并由他的六名助手帮助进行长达六个周末的指定考试，最后选中了16个幸运者，组成了摄影大师班，由已经70多岁的阿威顿亲自指导，期望培养出有出色成就的摄影大师。尽管这些入选者都有一定的摄影经历并也有了一定的成就，但阿威顿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大开眼界，这也是摄影界中史无前例的。当然我也有点怀疑，大师真的是可以培养的吗？在中国人的师承关系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专业导师式的“授业”，就像师傅和徒弟之间手把手地教、一招一式地学；另一种是大师式的“传道”，是一种心领神会式的过程，重在参禅悟道。前者是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大师的，若是后者，还或许有希望。

结论：现代社会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图像吗？需要的。但理智地说，更需要的是精彩之作，宁可少些，也不需要太多的平庸。
　

用什么来衡量现代摄影的大师级作品？具有反叛意识的思维方式和风格样式。也许在今天的中国摄影界，这样的标准还是空中楼阁。
　

在失去权威的年代，摄影的走向还会令人乐观吗？依旧乐观。这样的乐观是建立在每一个人自由的梦想之上的。千万不要以一个人的专制取代另一个人的梦幻——我们渴望成为大师，但我们宁可不要权威！

原载于《中国摄影》1999年第7期 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