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战地摄影师的理想与生活

几个月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组Lynsey Addario拍摄的约旦的叙利亚童养媳的照片,有一张照片让我驻留许久.照片展示了一名坐在昏暗房间里头戴翡翠色头巾的女孩,她大腿上坐着一名婴儿。图片说明说她只有16岁，因为婚后丈夫的虐待，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并不是她戏剧性的故事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是光。婴儿在昏暗的房间里若隐若现，从照片外的某个地方，一缕白色的阳光直落在女孩脸上，照亮了她外露的额头和包裹着鼻子和嘴的绿色头巾,让这张照片有犹如卡拉瓦乔画作般的明暗对比。注视着它,我感到有些兴奋，想象着Addario可能会觉得，在拍摄的那一刻,光,刚好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照着一个合适的女孩，还有她头上那色彩同样合适的头巾。Lynsey Addario才华横溢。

Lynsey Addario

“一张完美的照片几乎是不可能的，拍一张好的照片已经足够难了，”Addario在她的回忆录《It’s What I Do》里这样尖锐地写道。“有时候光线合适，但被摄对象的位置不合适，再好的构图也没办法。有时候光线非常完美，但被摄对象感觉不自在，他的尴尬会体现出来。我知道，要让所有元素都恰到好处有多难。”

大部分时间里，Addario能拍到好的照片；偶尔，她能赢得一张完美的作品。这些经历都在她的回忆录里，它们犹如珠宝般隐藏在一段很长的散文里，重述着她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日子。叙利亚少女和婴儿的这张照片，恰恰是Addario所谓的成为一名母亲后更能充分驾驭的场景。“我为人父母的新体验让我更能理解我的拍摄对象。”她这样写道。

Addario之前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母亲会对她的工作有益，而是正好相反。2009年，她在巴基斯坦拍摄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了伤，朋友们建议她休息一段时间去生孩子，她的未婚夫也这样催促。Addario当时很沮丧。“如果我6个月不拍照干活去生孩子，我相信我的图片编辑会把我忘掉了。我所做的是男人们的职业，我很难想象一名女性的摄影记者结了婚或是有一个小孩。”

Lynsey Addario的回忆录《It’s What I Do》2015年2月将出版发行

《It’s What I Do》是一个关于勇气、事业心和个人成长的故事。9/11后美国反恐战场上的这一代记者，都将会对其感到熟悉。这也是一名女性在一个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世界里的故事：在巴基斯坦街头拍照时被陌生男人捏屁股；被一名男记者告知，她作为一名女性，会影响他们成功申请并接近阿富汗领导人采访的机会。（后来，Addario很快就找到了她自己进入官邸的方式，当她同事出现时，她已经在忙于拍照了。）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Addario专注于拍摄战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索马里和利比亚，她完成过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拍摄任务。2011年，她在利比亚与其他三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一起遭绑架，被广泛关注。在回忆录里，她重述了这些冒险，同时还有让她失望的爱情和生活：男友的背叛、战地里的被侵害、以及其他一系列让她对自己的长期浪漫理想产生怀疑的灾难报道经历。“我经常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剩女，并经常为此自责：永远单身，和随机的男性相处，我的相机总让我四处奔波。可能还会更糟。”

当Addario的战地照片作为新闻被传播而受人关注时，她关于战争中普通百姓的影像，特别是冲突边缘的女人和孩子的影像，超越了新闻的层面。

她的书里有一幅引人注目的照片，一对古巴夫妇在电视上看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 Addario是一名年轻的美联社签约摄影师。在纽约拍摄新闻发布会、突发事件和洋基队夺冠游行的间隙，她自费来到哈瓦那。2000年，她来到印度，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为了前往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她向姐姐借钱以支付旅费。刚到阿富汗时，她连拍摄车窗外的风景，都会觉得“太紧张”，后来她终于鼓起了勇气，通过她的翻译询问能否拍摄做祷告的人们。结果她拍到了下面这张照片。

“从那以后，我知道要去寻找更亲密和更私人的时刻。”这想法使她后来在喀布尔拍摄了医院里的女性,在乍得、苏丹和刚果,她出色的照片也唤起了人们的关注。

作为一名女性，Addario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在全球——特别是在战地工作的女性，会遇到什么特殊的障碍和机遇。

Addario在美国康涅狄格州Westport长大，是一名发型设计师的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他们家里经常开奢华的泳池派对，是一些男扮女装的男同和郊区非主流人士的聚脚地。在Addario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一名与他们家交往密切的男友离开了她的母亲，Addario 和几个姐姐跟随母亲，离婚后她们的经济条件急剧下降，她们搬到了一间没有泳池的房子，母亲也卖掉了她的双门奔驰跑车。

Addario十三岁时，她父亲给了她第一台相机，一台尼康的FG。她去到东北部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上学，学习国际关系，同时拍大量的照片，但当时她并没有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打算。“我当时觉得摄影师都是些古怪的没有志向的由家里养着的孩子。”毕业后，她在餐厅做服务员赚钱，然后去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西班牙语和拍照片。“我的追求很简单，旅游，拍照片，我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最终，在一名男友的建议下，她主动联系了一份英文日报的编辑，得到了一份自由摄影师的工作。当麦当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拍摄电影《Evita》时，Addario的机会来了。“如果你让我进去，以后哪一天说不定我就会变得很出名了，”她说服了保安让她进去，最后她的照片登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头版。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识了Addario的抱负有多大,但不是最后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观了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的展览后，摄影不再是她年幼时觉得的是由家里养着的孩子们的工作了。“我被萨尔加多的影像所征服——激情、细节和内容,我决定投身新闻和纪实摄影。”她努力工作,也有远大理想。“我想能让人们知道我的照片,被我的照片所影响。我拍得越多,实现的就越多,我还想继续做到更多。”搬到印度新德里成为自由摄影师之后,她一遍又一遍地给《纽约时报》的图片编辑发邮件,但没有得到回复。“我觉得,如果我能为《纽约时报》拍照——对于我来说，这张报纸雇用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最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将能达到事业的顶峰。”

9/11袭击后，她在巴基斯坦得到了机会。Addario觉得她或许能进入一些对男性有限制的场所,所以她开始到访一些女性的宗讲授校(Madrassas)。“我开始拍摄一些在其他出版物我从未见过的图片故事。”她的“圣战女性”专题出现在了2001年秋天的《纽约时报杂志》，这对于一名年轻的自由摄影师来说，算得上是巨大的成就。

在那以后，Addario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后，她来到了伊拉克，在那里，她第一次拍摄了炸弹袭击，第一次经历了一名同事的牺牲。报道战争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在巴格达《时代》周刊办公室的屋顶，她能看到炸弹袭击飘起的浓烟，那是她驶往故事发生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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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家里时，她和软弱的男友重聚，但感觉如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当她在抽屉里发现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时,她几乎没有能量去对质男友。“我接受了他的不忠，作为对我所选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妥协。”很快,她回到伊拉克,很高兴回到了我所‘熟悉’的世界。在伊拉克，我不需要担心在我的抽屉里发现陌生女人的照片,或着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一场战争的进展如何。”

她在与一名《时代》周刊记者的交往中寻求安慰,忘掉了她那背叛的男友。但在2004年,她和她的新男友Matthew,在巴格达郊外被伊拉克的叛乱分子绑架了几个小时。Addario当时以为她要死了。当她回到巴格达,她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求她回家，但Addario不想离开。“恐惧是我所选择道路的副产品”，就像她男朋友的不忠。伊拉克之后,她前往了达尔富尔，对苏丹产生了兴趣,有几年时间，她经常去那里。不过很快,她又回到了阿富汗,在那里她接受了她生命里最困难和危险的拍摄任务,作为在科伦加尔山谷美军的随军记者数周，期间，数十名美军士兵在持续的战斗中牺牲。

Addario是和《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Elizabeth Rubin一起做随军记者的，Rubin那时怀孕了，在一场战斗中，她们两人选择了留在后方的指挥部，但其他两名男性摄影师却去了前线。“我感觉如同失败者，感受到性别的限制。”随后，她在一场夜间巡逻中爬上一个山头小便，让自己置身于一次交火中间。这把她吓坏了，她迅速提早结束随军采访，“在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刚果和达尔富尔，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个人能承受的对于恐惧的极限，这是让我至今仍能活着的唯一的东西。”

Addario相信她的直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她有多年的经验，她的作品得过普利策奖，也让她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grant)，但她仍然受困于自我怀疑之中。当她提早离开科伦加尔山谷的美军，她不得不面对扔下Rubin独自一人所带来的懊恼。回到伊斯坦布尔，她在浴室里大哭，不断责怪自己的“不胜任”。在利比亚，她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恐惧之中，但她没能足够快地离开。在她和男性同事在艾季达比耶（Ajdabiya）被拘捕的几分钟之前，阿黛瑞尔看到一群男子汉气概的法国记者在迅速撤离。“我什么也没说,”她写道。“我不想成为一名懦弱的摄影师或是被吓坏了的女孩，阻止男同事们继续工作。我的同事其实永远不会指责我的无用或不专业;只因我太在乎，我是团队里唯一的女性。”

《时代》周刊被捕的记者中至少有三人之前有过同样的经历——Addario和另一名摄影师Tyler Hicks，还有文字记者Steve Farrell，剩下的Anthony Shadid曾在约旦河西岸的采访中中枪。如今，当采访冲突的记者越来越多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Addario写道，这样的危险“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被囚禁后，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时,Farrell发誓再也不来战场了，其他的人则保持这沉默,他们知道他们还将继续危险的工作。“新闻是一个自私的职业,但我仍然相信它的力量,希望我的家人也能理解。”

Addario和她的同事已经写过了他们被绑架的经历,但Addario在书中补充了些细节,强调了拘捕他们的利比亚人和转移他们离开利比亚的官员们奇怪和恐怖的心态。一名利比亚士兵举着手机靠近Addario的耳朵,以便他的妻子可以在电话里侮辱她:“你是一条狗。你是一头驴。穆阿迈尔·卡扎菲万岁。”Addario在囚禁期间没有被强奸,但她反复地被人摸。当他们被交付给利比亚政府托管后,一名翻译问她是否需要任何“女性用品”。“我觉得很奇怪,利比亚人把我们绑起来,打我们,在心理上折磨了我们三天,然后给我买卫生巾。”后来，同一名翻译给了她一袋衣服,里面包括内衣，让她“赶快”穿上。

在利比亚被囚禁期间，她承诺如果能活着离开，将怀孕生孩子。她和丈夫团聚不久后知道自由怀上了孩子,她却希望怀孕测试错了。“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放弃我的生活,我的身体,我的旅行,”怀孕期间，她又飞到了塞内加尔、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摩加迪沙。“我保持着我的身份,我的自由,我成年之后一直所从事的事业，以及孩子出生之后这一切都会消失的恐慌。”

怀孕6个月时，她飞到了加沙为《时代》周刊拍摄了一个交换战俘的任务。从加沙回到以色列时，她在检查站试图躲避全身的X光检查，害怕辐射会影响她未出生的孩子。但检查站一名粗鲁的士兵给了她两个选择：X光机或者脱光光检查。后来她不得不三次通过检查仪，最后还是被要求脱去了衣服。 Addario愤怒了，她认识到她其实是作为一名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美国人来被对待的，如果是一名贫穷的巴勒斯坦怀孕妇女，情况会更糟。“我突然明白了,以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和被激怒了的方式,认识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她写道。“虽然我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现实，但不知何故,我不得不承认,怀孕和成为一名母亲后的弱点，给了我另一个理解人性的机会和窗口。”

Addario的怀孕没有像她自己所害怕的那样影响她的事业，《时代》周刊的编辑承诺在她生孩子后还是会给她拍摄任务。“我挺吃惊的，”她在想是不是“这个行业有了一些改变。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足够证明了我自己？”

她的这个问题其实传达出了一些女性战地记者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即使他们已经变得比男人更男人。自9/11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了为主流新闻机构报道冲突的岗位上。但通往这些工作的道路是使人精疲力尽的，危险的，常常使稳定和生育后代的正常个人生活变得不可能，而哪些是有趣和重要的故事，也是由男性编辑们决定的。女记者有时会把自己放在更困难和危险的位置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但为什么最好的故事一定来源于战斗?到底是谁决定了什么是最好的故事,或只有这些故事值得讲述?

在2003年Addario第一次去伊拉克时,她决定去北部的库尔德斯坦,“在战争的边缘拍摄”,因为她怀疑自己缺乏随美军一起进入巴格达的体能。但在战争边缘不应被视为是一种障碍。许多事实证明，最好的故事和最好的照片总是在战争边缘,在人们生活和适应着的私人和私密的空间,战争恐怖暗光中的痛苦或繁荣。

这些故事正是Addario和其他女性记者特别适合去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