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格雷厄姆远远没有满足于此，在《多事之地》的画册出版之后，他重返北爱尔兰，接着完成了一组名为In Umbra Res的作品。In Umbra Res是一本摄影书， 1990年12月由曼彻斯特Cornerhouse出版，其中收录了摄影师第二次去北爱拍摄的16张彩色摄影作品。 从画册中正在看新闻直播的贝尔法斯特中年男人近照，到吸烟的女子肖像，再到夜晚街边沉思的路人，格雷厄姆不再将重点放在事件本身，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历史对个人的影响，以及这些人如何去理解历史。而在摄影手法上，他开始摒弃全方位的风景摄影，转而开始将风景、静物和肖像糅合起来，通过将十六张照片以无线性叙事的方式的编排，成为格雷厄姆观念摄影的又一次大胆的尝试。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In Umbra Res画册，1990，©Paul Graham
然而，在90年代初期，虽然英国摄影内部已悄然发生变化，格雷厄姆却成为那些英国的现代主义摄影爱好者的尖锐批判的对象，他的作品被打上了“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标签。大卫·李 （David Lee）是当时英国艺术和摄影届最知名的批评家之一，作为传统主义的捍卫者，他在针对In Umbra Res的评论中指出：“（格雷厄姆）明显有建立观念／后现代阵营的野心”，他甚至在文章最后否认了摄影的价值观，“格雷厄姆对尤利斯特（Ulster）特殊历史情景的简单捕捉甚至不能通过其视觉形式来补偿[4]”。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无题，贝尔法斯特（抽烟的女人》（Untitled,Belfast， woman smoking a cigarette），1988，©Paul Graham选自In Umbra Res
同年，格雷厄姆在位于伦敦的安东尼雷诺兹美术馆（Anthony Reynolds Gallery）了举办名为《新欧洲》的个展，其中收录了他早前拍摄In Umbra Res中的部分作品。在北爱尔兰的两次拍摄经历之后，摄影师开始将他的主题延伸到新欧洲的话题中来。《新欧洲》（1986－1992）由一系列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图片构成，摄影师将他在柏林墙倒塌（1989年）前后的照片编辑到一起，从佛朗哥和希特勒的独裁，到大屠杀和爱尔兰的冲突，这些拍摄于北爱尔兰、德国、西班牙等地的彩色照片揭示出笼罩在欧洲各个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阴影。
在安东尼雷诺兹美术馆的首展中，格雷厄姆直接将大小不一的照片裱在铝板上，再两两，或三个一组并置悬挂在展厅中。《无题，西班牙》（Untitled，Spain）由两张并置的照片组成，左边一张是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墓碑的局部，而右边则是穿着牛仔上衣，涂着红唇的西班牙女人的肖像。而在作品《无题，柏林》（Untitled，Berlin）中，从左到右三张并列的作品则分别是黑暗中电筒的光，两个为庆祝东西德统一而起舞的男子，以及夜晚路灯下如坟墓般的窗户。《新欧洲》作品中既没有叙事也非传统的纪实作品，格雷厄姆通过诗意的摄影语言，以及采用并置或三幅一联的展现方式，构建出一个与欧洲社会和心理景观共鸣的视觉诗。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无题，西班牙》（Untitled, Spain），1988, 选自《新欧洲》（New Europe）©Paul Graham
“《新欧洲》是‘新纪实’如何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对于这样一种具有分析性，隐喻，以及个人化的作品， “纪实摄影”这一术语本身就似乎是多余的。当然我们不说其影像本身忽略了分析社会或描述现代生活。我相信《新欧洲》是过去五年中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这是格雷厄姆迄今为止拍摄上最困难的，也是最抒情的好书。这本书或许也是新欧洲摄影的旗舰，它标志着保罗·格雷厄姆从一个狭隘的英国摄影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摄影人[5]。”
—— 格里·巴杰（Garry Badger)
[4] Badger, G. (1994) Eurosceptic –Paul Graham’s ‘New Europe’.[Internet]. Available from: http://www.gerrybadger.com/eurosceptic-paul-grahams-new-europe-2/ [Accessed 28 January 2015].
[5] Badger, G. (1994) Eurosceptic –Paul Graham’s ‘New Europe’[Internet]. Available from: http://www.gerrybadger.com/eurosceptic-paul-grahams-new-europe-2/ [Accessed 28 January 2015].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在摄影师们不断探索纪实摄影语言的同时，亦有不少年轻的英国摄影师开始将传统的纪实摄影和虚构叙事相结合，尝试突破定义纪实传统的重重压力，摄影的虚构性是美国艺术家艾伦·瑟库拉(Allan Sekula)所一直关注的话题。塞库拉主张，重要的是要始终为作品添加某种程度的“虚构性”：作品虚构的一面贯穿某些图像或文本片段，营造出一种与作品更本意上的纪实层面的距离感，使观众的心里产生积极的反思，因为图像在叙事层面上超越了它们实际上描绘的东西。
汤姆·杭特（Tom Hunter）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展览的摄影师，他的作品时常将纪实摄影和摆拍相结合，通过借鉴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寓言和神话故事，创作出一系列既维持了摄影所代表的纪实，同时融合艺术的传统的作品。汤姆·杭特于1965年出生于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多塞特郡，十五岁便离开学校，并先后在农场和当地的林业委员会工作。1986年，杭特来到伦敦，在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哈克尼区工作并生活，从树医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汤姆·杭特在过去三十年里都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1991年, 抱着对摄影的兴趣，汤姆·杭特在伦敦印刷学院（现伦敦传媒学院）开始了摄影的本科课程。
《贫民窟》（The Ghetto Series）是杭特于1993－94年创作的毕业作品，作品拍摄于他家附近的London Fields East社区，而这些拍摄也 都来自与他的朋友和邻居。《贫民窟》得名于当地《哈克尼公报》（The Hackney Gazette）中的一篇文章，其中将这片社区描述为“一个犯罪猖獗的，被遗弃的贫民窟，一颗毒瘤，风景上的一个污点。”不难理解，作为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一员，杭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来纪录，并改变社区人的生活。虽然杭特在《贫民窟》系列中选用了传统社会纪实的拍摄方式，但作品中独特的视觉语言，包括场景的选择和非直接凝视的运用（non-direct gaze），都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内涵。在杭特的影像中，每个人物都好像将要带领观众走进他们的生活，走入照片背后的故事。杭特在《贫民窟》系列中所积累的视觉语言为他在日后的摄影实践埋下伏笔。
汤姆·杭特（Tom Hunter）, 选自《贫民窟》（The Ghetto Series）, 1993/94, ©Tom Hunter
作为一个以社区为拍摄主题的项目，这些照片成为当地百姓从开发商以及哈克尼议会手中挽救社区运动的一部分，20年之后，London Fields East已逐渐发展成为哈克尼社区的心脏。凭借《贫民窟》系列，杭特拿到了摄影本科一等荣誉学位，也随后获得了1995年的Tredou艺术和文化奖（The Tredou Arts and Culture Awards），其作品还被伦敦博物馆收藏。次年，汤姆·杭特选择在皇家艺术学院继续研读摄影硕士课程，并获得硕士学位。
汤姆·杭特（Tom Hunter）, 选自《贫民窟》（The Ghetto Series）, 1993/94, ©Tom Hunter
自1997年开始，汤姆·杭特开始以他同住在哈克尼区的邻居为主角，拍摄了一系列名为《无名人士》（Persons Unknown）的作品。 伦敦哈克尼区的市井小民一直都是杭特的拍摄对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过着波希米亚式地生活，在英文中，squatter指的是收到强制搬迁令却依然据屋而居者，而这个群体，则并没有以人们脑海中传统的弱势群体形象出现在杭特的影像中，取而代之的则是带有古典油画象征的艺术作品。
受到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 画作的启发，杭特将大师的代表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挪用到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读着驱逐令的女人》（Woman Reading A Possession Order）是杭特在邻居家拍摄的一张作品，画面中的少妇正低头阅读手中的信件，躺在蓝色毯子上的婴儿面朝着他年轻的母亲，背景中寥寥无几的家用却不免透露这对母女生活的窘迫。杭特从构图的安排、场景的规划与光线，都直接引喻自维米尔的原作，通过将古典大师的作品同当代的社会现况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相结合，杭特找到了全新的纪实摄影语言，而《无名人士》系列也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汤姆·杭特（Tom Hunter），《读着驱逐令的女人》（Woman Reading A Possession Order），选自《无名人士》（Persons Unknown），1997, ©Tom Hunter
英国摄影评论人大卫·康帕尼（David Campany）在一篇名为《影像不列颠》的文章中总结到：无论在圈里还是圈外，当代的观众都需要观看大量的图像。矛盾的是，观念摄影师的形象改造和疏离竟然是纪实摄影生存的关键，尤其是在艺术摄影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展览，从传统的纪实摄影到自我反省，再到准人类学的转变显得昭然若揭。从贾森·埃文斯（Jason Evans）到奈杰尔·弗兰（Nigel Shafran），再到汤姆·杭特（Tom Hunter），阿尔布雷希特 （Albrecht Tübke），莎拉·皮克林（Sarah Pickering），大卫·斯佩罗（David Spero），克莱尔斯坦德（Clare Strand），其实几乎所有的年轻摄影师都是两个父母的后代。一个是传统的纪实摄影。另一个便是观念艺术[6]。
[6] Campany, D (2007).Photographing Britain ，2007 Summer Tate Etc，2007年夏季号，Issue10。这篇文章是配合2007年夏季泰特美术馆举办的《我们怎样：影像不列颠》（How We Are: Photographing Britain）展览时所撰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