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少甚于无》

早就听吴冠军兄说过，老齐忙于研究黑格尔，并准备出一本关于黑格尔的大部头的著作。我去年误认为是齐泽克2011年出版的《黑格尔的精神》，结果发现那是一本论文集，并非老齐最新精神的体现。真正的齐泽克的新书是这本2012年的《少甚于无》（书的原名是Less than Nothing，请原谅我这样来翻译这本书的标题，其实齐泽克的意思就是说少一点点总比一无所有要好些），最近刚刚入手这本老齐的新著，果然很震撼，不仅在篇幅上（全书整整有1056页，好厚一本书），而且在内容上给人很多耳目一新的感觉。最近出差在外，晚上喝得醉醺醺之后，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看看，觉得很多值得品味的地方，于是，在外地的宾馆里就忍不住翻译了这本书导言的一部分，至于我有没有精力继续将导言翻译完，那还不好说，不过，书好不好还得众位方家来评述。

　　

齐泽克新书《少甚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

导论：它仍运行（Eppur Si Muove）

有两种愚蠢。第一种是（偶尔）有些超常智力的主体，他们正好“不了解”，在逻辑上，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只不过他们仅仅漏掉了隐藏在情境中的规则。比如，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一个咖啡店的侍者问我：“你那些日子怎么样？”（How was your day?），对一个真正的问题用了错误的用词，我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他：“我累死了，飞机又晚点，几乎筋疲力尽”（I’m dead tired, jet-lagged, stressed out），然后他像看一个白痴一样看着我……他是对的，这种愚蠢就是白痴。阿兰·图灵（Alan Turing）就是典型的这样的白痴：一个有着超常智力的人，但他的原生的心理让他无法明白隐含在情境中的规则。在文学中，人们无法避免会记得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当他的看见士兵们在战壕朝敌方的士兵射击，他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并开始喊道：“不要打了，那些只是另一方的人！”不过这种白痴的原型源自于安徒生童话中的天真的小孩，那个小孩公开说皇帝光着身子——因此，正如阿尔丰斯·阿莱（Alphonse Allais）指出，这里所漏掉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在我们的衣服下光着身子。

第二种也是与第一种对立的愚蠢形象是呆子（moron）：这些人的愚蠢和常识完全一致---所认识一样，而他们代表着表象上的“大写他者”。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开始形成了一系列形象——它们扮演着罐装的笑与哭的角色，它们通常准备用平常人的智慧来评述行为——至少有人会提及一般意义上那些大侦探周围的“愚蠢”的例子——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华生医生，波洛侦探的黑斯廷斯（或许还可以加上御手洗洁的石冈和已，以及柯南身边的毛利小五郎，中译注）……那些形象不仅仅作为相对于侦探的对照，他们可以让侦探伟大的光芒绽放出来，在侦探小说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在波洛系列的一部作品中，波洛向黑斯廷斯解释了他的作用：他沉浸于常识之中，黑斯廷斯对罪案现场做出反应的方式，正好就是凶手试图抹去痕迹，试图让平常人做出反应的方式，也恰好是在这种方式中，通过对平常人的“大写他者”所期望的反应方式进行分析，那些大侦探才能解决案子。

但是，这个对立能覆盖全部问题领域吗？例如，我们怎么来看待卡夫卡？他的伟大寓居于他那独一无二的能力之中，即将白痴展现为某种完全正常和传统的东西。（我们记得，在“法前”寓言之后的牧师和K之间漫长的对话之中所做出的极度夸张的“白痴式”的推理）。这第三种情况，我们只需要看看维基百科对低能（imbecile）所做出的解释就够了：“低能是这样一个词，比较中性地表达了精神上的迟滞，以及一种罪恶的类型。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的imbecillus，意思是羸弱，脆弱的心灵。低能曾用来指智商处于26-50之间的人，这类人位于呆子（智商在51-70之间）与白痴（智商在0-25之间）。”因此，这个词不算太坏，比呆子差一点，但是比白痴强——这种情况不太妙，但并不严重，就像一个奥地利的低能儿（齐泽克指的是谁？）会这样。问题源于这样一个疑问：前面有一个否定性的“im-”的词根“becile”来自于何处？尽管起源不明，不过它或许源于拉丁语的baculum（拐杖，手杖的意思），因此，低能儿就是那些不用拐杖帮助走来走去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拐杖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依靠的东西，如语言，象征秩序，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大写他者”，那么问题会变得更为清晰。在这种情况下，白痴-低能-呆子的三分法就获得了意义：白痴完全是孤独的，它处于大写他者之外；呆子在大写他者之中（以一种愚蠢的方式寓居于语言之中），而低能介于两者之间——注意到了对大写他者的需要，但并不依赖它，也不信任它，就像斯洛文尼亚朋克组织拉巴赫（Laibach）所界定的他们同上帝的关系一样（这涉及到在1美元钞票上的一句话，“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像美国人一样，我们信仰上帝，但与美国人不同的是，我们不信任他。”在拉康那里，低能儿注意到大写他者并不存在，它并不连贯，并被打上的“斜杠”（barred）。因此，按照测量智商的标准，如果呆子看起来比低能儿更聪明，那么他是对自己的好的方面太过聪明了（正如一个极度保守的呆子，喜欢谈论知识分子）。在哲学家中，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呆子，他沉溺在处理大写他者的一个变型的问题之中：是否存在一种行动（agency）来确保言说的连贯一致？我们可能完全确定我们言说的规则吗？

当拉康得出他自己的“一点点有意义的新东西”，即“我相对地愚蠢——也就是说，我和所有人一样愚蠢——而这或许正是因为我正好有一点点明白这一点了”时，拉康也不正是基于与低能同样的立场吗？我们要理解这种相对化的愚蠢——“并不是完全愚蠢”——在严格意义上是部分否定：问题并不在于拉康的某种特殊的洞见让他不至于太过愚蠢。在拉康那里，没有什么不是愚蠢的，对于愚蠢，没有例外，因此，让他不太愚蠢的原因在于他愚蠢的不连贯性。当然，所有人都介入其中的愚蠢的名字就是大写他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的一次对谈中，认为自己是和尚打伞。打伞代表着同天的分离，在中文中，“发”与法同音，和尚打伞也就是无法无天。因此，毛泽东所说的是——在拉康的意义上——他从大写他者中分离出来，与那个规定着万物运行的天分离开来。让毛泽东的自我阐释显得有些矛盾的是他还将自己概括为和尚（一个和尚通常正好是将自己的生命付诸于上苍的人）——那么，一个和尚怎么能同上天分开？这个“低能”就是激进革命（和分析）的主体立场和核心要旨所在。

现在这本书并不是黑格尔解读的傻瓜（白痴）书，也不是另一部关于黑格尔的普世性的教材（当然，这种书是为呆子准备的）；这本书有点像是黑格尔的低能解读——对于那些智商和自己体温（当然是摄氏度）差不多的人解读黑格尔的书。但是，这里只有这样的东西：“低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言说者的问题，这个言说者知道“im”所否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imbecile”的意思，但我们不知道“becile”是什么——我们只是怀疑它是与“imbecile”对立的某种东西。同样，倘若这两个神秘的反义词（就像弗洛伊德在一个著名的短篇中所使用的heimlich与unheimlich两个词一样）说的是同一样东西会怎样呢？倘若“becile”与“imbecile”是一样的，它不过是一个附加的变体，这又会怎样呢？在我们的日常用法中，“becile”并不代表它自己，它的作用是作为被“imbecile”所否定的东西，因此，由于“imbecile”是一种否定，那么“becile”就必须是否定之否定——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双重否定并没有让我们返回到原始的肯定之中。如果“imbecile”指的是在大写他者中缺乏实质性的根基的人，那么“becile”是这种缺乏的双重化，在大写他者本身中变位。“becile”即非“imbecile”，要注意到，如果他是一个低能儿，上帝自己也应该是一个低能儿。

因此，一个becile如何知道白痴和呆子不知道的东西？这个故事发生在1663年，伽利略在撤回了他对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理论研究之后，他低声喃道：“它仍运行（Eppur Si Muove）”：他没有遭到任何酷刑，他们把他带到监狱，给他看看那些刑具就够了……没有证据表明他事实上说过那句话，但在今天，这句话通常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即一个拥有真正知识的人来诋毁他的知识，但这并不妨碍知识是真的。让这句话变得很有意思的是，它可以在完全相反的意思上来使用，即断定一个关于某物的“深层次”的象征性真理在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真的——就像“它仍运行”的故事一样，作为关于伽利略生活的历史事实，它可能是假的，但当伽利略不得不推翻其观点时，作为伽利略的主观立场，它却是真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唯物主义会说，尽管他知道不存在上帝，但上帝的观念仍然会“触动”他。有意思的是，在美剧《X档案》的第四季的一集中，用“E pur si muove”取代了平常的“真理就在那里”，这意味着即便遭到了官方科学的否定，那些外星生物就在那里走来走去。但这也可以意味着，即便没有外星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一个外星人入侵的小说（就像《X档案》一样）可以吸引并打动我们：这不是真实的虚构，而是一种虚构的真实。

《少甚于无》就是要从“它仍运行”中得出全部的本体上的结论。这里的概括是最为根本的：“运行”就是努力达到空（void），即“事物运行”，那里有着某种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这并不是因为真实是相对于无的溢出，而是因为真实即“少甚于无”。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虚构来补充真实：即掩盖住其空洞性。记得德里达非常喜欢的一个犹太人的笑话，一群在犹太教堂里的犹太人，公开承认，在上帝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nullity）。首先一个拉比站起来说道：“噢，上帝呀，我知道我不名一文，我什么也不是！”在他说完了之后，一个富商站起来说道：“噢，上帝呀，我也不名一文，沉溺在物质财富之中，我什么也不是！”在此之后，一个穷犹太人也站起来大声说道：“噢，上帝呀，我什么也不是……”，那个富商踢了拉比一下，并小声在他耳边用轻蔑的口吻说道：“太无耻了！那个说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最终，为了成为纯粹的无，我们已经不得不成为某个东西。《少甚于无》这本书就在要在最离散的本体论的维度中，在从夸克物理学到精神分析的不同的层面上，来揭示这种怪诞的逻辑。

这种怪诞的逻辑，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驱力的逻辑，完全可以在当代量子物理学的希格斯场（Higgs field）的假设中来讨论。由于在某种环境中，每种物理学体系都需要可以传递自己的能量，那么所有的物理学体系实际上都假定了一个最低能量的状态，知道我们达到0能量的真空状态。不过，有种现象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即在不升高系统的能量的情况下，总存在着某种我们无法从既定系统中取走的某种东西（实体）。这个某种东西就是希格斯场：一般希格斯场出现在一个抽成真空容器中，这个容器的问题已经尽可能将至最低，其能量可以进一步降低。“某种东西”就成为比无多一点点能量的东西，“某种东西”是全否定性能量所概括出来的东西——简言之，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就是“无中生有”的物理学版本。

“它仍运行”需要同对驱力的消除/克服的诸多版本对照起来阅读，这包括了从佛教与欲望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点，直到海德格尔的构成主体性核心的贯穿（going-through）的意志。这本书试图证明，弗洛伊德的驱力既不能简化为佛教对欲望的贬斥，不能划归为海德格尔对意志的贬斥：即便我们达到了对欲望-意志-主体性的克服的目的，仍然有某种东西在运行。拯救死亡的正是代表着不可摧毁欲望的“偏移的对象”所维系的圣灵，我们应该从克尔凯廓尔的“致死的疾病”的意义上来改写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bler-Ross）[①]的谈到的我们如何临近死亡的五个阶段，将其作为面对不可承受的不朽事实的五种态度。第一种是否认：“什么不朽？我死后，尘归尘，土归土。”随后，我们陷入愤怒：“我陷入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困境之中呀！无路可逃！”后来我们继续讨价还价：“好吧！并不是我不朽，不朽的是我不死的不服，我们靠它活着……”随后，我们陷入抑郁：“当我注定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我自己还能干些什么？”最后，我们也只好接受不朽的重负。

于是，为什么我们关注黑格尔？在哲学史上（也就是西方哲学史上，两者说得是一回事），它仍运行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尤其是在黑格尔的思想那里获得了其最连贯的形式。不过，由于本书的原则是“一分为二”（齐泽克这里明显借用了巴迪欧的一个用语——中译注），书的主要部分被分成了论黑格尔的部分和论拉康再现黑格尔的部分。在每一个部分中，都依照同样的系统的四个步骤来进行研究。对于黑格尔，我们从一个显著的历史性问题开始：在何种意义上，在今天还能继续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要注意，历史的情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我会对辩证发展的基本机制和原理进行描述，之后，我会详细地说明黑格尔的绝对不仅作为一种实体，也是作为一种主体。最后，我会提出一个困难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即黑格尔的研究的局限性的问题。对于拉康，要记住，拉康的理论在这里被阐释为对黑格尔的重复。第一步，我展现了拉康与黑格尔（明显的或隐晦的）关联，亦即，展现了作为黑格尔阅读者的拉康。随后，我展现了缝合是一种意指过程的基本机制，正是这个机制让我们可以拉康对能指的界定，即“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的东西”。随后的逻辑步骤是考察在意指过程中所生成的对象，即从全方位来考察拉康意义上的对象小a。最后，在进一步的阅读中来读解拉康的性差异以及他的非全逻辑（logic of no-All），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拉康理论的局限和死结。据说（在抽象成为可耻的事情之前）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快乐的事情就是品老酒，抽新烟。相应的，《少甚于无》这本书不同于黑格尔的东西，它面对了之前的一些东西（柏拉图、基督教、费希特）以及之后的一些东西（巴迪欧、海德格尔、量子物理学）。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应该读解成第一本辩证法的实践，这一点得到了黑格尔和拉康的首肯。由于黑格尔是基督教哲学家，黑格尔对待基督之死的方式带来了彻底解放的可能。应该复原费希特的思想：尽管看起来费希特与黑格尔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们二人的理论空间却截然不同，因为费希特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结合远远超越了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阿兰·巴迪欧试图让我们克服拉康的反哲学，让我们在今天面对本体论可能性的基本问题。对海德格尔的读解有些与现今的看法格格不入，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在某些点上）竟是一个如此靠近共产主义的思想家。量子物理学的哲学内涵和结果仍然无人问津——在摒弃了一种虚伪的实用主义（只要它有用，管它有什么意义）和新时代的蒙昧主义之后，对黑格尔的解读会为新唯物主义的解释开辟出什么样的道路？

[①]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描述了人对待临终死亡与灾难过程中的5个独立阶段。绝症患者被认为会经历这些阶段。这一模型是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在她1969年出版的“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模型中的阶段后来广泛流传，被称作“临终的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分别是：

“否认”：“不会吧，不可能会是这样。我感觉没什么事啊。”

“愤怒”：“干嘛啊，这不公平！这怎么可能让人接受！”

“讨价还价”：“让我活着看到我的儿子毕业就好。求你了，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什么都愿意做。”

“抑郁”：“唉，干嘛还要管这些事啊？反正我都要死了。也没什么意义了。”

“接受”：“我没问题的。既然我已经没法改变这件事了，我就好好准备吧。”

值得注意的是，在齐泽克2010年出版的《活在末日》一书中也提到了库伯勒-罗斯的这五个阶段的学说，并将之冠之以心的末世论。——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