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第一次成为政治屠 杀的告密者

《躺在棺材里的公社社员遗体》，作者佚名

“第21号安全监狱”女囚犯的照片,据说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

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摄影“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苏珊·桑塔格《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见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第4页，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那么摄影也可以把人们置于极权与反极权的斗争关系中。从这个角度看一些西方的新闻摄影，审视的是我们自己与这种斗争关系的关系。

桑塔格对摄影的政治敏感首先是从摄影作为一种政治监控和证据的角度体现出来“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同上，第5页)。法国杰出的摄影记者和肖像摄影家吉泽尔·弗伦德也指出，“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短暂的巴黎公社时期，摄影师拍摄了成百上千的公社社员的照片，他们站在街垒上自愿让人拍照。公社陷落后，警察就用这些照片来辨认哪些是公社社员，而被认出的则几乎都被处以死刑。摄影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警察的告密者(吉泽尔·弗伦德《摄影与社会》，第91页，盛继润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3月)。”弗伦德在书里用的街垒上的公社社员那张照片是由E.阿伯特拍摄的，画面上人很多，高高低低地站立在街垒上和马路边，但是在书里的这幅图太小，难以复制。我在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中发现的这幅《和平街街垒》(图1)看得比较清楚，或许也有可能是由E.阿伯特拍摄的。从人像的大小和清晰度来看，恐怕这张照片难以成为警察抓人的有力依据。但是，一定有合适的照片成为极权国家中的“警察的告密者”。

但同时，摄影也能成为政治屠杀的历史见证。图2是Alistair Horne的《恐怖之年》(Macmillan, 1971)中的一幅摄影，《躺在棺材里的公社社员遗体》，作者佚名。这是令人震惊的政治屠杀图像， 被枪杀的公社社员起码有一万七千多人，巴黎市议会支付了一万七千多具尸体的埋葬费(见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351页，柯新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2月)。这幅摄影具有使人难以逼视的力量，使人想到所有那些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屠杀，同时也使人想到历史的罪恶证据。桑塔格说，“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同上)。”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政治斗争史上，常有子弹在黑夜中向摄影闪光灯闪起的地方密集地射去直到今天的摄影史上，这些场景仍使很多亲历者痛苦难眠，使闻者感到震惊和悲愤，同时也证实了摄影的政治力量。桑塔格在书中引述的南非摄影师阿尔夫·库马洛那段话永远使我们难以平静：“……突然，我身边一个小男孩倒在地面上。那时我意识到警察不是在鸣枪警告，他们是在向人群开枪。更多的孩子倒下。……我开始拍摄我身边那个临死的小男孩。…… 我说我是记者，在这里记录发生的事情(第190页)。”

在Alistair Horne的书中还有一幅比较奇特的摄影图像，《枪毙沙迪》。如果光从图像上看，会认为这是凡尔赛反动军队枪毙公社社员。其实被枪毙的沙迪(Gustave Chaudey,1817-1871)是一位律师，《世纪报》的主编，他在公社革命期间先是被警察局委员逮捕，后被公社治安委员拉乌尔·里果擅作主张枪毙。在这幅照片上的沙迪傲然站立，右手高举，似乎在声称他是共和主义者，并且在1月22日并没有下过开枪的命令(同上普·利沙加勒书，第303页)。但实际上更奇特的是，这幅照片并非是真的枪毙沙迪的场面，而是在事后重新摆拍的照片。书中似乎没有对这幅照片的来由作进一步的解释。或许是因为在政治屠杀中的复杂性需要有一种模拟的图像证据，因为后来拉乌尔·里果是作为公社最后的一任检察长而被凡尔赛分子枪毙的。图像证据在政治屠杀事件中充满了吊诡与阴谋。

回到20世纪。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有一所原以西哈努克亲王命名的中学，1975年此地被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 简称为S-21)。这是一个政权以残暴颠覆文明、以专制扼杀民主的铁证。这里展示的照片唤起了历史的记忆，笔者也曾于2006年初参观了S-21，目睹过那些沉重的光影和定格在生命尽头的形象。一走进这个地方，最鲜明的视觉冲击就是原学校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 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这所监狱的犯人来自柬埔寨全国， 其中包括受到怀疑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 这些人的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其中有大量华裔柬埔寨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从1975年至1979年，估计有14000至20000人被囚禁在这里，然后被杀害。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女囚犯的照片(图4、图5)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说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有一种很流行的可怕的说法是，她在死前被实施了“活体取脑”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她未死前取出脑浆，供医药使用。但是，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她头后的金属架应是作拍照时支撑头部以固定拍摄距离，这种支架看上去不像是钻孔的工具，而且在捷克政治家哈维尔的入狱大头照中也同样看到这种支架。

阮义忠先生曾说这组死囚犯的档案照片可能是摄影史上最特别的，其中有几张毫无疑问称得上是摄影史最强有力的肖像，足以和奥古斯·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相提并论。他说在那些作品中，人的精神和意志穿透纸面、直入人心，每一张脸孔、每一双眼神都在跟你诉说着他们的往事、他们的记挂，让我们从心里随着他们的渴望、他们的绝望而战栗。我很理解他的情感与价值观，他对那批监狱人物肖像的评论使我明白：在20世纪极权政治给人类带来的苦难面前，摄影家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