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知渊：我的照片想表达一种无限感

2015-6-3 13:41| 发布者：zhcvl| 查看：3890| 评论：0|原作者：姜纬|来自：色影无忌

摘要：2015年6月13日，上海—C14画廊将举办由策展人姜纬策划的“上海地理”郑知渊个展，届时将展出郑之渊最新系列作品，展期将持续至7月26日，以下为策展人姜纬对话郑知渊的访谈录。郑知渊尝试从复杂的城市景致里提炼纯 ...

2015年6月13日，上海—C14画廊将举办由策展人姜纬策划的“上海地理”郑知渊个展，届时将展出郑之渊最新系列作品，展期将持续至7月26日，以下为策展人姜纬对话郑知渊的访谈录。

郑知渊尝试从复杂的城市景致里提炼纯粹的感受，以审慎但又直觉的检视来回应这些复杂的场景，引发观众的凝视与冥想。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摄影实践：在开放的、充沛的结构里，没有充足的理由可把任何东西从照片中剔除出去。照片就像舞台场面，有利于营造恰当的视角，以便更好地述说作者内在的复杂感受，让读者不只是关注拍摄主题，也留意主题究竟以怎样的摄影类型或模式来呈现。对我们而言，这几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视觉体验。他的照片看似杂乱，然而并非肆意的、无控的扫射，而是克制地从拍摄对象中摆脱出来。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与拍摄对象毫无关联，呈现为一种无目的的冲动，后者仿佛从对象的捆绑中游离出来，但同时与对象发生关联。应该说，这种处理是一种“平衡”，其结果是：拍摄行为与拍摄对象不再是支配、从属的结构，同时也不是割裂、无关的结构。

外滩2008年

姜纬：看到网上有个人的评论，大意是说看了你的《上海面目》，觉得你和许多摄影师有所不同，你关注现实世界，但你的画面里没有重点，这在平庸的摄影师眼里是个缺点，但是这种总体性的关注才可让摄影延续。

郑知渊：我喜欢观看，百看不厌。我不追求很怪异的视角，也不为事物确定任何界限。我喜欢看那些视野中微小的窗户，它们不断叠加累积在一起时，有类似DNA排列的生命感。我喜欢密密麻麻、混混沌沌的感觉。我的照片想表达一种无限感，无限的繁复，也无限的延展与循环。

姜纬：很有意思，你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郑知渊：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小时候住威海路那边，小学毕业后搬到了杨浦区，在当时那是完全不同、落差很大的地区。我高中毕业又到漕宝路那里工作，每天来回要花四个小时，倒六辆公交车。早上六点上班，我四点钟就要出发了。在车上看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那时正好也是上海大变化的时候。我不喜欢坐地铁，虽然快，但看不到很多东西。我家门口有四辆车，可以到四个方向，只要有空，我每天想一下，今天坐哪辆，上一次是前两站下来的，这次要过两站下去看一看。

姜纬：你高中毕业就直接参加了工作？

郑知渊：我当时没上大学，进了生产投影仪的外资企业当流水线操作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三班倒，工作环境很吵，也不能说什么话，所以工作时习惯了想这想那，虽然周围环境很吵闹，但整个人能静下来。就这样干了五年。工作其实是让我挺压抑的，那时有点怀念以前的日子，也想着自己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啊！摄影里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概念在当时非常打动我，摄影能够表达，我就想去学一下。2000年上大学的，上了三年专科。

姜纬：这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知渊：收获就是一张文凭而已，可以不再当操作工了。毕业后在旅游杂志当摄影师，去了国内外一些地方。拿了一个文凭让我视野开阔了很多。以前是上海几个区，后来是国内、国外，欧洲、澳洲、东南亚……但是后来我不想干了。

姜纬：挺不错的一份工作，你为什么又不想干了？

郑知渊：我觉得自己拍不到想要的。我喜欢一门心思拍一个东西，却又要兼顾工作要拍的内容，非常大的矛盾。我很不适应这种状态，没办法调整，所以有几次我就只管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旅游杂志都是要那些很漂亮的照片，我不喜欢，虽然主编对我挺好，但我后来还是辞了。

东大名路2012年

姜纬：我觉得这些经历非常重要，能够帮助你处理好安静和嘈杂的关系，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空间环境，同时也是时间和心理意义上的，还有就是能想清楚到底要什么，这对你现在这些照片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郑知渊：现在回想起来，我在2006年之前拍摄的照片，大部分还是浪漫而主观的。高反差的黑白影调中弥漫着强烈而又不确定的个人情绪，映射出个人与城市之间焦虑而压抑的紧张关系。然而在日积月累的拍摄中，我愈发觉得自己的照片不过是为自己制造的情感幻觉。

姜纬：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郑知渊：那些照片不但没有让我更清楚直接的表现周遭事物，反而由于掺杂了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把事物的本质予以遮蔽了。人总是在强调自己，夸张自己，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甚至上帝般的眼光打量世界、分析世界，结果使人沉溺在自我的狭小情感中，这种情感只能以缺陷和不满足为基础。就这样大概在2007年后，我便尝试着在照片中，不仅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更希望现实事物能在画面中得以真正的、自然的呈现，从而使内心与现实能在一个主题中较为平衡的表达出来。

姜纬：这就需要一些新方法了。

郑知渊：是的，要获得对事物的真切感受，就必须守持视觉的诚恳。法国当代画家森•山方（Sam Szafran）认为“在今天，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画家有能力画好一个苹果，有能力恰如其分的‘捉住’一个苹果的视像。我们可以使用各种高科技的设备，无论它们有多少好处，多有意思，然而还是不能‘捉住’。”他这番话道出了当下这个时代艺术家视觉的沉沦，也可以说是对于返回纯粹视觉的诚恳期盼。

福建北路2009年

姜纬：当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导向的社会，这在景观话语中尤为明显。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种根植于主客对立本体论和透视的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在这种观察模式中，观察者是一个从被观察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点，并与世界保持某种控制、描述、再现的关系，这意味着分离和旁观，也意味着表现和认同。对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事实上是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而且全新的任务。

郑知渊：文艺复兴后，在当时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双重引导下，人们对事物的观看变为主体对客体的观看。这种割裂式的观看，把自我作为决定性的主体，而世界则被对象化、客体化。一切事物都被摆到人的面前，被人审判。事物从观看者的内心想象的世界中被剔除，并被坚定的放置于“外部世界”之中，包括后来摄影在内的视觉艺术中的线性透视法便在此中孕育。在这种透视方法中，除去重点事物被格外突显外，其余事物都仿佛朝着一个点退远、消失。事物不在与世界的关联中显现，而是突兀的、割裂的被确定出来，这种方法所获得的视觉是虚假的视觉。世界被我们的思想所预设，其本身被遮蔽。这样看来，也就是说，让事物自然的呈现，与获得真切的视觉，其实是一回事。因此，在这样的思考下，我要用自己的纯粹感受直接从事物中寻找新的方法。

姜纬：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你的《上海面目》系列逐渐成形了。

郑知渊：《上海面目》系列的开始，并不是在一个预设的观念下或构思了具体详细的计划后去拍摄的。这些照片其实就是我对之前几年的拍摄方式的反省，以及反省后获得的新的认识，并以这些新的认识再去反复探索实践，从而重新构建起来的新的看法和新的照片。

姜纬：王安忆曾经说过，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了，过程缩减了，形式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在摄影领域中，几乎是同样的情况，城市不是被看见的，而是被说出来、写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对生活着的城市熟视无睹。

郑知渊：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由于默写单词的错误，或是忘记写回家作业，结果被老师留校罚写单词。之后发生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在我不断抄写一个单词几十遍后，突然在一个瞬间，我不再认识这个字了，它是那么陌生，好像初次见到，字的含义与读音，我毫无记忆，我再不能按习惯写下任何一笔，我只能惊异面对着眼前一堆混乱的结构体。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读到意大利大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的一段自述，他觉得“没有什么比我们现时所见到的更抽象、更不真实了。作为人，我们知道我们现时所有能看见的真实世界，会如我们看到的和了解的那样真实地存在。当然事物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他们自己本身的意义，如我们加诸于它们身上的。我们只能知道杯子是杯子，树是树。” 他所表述的对应了我少年时的那段记忆，即事物自身是怎样被我们加诸在其身上的概念所遮蔽。我们通过预设的概念阅读、思考、交流以及下结论，我们对一棵树的观察与体验不再拥有单纯的兴趣。

姜纬：也就是说，人世和人性的种种复杂混沌，使得我们不再单纯了。

郑知渊：如何在照片中提炼出比较纯粹的视觉，并在其中呈现事物本身，就我的认识而言，我认为基础就是人与空间的关系问题。

长寿路2013年

姜纬：这种关系具体到上海，或者说具体到你眼里的上海，究竟是怎样的？

郑知渊：上海这座大都市这些年正变得越来越庞大，城市中各种力量正不断交织在一起。相互对峙又相互流动，在拥挤中分散，又在分散中汇聚，形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混乱而又有序的塑造着空间。

姜纬：混乱而又有序，这正是你《上海面目》系列的特点。

郑知渊：为了用摄影表达我对城市事物的直接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在照片中得以显示出来，我尽可能在照片中消减对视觉的干扰，使视觉从各种“意义”中解脱出来。我尝试对照片的空间结构运用整体性的处理与布局，并通过色彩的特性与对比，造型的大小排列与对比，纹理的疏密对比，以及各物体之间的衔接或呼应状态来互作引导，以此呈现事物的深度和密度，使原本作为背景的靠后的物体向前突出，而原本靠前的物体不断向后退缩，物与物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不在一个平面也并不相连的物体，在我的照片里连接在一起了，从而产生了新的空间秩序。画面中的物体因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被纳入整个秩序中，形成一个不断循环与生发着的结构体。

姜纬：但很多观众只看到了混乱。

郑知渊：虽然我希望通过照片，让事物本身能充分展现出来，但照片无法避免产生别的联想。美国摄影师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几年前有过一次访谈，采访者述说肖尔《不寻常的地方》系列照片让他感到很怀旧，能想起1970年代的“美好时光”，而当时在纽约展览的照片是重新洗印的，采访者不明白肖尔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没有用原来的照片？对采访者来说，现在这些照片看上去太新，似乎是刚拍的，而不像是1970年代拍摄的。而斯蒂芬•肖尔认为“比较而言，这些新洗印的照片更接近1970年代初次展出时的状况。我听到有些人在看以前留存下来的那些照片时说，他们喜欢1970年代的颜色，但他们不了解，他们所看到的照片已经褪色。而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照片不是为了传达怀旧之感，它们首次展出时，观众并没有从中感受到怀旧之情。”

姜纬：我们看到的照片，往往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照片，许多时候，就是如此，貌似平心静气的客观，可能就隐藏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强烈的主观意愿，观众和作者都有这样的倾向，也许这是人无法脱离的限度。

郑知渊：是这样的，斯蒂芬•肖尔遇到这个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关于照片褪色的问题，而是显露出我们是多么容易从照片中跨过事物本身，去到我们的头脑里寻找那被预设的，或情感，或记忆，或思想，并被其左右，然后返回来植入事物，获得符合自己判断的意义。换句话讲，我们并不是在用眼睛观看世界。人或许可以摆脱某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但同时又可能会引进另一个观念，人正是在这种自我编织的观念网络中建构起可供我们观看的现象世界。这让我想起瑞士艺术家阿尔伯特•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境况，他在绘画时，不断擦去之前已经画好的形象，不断用新的画法、新的观察角度重新确定形象。正是这一过程，使他不断地摒弃自己脑海中已成形的视觉模式，画面不断重生，最后步入沉静浑穆的境界。所以，与其说让自己抽象的返回单纯状态，倒不如在创作中不断怀疑、否定自己原先看到的东西，或许只有这样不断解除遮蔽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接近事物的方法。

肇嘉浜路2009年

姜纬：你如何寻找到你想要的“照片”？

郑知渊：我常常喜欢漫游，当理想的场景出现时，我会尽量保持冷静与克制，尝试用不同距离和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寻找对象之间的秩序感、均衡感，有时稍微过一点儿就破坏照片的效果了。我的照片里看似有很多冲突存在，物和物之间，相互交错重叠，很多横插、斜切的线条，但我觉得它们并不对立，我会找到一个位置，让它们在画面里产生均衡感。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它们展现的方式。从拍摄上来说，这个难度其实蛮大的，要考虑位置、角度、距离、色彩关系等等，看上去挺随意，其实蛮难拍的，真正满意的也不会多。

姜纬：我觉得你乐在其中，当然，这个“乐”并不轻松，但到底是支撑了你的动机和过程。

郑知渊：观看与拍摄总是会给我很多乐趣。周围环境的各种变迁也总是推动着我不断的改换观看、思考的角度与方式。我是想看看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每个人都在说“我能”，都想伸张自己的个性，但其实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看，却是没有个性的。每个人都说我要不一样，要个性生活，要怎样怎样，其实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随心所欲。存在于城市里面的事物似乎是自由多元的，但其实还是在一个框架内的，出离不了。拍这些照片让我觉得人的想象力其实挺普通的。

姜纬：拍摄景观的照片正越来越多，这与环境的巨大变化有关。我认为你的作品，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拍摄中国景观非彼即此、二元对立的简单视野，在那样的视野里，不是赞美，那么就一定是在批判，我们许多人有意无意忘记了，摄影可以是冷静的呈现和描述，而不是去进行表面的、粗浅的情绪表达。

郑知渊：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认为“道未始有封”，就是说事物本无是非褒贬的区别，任何片面的认识都是对事物的遮蔽与歪曲，而区别的产生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驱使。在我看来，首先应把我们眼前的世界与自身复归为一个整体，而在这一整体中，世界的深度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深度。然后用我们设身处地的直觉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并且尽量抛弃种种先入为主的抽象理念，在观察和比照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呈现和描述。那些非此即彼的判断及各种抽象理念，我认为恰恰限制了摄影，使摄影与我们的存在愈行愈远。

姜纬：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重要的不是人们看见了多少种颜色，而是句法。”如今颜色已经够丰富了，专心致志于颜色的摄影师也够多了，而关注句法的却很少。

郑知渊：一直以来我所关注的，往往都是能够摆脱过多的美丑褒贬、情感纠缠并呈现出照片自身存在的照片，这样的照片总能显露出令人着迷的陌生感和未完成性，充满了可能性，更无法被言语转述。所谓的句法，也许就是这些作品的内在结构，也是人与事物在精神上保持高度联系的桥梁。将摄影叙述为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简单例证，就等于把摄影作为一个现成的包裹塞入已经贴上工具论标签的方格里面，那自然就不会去认真耐心考虑句法了。

万航渡路2013年

姜纬：说到耐心，你怎样保持拍摄状态的？有没有感到厌烦的时候？

郑知渊：保持状态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拍，我基本上把上海都跑遍了，如果有两三天不出去走一下我就会难受。我喜欢走路，白天走，晚上也走。比如说一段路坐公车要五站的话，能走就走，除非有急事。我以前拍黑白照片时也走过很多地方。现在基本是下午出去拍，不断积累着。我拍上海肯定是不会厌烦的，即使以后拍别的，源头也会是上海。我觉得还是每天出去走走得来的照片要好一点。

姜纬：你用什么相机拍照？

郑知渊：目前我仍在使用一台玛米亚120胶片相机进行拍摄，平时很少使用数码相机，除非商业用途时需要使用。我觉得数码相机的即时删除功能与即时观看功能会使拍摄变得很随便，会给人一种理由随便放纵自己。数码拍照片数量非常多，这里也拍一张，那里也拍一张，拍完还可以马上看一下，但是时间长了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东西可看。不过我也并非唯胶卷论者，数字和虚拟成像的时代早已到来，在我看来作为材料的胶卷或数码技术，因为最终产生的画面的美学效果的不同，以及整个的成像方式的不同，从而丰富了我们的选择，也使我们的表达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姜纬：你认为在数字技术时代，摄影的创作与传播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种沉下心来推敲式、分娩式的拍摄会怎样生存？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摄影创作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坚守，那是什么呢？

郑知渊：我们都知道将会发生变化，但所谓变化，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过去我们是捧着一本画册，或者去美术馆观看照片，而现在却是通过网络阅读，那么，变化就必将发生。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的，媒介即内容，特定的媒介一定会影响到媒介所传达的内容，但究竟怎样影响，并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既然是选择，就一定涉及到价值的判断和取舍。我们在面向未来做出选择时，当然需要开放、灵敏、智慧，以及富于想象力，但同时，我们恐怕还是得坚信摄影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和规范。

姜纬：除了摄影，你还有什么其它的兴趣爱好？

郑知渊：除摄影以外，我对其它艺术领域的作品也颇有兴趣，比如西方古典音乐、绘画、古代雕塑等。古典音乐很耐听，我可以反复听很多遍。
姜纬：摄影是你表达的方式，也是你的交流方式吗？
郑知渊：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常常和其他人交流摄影，可能我觉得这是比较个人的事情吧。我不喜欢也不常去看展览，那些场所的空旷感以及墙上数目繁多的作品常常会给我无所适从的感觉，还不如在家里手捧一本画册慢慢翻阅，细细品味，这样反而与作品之间多了份亲近感。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孤独感。

姜纬：你的《上海面目》作品2007年在连州展览以后，也参加过香港国际摄影节、韩国全州摄影节、上海国际摄影节和北京国际摄影周等活动，并得到了不少的赞誉。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师，这些年来，你有什么得与失的体会？今后有什么打算？

郑知渊：我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我只有到处转、到处看才可能拍到想要的，充裕的时间可以让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拍摄上，也让我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的平静与专注，这是我极其在乎的。我可以随时随地因为一个念头或一个疑问而废寝忘食去寻找，或者因为想要一张更完美的照片，反复去一个地方去观察和拍摄。我喜欢享受这样的过程，我觉得这让我更接近拍摄对象，也更接近自己了。我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当然，收入的直线下降是无法回避的，也让我越来越感到无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烦恼。至于以后，我也说不好，但无论怎样，摄影是我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