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考夫曼与她的爱尔兰“游居者”

2017-1-3 16:06| 发布者：cphoto| 查看：713| 评论：0|来自：腾讯新闻

摘要：第一次见到德国女摄影师贝蒂·考夫曼（Birte Kaufmann），是在今年葡萄牙布拉加影响会的专家见面会现场。她有着日耳曼人的高大身材，浑身洋溢着一种报道摄影师独有的自信和锐气。正是那天下午，我和这位精力充沛的贝 ...

第一次见到德国女摄影师贝蒂·考夫曼（Birte Kaufmann），是在今年葡萄牙布拉加影响会的专家见面会现场。她有着日耳曼人的高大身材，浑身洋溢着一种报道摄影师独有的自信和锐气。正是那天下午，我和这位精力充沛的贝蒂在二十分钟里一起回顾了她拍摄爱尔兰“游居者”的始末。

《游居者》（The Traveller）是贝蒂·考夫曼从2011年开始进行的一组纪实摄影项目，她在过去五年时间内无数次往返爱尔兰，持续拍摄此地最大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系列作品以丰富的环境肖像为主，向观众展现了这群祖先是游牧民族的“游居者”在当代爱尔兰的身份和生活体验。

▲帕米拉蹲在乡间的棚舍外等她弟弟练拳击，利施郡，爱尔兰。

爱尔兰“游居者”，也被称做“白吉普赛人”，属于来源不明的游牧少数民族。学界或猜测他们是前凯尔特流浪音乐人的后代。在17世纪中期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血腥斗争中，许多无家可归的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游居者”的阵营随着所壮大。游居者的生活方式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吉普赛人极为类似，他们曾经乘着马车，从一个城镇游到另一个城镇，靠演唱和修修补补为生，因此也被称为“修补者”。

▲圣母的雕像和马是“游居者”社区两个重要的标志，基尔肯尼郡，爱尔兰。

现代爱尔兰的游居者大约有2万5千人，由于当地政策的规定，“游居者”已不允许四处游居，因此他们必须住在特定的露营地，由政府提供固定房屋。虽然几年以来人们对游居者的偏见已经减弱，但他们仍然被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当做小偷和捣乱者。在英国，爱尔兰“游居者”通常以负面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文学、影视剧和电影中，偶尔也有作者投射来同情和怜悯之情。

在这些方方面面涉及到“游居者”的题材中，英国导演盖·里奇（Guy Richie）所执导的犯罪喜剧电影《坑蒙拐骗》（Snatch）里，布拉德·皮特所饰演的“游居者”形象一方面展现出他们高度团结，尊重父母的优异传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游居者”暴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反叛者形象。

▲正在乡间小道打马掌的约翰，卡洛郡，爱尔兰。

2011年，贝蒂·考夫曼开了一辆大众汽车，第一次去拍摄这些旅居者。在此之前，虽然她去过爱尔兰很多次，但直到2010年才真正与游居者接触。“他们的营帐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越深入了解这些游居者，听到的爱尔兰主流社会对这些游牧人的偏见越多。每个爱尔兰人都跟我说我不可能和他们有交集，但我越听越好奇。我希望亲自见到他们，并通过相机探索他们的日常生活。” 有三个星期，贝蒂每天都会去他们的营帐，后来她终于有机会在他们第一次那过夜。“从那开始，我经常去爱尔兰，让他们相信我确实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我和他们关系很好，但也有我想象不到的情况，让我知道我并不是他们的一员。”

▲金色长发的帕米拉躺在一辆露营车的沙发上抬头望空。

在项目正式展开之后，贝蒂选择了相互关联的几个“游居者”家庭进行深度的交往，持续用静态照片纪录下他们区别于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展现出“游居者”在传统和现代生活碰撞下所呈现的真实状态。与那些我们在欧洲各地所遇到的“吉普赛人”不同，贝蒂系列中的“游居者”从面貌、肤色、发色和身材上都与爱尔兰人无异，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相似性之下，游居者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才更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取代原始的大篷车，露营车成为现代“游居者”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场所和交通工具，金色长发的帕米拉躺在一辆露营车的沙发上抬头望空，画面最远处是一片翠绿的树林，锈迹斑斑横在地上的长桶与木栅栏并不和谐地出现在草地的背景之上，这里是卡洛郡乡间小道，一处政府为“游居者”安置的居住点。在贝蒂从室内向外拍摄的照片中，一匹带着口套的棕色马出现在窗户前，与画面左侧，一尊室内摆放的圣女玛丽亚雕塑相互对照，两者都是爱尔兰“游居者”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标志。

▲宝宝约翰和他的姐姐在露营车上吃饭，卡洛郡，爱尔兰。

随着贝蒂与这些“游居者”家庭关系的深入，她也有机会参与到他们的社会活动中去，譬如夜里狩兔、教会活动和马市等等。然而对于贝蒂来说，在她试图抓住和展现“游居者”简单的日常生活之外，更希望通过《游居者》项目来展现他们面对新生活方式和爱尔兰政府种种针对“游居者”强制政策的矛盾和纠结。

从外界层面来看，爱尔兰当地法律和政策对游居的禁止导致“游居者”不得不告别传统游居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去寻找21世纪的西方欧洲社会中的新身份。与此同时，由于游居者的传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和主流社会很不同，因此导致的社会偏见阻碍了政府为将旅居者纳入爱尔兰社会所做的努力。

游居者生活在一种平行社会中，有自己的规则和传统性别角色，外来人无法融入。2011年爱尔兰经济社会调查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本地爱尔兰对旅居者驱逐愈加明显，这会伤害旅居者的长期发展，这些旅居者“需要与定居地内的邻居建立内部联系……他们是个很小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当地人持续的支持，他们只有0.5%的人能幸存。”

▲麦克和威力正在乡间打兔子，卡洛郡，爱尔兰。

然而从内部来看，虽然“游居者”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特殊补助，新一代人却很难真正融入到学校系统之中。那些适龄的儿童开始慢慢接触新的教育方式，而错过上学年纪的青年人更多地重复祖辈的文化和生活，真正融入爱尔兰社会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一张照片中，刚放学回家的詹姆斯穿着校服坐在露营拖车上吃着巧克力块，他的姐姐则把洗好的衣服挂在自制的晾衣架上。画面中树枝和木桩搭起的简易篱笆墙为这个“游居者”家庭和田野划出了一个边界。在这里，校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游居者”融入爱尔兰生活的第一步，也同样是文化冲突的展现。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长着一头姜色头发的威力站在他们位于爱尔兰卡洛郡一处混凝土民居的阳台向外张望，虽然他的穿着打扮与同龄的爱尔兰男孩并无差异，但威力“游居者”的血统依旧是他寻找新身份认同并真正融入爱尔兰社会的巨大障碍。

▲刚放学回家的詹姆斯穿着校服坐在露营拖车上吃着巧克力块，他的姐姐则把洗好的衣服挂在自制的晾衣架上。

历时五年，贝蒂的纪实作品较为全面的展现了分散在爱尔兰四处的游居者在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贝蒂在拍摄中运用了较为丰富的视觉语言，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帮助全世界观众与这些难以接近的游居者之间搭建起一个平台，在亲密接触和保持距离的纪录中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不过，贝蒂作品中大量针对动物的描绘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争论，譬如带上口套的马、瘦骨嶙峋的母狗，以及正在被打马蹄掌的场景都遭到动物保护者的强烈反对。然而为了还原旅居者的生活，贝蒂·考夫曼认为作品不应该回避这些细节，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判断。

2016年8月，与该项目同名的摄影书于由德国 Verlag Kettler出版社出版，贝蒂也在不久前分别于德国和美国完成了两个展览，以此作为《游居者》项目的终结。

▲母狗和它的孩子们在卡洛郡的“游居者”居住区，爱尔兰。

谷雨：能否跟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你最初是如何对摄影产生兴趣的？

贝蒂·考夫曼: 我很早就喜欢摄影了，但我先是学了媒体教育，后来才回到摄影领域。我一直对世界和与社会相关的话题充满兴趣。最初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名记者，或者甚至是战地摄影师。后来我发现自己对长期的纪实摄影更感兴趣。

谷雨：你在2011年是如何介入到这个主题拍摄的？这过程中发生过有意思的故事吗？

贝蒂·考夫曼: 我最好的朋友是爱尔兰人。他回来之后，爱尔兰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我开始拍摄“游居者”之前是花了些时间的。2010年，我去参加爱尔兰中部地区的一个音乐会。在半路上，我们忽然遇到一个在马路边露营的游居者。他们看起来很特别，让我立刻产生了兴趣。他们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德国的吉普赛人的营帐，也是很特别的。

我越深入了解这些游居者，听到的爱尔兰主流社会对这些游牧人的偏见越多。由于这些人生活在一种平行世界中，外部人无法融入，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我不可能和他们有交集。但是我脑海里的画面特别强烈，让我在一年后再次回到爱尔兰亲自尝试。我花了将近3周才真正拍到我想拍的第一张照片。

▲抽烟的老杰克，卡洛郡，爱尔兰。

谷雨：你为什么不选择拍摄各地的游居者，而是选择了相互关联的几个家庭？

贝蒂·考夫曼: 我十分想深入融入他们。在我第一次长时间拜访之后，我知道唯一让我融入他们的办法就是获得某个首领的信任，这样才能拍到我想拍的东西。

谷雨：在你的观察中，那些游居者和我们之前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一样吗？

贝蒂·考夫曼: 我一直对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而不是媒体拍下的那些大事件，比如“我的吉普赛婚礼”等等。我很早就发现，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自由正在逐渐消失，令人十分惋惜。

▲两姐妹在居住区正在为洗礼而打扮，卡洛郡，爱尔兰。

谷雨：关于他们不得不在某地安顿而不是在爱尔兰游居，可以再多介绍些背景吗？

贝蒂·考夫曼: 在路边扎营在爱尔兰是绝对违法的。爱尔兰人为游居者的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如果家长不把孩子送到学校，政府会强制把孩子带走。一开始有专门给游居者的班级，而现在所有孩子都交叉上课。但游居者的孩子们离开学校后文化水平还是不高。这就是他们定居在一个地方的原因。政府在城镇外十几英里的地方建立驻扎地，游居者不能随意进出，并设置视频监控。他们应该住在营帐甚至是房子里，但按我的经验，只要出现一点问题，他们就会又住回到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