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烈无声》：魔幻现实主义下的悲凉隐喻

2014年，青年导演忻钰坤凭借《心迷宫》惊艳华语电影圈，勾勒出一段发人深省的社会寓言，处女作呈现高超的叙事手法之余，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无穷后劲。

比起前作，他在《暴裂无声》故事精细度和剧本巧妙度上做了许多减法，多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人性欲望的探究；期间忻钰坤深入矿区、走回家乡陕蒙交界，在苍茫的北方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光怪陆离的失孤寻子图景，而在三位主人公的命运相互交错下，把爱与罪恶的抗争和焦灼扩散至银幕的每个角落，在无声中感受暴裂的气息。

自《心迷宫》开始，忻钰坤便显露出当代乡村叙事的高超特长，对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的全景刻画更为巧妙动人；《暴裂无声》延续了《心迷宫》的摄影粗糙质感，在一幕幕粗矿的镜头之下，黄土地、乡村和矿区皆成为其影像风格代名词，而在粗粝画面中融入象征性符号，让这场发生于21世纪初的爱恨纠葛更多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悲凉隐喻。

《暴裂无声》以哑巴矿工张保民寻子为主线，但他阴差阳错却卷入了一场权钱交易的阴谋漩涡；除去思维的考量和言语的表达，暴力成为了他诠释个人意志的最好手段，拳头成为他与外部世界抗争的唯一利器。身处重重漩涡中，原始的兽性变得简单、暴力和直接；在一次又一次寻子失败的愤恨中，被压抑个人情绪在无声中被推至巅峰。

比起张保民个体的无助，电影更凶狠呈现了工业文明中骇人听闻的残酷生存法则；处于食物链顶层的煤老板昌万年，以隐晦的方式和手段施展着生杀予夺的暴力特权，在肆无忌惮吞并竞争对手之余，更于集团内部草菅人命，让员工马仔皆成为法则内待宰的羔羊。

在电影结尾处面对，昌万年对峙徐文杰和张保民之时，已放弃了所有人性的伪装，一个兽性十足的狩猎者在姜武的演绎下更添凶狠劲道。在施展了诸多恶行之后，昌万年的最终伏法既符合电影逻辑，亦符合观众对正义感的诉求。

相对以上两位角色的反差塑造，律师徐文杰则代表了处在夹层中的中产阶级。在社会洪流的驱动下，他们既无法改变现状、更无法独善其身，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更清晰地定位了当下中产阶级身份的困惑。而在徐文杰乡下寻女的旅途里，导演更把他的命运和张保民绑在了一起，在善恶的权衡中，亲情力量的感召致使徐文杰放下同谋者的身份，堕落者在对女儿的挚爱中净化了灵魂。最终授首公安机关，也算善恶相抵。

或许在许多观众看来，那副奥特曼面具成为了揭开片中悬疑的重大线索。奥特曼的简陋衍生品算是张保民爱子灰暗童年仅有的快乐寄托，然而正因面具的存在，遮掩了张保民事件本应具备的真实感。在非线性剪辑手法和虚幻氛围的烘托下，电影主线发展出的寻子历程却像镜花水月一般，牵动人心但有始无终。而被遮住的孩子脸庞更代表了被工业文明忽略和嫌弃的矿区留守儿童群体；因父母身处社会末端，原本应快乐的童年在面具的禁锢下变得灰暗且了无生机。

当然，对于宋洋饰演哑巴的隐喻亦有多重解释，无法发声的张保民更似当时社会中丧失话语权的大量边缘群体；在他们面对社会层层不公之时，有意识的举动和话语权的伸张被残酷现实剥夺殆尽，仅留肢体语言作为唯一展现自己诉求的武器。在张保民看似强横凶蛮的外表下，无力和悲壮成为贯穿人物主导情绪；在这座暗无天日的工业之都内，或许有无数类似张保民的个体，他们一次次与现实世界逞勇斗狠，一次次被消灭扼杀。

《暴裂无声》表面上为悬疑电影，但其背后反映的现实问题不免让人唏嘘，把弱势群体的伤疤暴露在烈日、黄土和旷野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