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19世纪最重要的摄影先驱之一,被誉为“摄影界的马可·波罗”。汤姆逊是很早最广泛拍摄远东地区的摄影家,他忠实纪录了19世纪东方各国的风土人情,尤其他镜头下的晚清中国,异常完整,成为“中国摄影史”极其重要的组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约翰·汤姆逊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年少时做过光学仪器作坊的学徒,在工作中掌握了摄影原理并从事摄影。1862年4月,汤姆逊踏上了英国在东亚重要的殖民地新加坡,开启了他为期10年的亚洲摄影之旅。他在当地开设照相馆,专为商人拍摄肖像,工作之余,也拍摄当地的居民和地理环境。1868年,汤姆逊将工作地点移到香港,开始了他最有意义的中国之行。 1868年至1872年,历时5年,汤姆逊的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山川河流、草木建筑、达官显贵、贩夫走卒,在他的镜头下应有尽有;恭亲王奕欣、晚清重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等,皆有珍贵的影像存留;学童、媒婆、兵卒、烟客、囚犯、乞丐、商贩、艺伎,还有识银、缫丝、制茶、葬礼等社会百态,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初建时的上海外滩,以及铁路、轮船等新生事物,无所不拍,终成《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这一世界摄影史100部重要著作之一的皇皇巨著。“中国的汤姆逊”、“汤姆逊的中国”从此声名远播。 但是在当时,汤姆逊的工作面临着种种的困难。首先是沟通的困难。汤姆逊并不精通汉语,交流的困难可想而知。而且由于中国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人很少露面,要拍摄到他镜头下那么多的女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次是拍摄过程的困难。在1880年以前,全世界采用的大多是湿版摄影法,摄影师出门拍摄需要携带一系列繁琐的器材:笨重的相机,玻璃底板,移动暗房,各种药液,甚至冲洗照片用的清水。摄影师需要现场显影、定影,冲洗的过程十分复杂。汤姆逊的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行程5000英里,每次拍摄都需要雇佣多名苦力来运输一大堆照相器材。同时,他还要应对路途的艰险,气候的变幻,甚至人身攻击的危险,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拍照会把人的魂带走。 汤姆逊摄影中的美是无法复制的。这不是纪实、记录这样简单的概念,而是如何通过西方的摄影技术并结合中国传统风景画重新创造,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东方生活中去,如何用影像把当下转变为历史以及历史之美。今天的美是可以复制的,而过去的美不可复制。这和时间、历史有关,也和湿版摄影的工艺有关,和玻璃底板所呈现的清晰、细腻而又悠远的时间性画面有关。 十九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东西方文明激烈渗透融汇交错,约翰·汤姆逊的作品,体现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国度巨大的热情。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与重生的国度。汤姆逊的摄影,让我们目睹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晚晴中国,通过玻璃底片的显现,似乎又平添了一种东方式的宁静致远。 本图集由徐淳刚精心整理,甄选自4卷本英文原版巨作《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3年),对画面重新进行了归类,人文地理,建筑环境,社会群像,力求呈现约翰·汤姆逊全景式的伟大影像,19世纪中国的时代风景与时代脸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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