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曾经在“圈里”头混过，以后出来了。 那个时候，在报社或者在宣传部门里照相的，都算是“圈里”的人。“圈里”人的每张脸上，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圈外“的时候，我不知道报纸上的照片都是先让人装成“蒜”以后再去拍的；还以为新闻照片就是真的。可是到了“圈里”以后我才明白，根本就不是那麽一档子事。我曾经义正词严地用这个问题去咨询报社的老同志，大家却裂着嘴笑了。 后来，“圈里”的人开始了关于“是装了成了‘蒜’以后再拍，还是象外国人那样在生活里涉猎式地抓着‘拍’”的讨论。针对那场没有什麽结果的讨论，搞宣传的“老镜头“们说，不能太认真了，只要随大流地跟着走就行，这跟种地和挖煤可不大一样；要记住，“锅是用铁打的”，要懂得“难得糊涂”才行。那年头儿，跟着大伙儿稀里糊涂地混也并不难；不用操什麽心，只要是听领导的就行了。你只要不断地，把那些喜笑颜开的，清清爽爽的照片们，甩到编辑们的桌子上去；跟本就没有人问你有没有装“蒜”之类的事。大家全都心照不喧地共同呼吸；同舟共济地相互关照，每个月见报20来张照片也不能算是不宽松。报社对大家的辛勤劳动，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圈里”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靠“变鸡蛋”混日子，谁也没有感觉出有什么不好来。 在不知不觉当中几年已经过去，我也就变成一件工具了；就像铁锨和扫帚一样，那类被人们使用的东西。在那个年代，上级领导是负责群众的思想和情绪的。他们先想出一个好的主意来，然后再指令下面的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执行与否，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谁敢不听？像我们这些个干“照相”的，就更别说了，压根就不再有什么思想了。要是万一有了思想，还容易出现问题，不但领导们要经常地做你的思想工作，自己也还得不断地改造什么的，比较的麻烦。至于“矛盾”经常发生的转化，就不想再说了。所以，既然已经成了工具，就不如干脆跟着大家一起混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就算了。天塌下来有大家伙，怕什么？ 老实说，要混成一根老“油条”，也真不容易；得三天两头地被下到铁锅里面去，挨老豆油的炸才行。自从有一回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大家全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心里才算是塌实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其中关于“宣传工作”的性质问题，是我终生不忘的。 “新闻”和“宣传”原来是两码子事：“新闻”是一项事业，而“宣传”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做宣传工作的人，都是干活儿的；不过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对群众进行愚弄和煽动而已。那个在大街上吆喝着卖老萝卜的家伙，其工作性质，就和宣传工作差不太多；别听他嘴上唱的好听，那只是为了让大家赶快把钱都掏出来，买他的糠萝卜。要是我们不打出“新闻”的招牌；如果不让人们装成“大蒜”再往镜头里边钻，萝卜就不好卖 ；萝卜要是买不出去，大家可就没有饭吃了。 “..青年同志，要是连这个都弄不明白，还在报社里呆着干嘛呢 ？有多少明白人，想干这个；还进不来呢！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锅是铁打的可不行啊。从今以后，不该问的就别打听，不该说的就别胡扯了，要多长个心眼儿，不要再冒傻气了。你回去以后，先好好地考虑考虑，然后再写一个思想汇报交给我。”这就叫做挨老豆油的炸，如此炸上它七到八遍，应该说是基本上炸透了。当然，问题总是有的。 管他呢，反正假的怎麽也真不了；人家那么精明的人，都装着傻，咱们小青年还是多学着点好。可是，宣传这活儿；青年人干起来，就是不如人家老同志潇洒。每当跟着人家吆喝的时候，总是跟做贼的一样，提心吊胆的。心里老是想着：这萝卜不是都糠了麽？怎么变成 “清水萝卜” 了，这不是骗人，是干什么？如果这碗饭这麽不干净，我就不吃了。如果不靠欺骗也能够生活，我倒很愿意去当一个农民，去种地，去做汗珠落地摔八瓣的农家事，落下的是一生的干净和清白。 [FS:PAGE] 1976年，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三位老人都先后走了。大家象孩子一样，都哭开了；也有哭不出来的。有一个人在1957年就说过：别掏钱，萝卜是糠的。结果被弄去种地了。等到过了20年；说是被冤枉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后来，他心灰意冷地用轮椅推着老母亲走了，去投奔他的父亲。原来他的父亲一直在香港那边住着的，老人家解放前曾经跟周恩来一起干过；只是解放以后没有一起进京，解甲归田了。 扯远了，还是说“圈里”人照相的事 吧。那时侯，总开大会。谁也不愿意去会上照相 。尤其是我。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一到了会上，就必须得给所有发言的，每人都照个相。所以，会上的发言，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都不能象别人那样 ，打个盹，或者是出去溜个弯什么的。你必须得一听到底，还得用心听；每当听到喊“万万岁”和鼓掌的时候，就得赶紧背上闪光灯，抓起照相机，为下一个挨照的做好准备好才行。 每当轮到一个新的发言人上台，你都得悄然地跟上去。几步可以走到讲台前，心里都得有数。到了拍照地点，就得叉开骑马蹲裆步支着；静候那“决定性瞬间”的到来。 那些“老领导”们很会配合，碰上句号，就起抬头来，给你个拍照的机会；那些“新报告”们，见你在那里支着，也赶紧抬起头；恭侯你的闪光。最令人讨厌的就数那几个不长眼色的官儿迷；因为他们离开槁纸就说不成句，所以，根本就不能抬头。他们一直都象是在喝面条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可是我不能总支着。心里想只要二拇指一动，放了电，闪个光，就算了。可是的革命同志，在照片上低着那个头，也不大合适.... 那几年的会很多，有时候一开就是几天，我也就只能泡在会上。后来，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你想，发言人一抬头，碰到你的闪光，会怎么样？还不把人家的眼睛都给“闪花了”；那一大片白，半天都缓不过来。别说念错字了，能看得着槁子在那里，就算是不错啦。也真是的，还闪什么光？算了。我计划着怎么才能不用闪光灯照明，也可以完成任务的事儿。后来总算搞到一支1：2的 镜头（那时侯就算是比较大的了），我打算用它,去摆平闪光灯所造成的“灾难”。 消失的闪光，使发言的领导们感到奇怪；也使台下的同志们感到不安；会场上的骚动，更让我这个照相的，心里头“发毛”。散会以后，我急忙跑回报社，连夜冲好了片子。真是老天有眼，“镜头说了算”。用自然光拍照的成功，消除了闪光灯造成的后患，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就叫做消除了“光化学污染”。 在胜利的日子里，我象是受到了嘉奖，心里一直美了好多天。 直到有一天，在报社全体人员的大会上，党委书记表扬了大家的革命精神以后，用眼睛盯着我：有个别的记者同志，对待工作吊儿郎当，不负责任。到大会上去照相，闪光灯不亮。回去找一找思想根源，写个检查给我。我傻了，忙去找书记解释。想不到，书记却无情地把我推倒油锅里开炸了：同志，对待宣传工作，不要总想搞什么新名堂。你到大会上去照相，装不装胶卷，关系都不大；可是闪光灯一定得亮，人家就是要得哪个“闪光”，你懂吗？我不懂，懵了。这第八回，算是正式地被“炸糊了”。 事后，报社的“油条”哥们跟我说：让你闪光，你就闪；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可真是的。哥们说的不错，我怎么又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看来，这“圈里”的萝卜老弟我是卖不成了 。咱可不是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无赖。后来，我就离开了“圈里”的朋友和哥们，跑到“圈外”头去了。 从“圈里”出来以后，我象孩子一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着亮丽的阳光，品尝着自由的滋味。 [FS:PAGE] 人这东西，是有思想的。你不让他去做的事情，他总是朝三暮四的去想。记得小时侯，我妈成天家跟着我屁股后头喊 ：别到远处去 ，别下水，别爬墙，别上树，别打。。。。。。结果呢？她是不了解情况的，我是一个真正知道应该去干什麽的人。不远走，就看不见那个有名的“大沙坑”；不下水，就摸不着鱼；不爬墙，就到不了树林子里；不到树上去，那还有什麽意思？... 总之，我要是获得了自由，就一定要去完成一个自由人的行动计划。自由，能让人们高高兴兴地去做从心眼里就爱干的事情 ；自由除了属于天上的飞鸟和水里的游鱼以外也应该属于站在大地上的人，不是麽？ 却原来我所热爱和追求的，不过只是可怜的自由而已；我本来是可以自由地感受社会 ，自由地体验生活，自由地涉猎时空的；可是，在过去的圈子里却不能。然而，在如今的圈子里，已经没有人再潇洒地把思想申出去，让人家去铐了。众所周知，在那里新的经济地位，已经决定了新的政治态度 。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圈里”的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宣传”行为负责，也可以不为社会的“信用危机”担忧，但是“圈里”的人，必须要象铁锨那样，老到地靠在社会的高墙下面才行；“圈里”的人如果不为此而停止思想和舍弃尊严；如果不为此而付出愚蠢和放弃自由；就不能够呆在圈子里，享受清静无为的生活。 人，一方面要尊重自然的法则，做地球村的好公民；另一方面要遵守人类社会的公德，尽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义务；人活者，得为维护地球村的环境和人类的进步承担一定的责任才行。自然以及人类和社会都是在相互间的渗透和碰撞中，发生着自身的变化；在不同的层面中进行着更新和换代。自然，人类和社会就是这麽过来的；也得这麽过去。 本来，把生活里的丑陋掏出来晒一晒，只不过是让该见太阳的东西见见太阳，只不过是把实情向大众公布一下；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民主制度进行一下试探而已。而“圈里”的人却把这叫做“话说透了，就是说错了”；这就是“圈里”人的规矩。所谓的规矩，无非就是不让观众到后台去，走一走，看一看罢了。当然，“圈”的存在，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游戏，是一个现实，就象杂技和魔术那样。 如果还有人不好好地在圈子里边玩儿，就象我一样，光捣乱；就不如干脆到圈子的外头去算了。当然，如果要是“圈里”的人”都走了；都出去投奔自由了；那麽，“宣传”的游戏也就该停止了。要是有的人还想再玩，那就再弄个新名堂出来吧；民众已经觉悟了，阴谋已经破产了，社会已经进步了。 假如有一个人，张开觜，就能够看见屁股眼儿，那这家伙就非得把人家卖萝卜的摊子给砸了不可。我就是一个不大适合在“圈里”头干的那种砸人家买卖，坏人家好事的人。主要是秉性比较耿直，人比较傻；不大适宜搞政策和策略性都比较强的“宣传工作”。再就是总也学不会拍马屁，也不大想往马的身上骑。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象我这样胸无大志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什么大出息的人，肯定是占全体民众的绝大多数。 现在，我是一个“圈外”的自由照相师；再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也更不必逢场作戏了。如果我能够为所拍的每一张照片负责，如果我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付出劳动，如果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收获自己的庄稼；那麽，我就算得上是一个本本份份的， 老老实实的人了。人生一世，做个清清白白的人，就够了。 老人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老百姓手里的照相机，还很少。如果一个人端着照相机，准得围上一堆人去看。由于那个玩意儿，是国民党的特务经常使用的，所以那时候民间有几架照相机，公安局都得备上案。过去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医生眼里病菌多，公安眼里特务多”。也真是难怪人们一看见挎着照相机东张西望的人，就不象个正经东西，不是个间谍就是个特务。[FS:PAGE] 在我们过去的中国，拍照片的人总是感到不自由。社会不是把你跟坏蛋们联系起来，就是跟上级的领导和记者们搞到一快儿去；不是被监控着，让你难受，就是被赋予特权，让你肉麻。由此可见，洋人的照相术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手里以后，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自由地呼吸起来的。至于其它的，由祖上的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愚昧和无知以及污泥和浊水就不想再提了。 假如中国人一觉醒来，知道了人的价值是多少；明白了人的尊严为何物；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的自由舒展才能使摄影变成真事儿。将来，当中国摄影界神秘的“圈子”消失了以后，当自由的摄影师们果断地按下崭新的时代快门；去实现“摄影术”之初衷的时候，眼下“圈里人”的自由和解放，才是新时代的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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