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次感恩的机会----李媚访谈

 

-----李媚访谈

 

一.做事的基本原则：从心出发

 

陈：媚姐，有次在深圳听过你唱过民歌。我原不知道说话都显得有些有气无力的你唱歌居然会唱出吐血的感觉来。相信很多听过你唱歌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好象你少年时学过京剧？

李：我出生在贵州安顺市。从小在机关院子里长大，童年阳光灿烂。四年级时为了不上算术课，靠着父亲一位老战友的支持偷着跑到贵阳报考贵州省戏剧学校京剧班。这是一生中最有自信的一次考试，在六千多考生的竞争中成为六十被录取中的一个。进入学校才知道京剧和我心目中的“演员”差异太大，小时候我完全是被电影院墙上挂着的那些黑白的电影明星照片迷住了，我想当的演员应该是那样的。于是我开始初尝苦恼，开始感受不快乐。三年以后文化革命开始，除了政治上的狂热，也是我逃离京剧的机会。1969年提前毕业时，死活要求分配到了贵阳市工人印刷厂，终于当上了工人。1975年因个人原因调回安顺市文化馆。一年以后领导突然决定分配我搞摄影。因为摄影我放弃了尝试参加恢复高考的想法。现在想起来，真要考，对于我这个数学盲也非易事。

陈：1984年我大学毕业刚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还没摸着摄影的门在哪儿，你已经在全国的大赛上得奖。

李：我学习摄影的历程和那个年代的摄影人差不多，也是从拍大批判，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类的宣传照片开始的。“四人帮”倒台后，学习摄影的历程才正式开始。1980年代初“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展览、“伤痕文学”和当时的一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对我们这些身处边远地区的年青人特别重要，我也就是从这些东西的学习中开始知道摄影应该与人性和人的情感有关系。

1984年获了一个全国妇女影展金牌和铜牌奖。在北京看到王苗的照片之后，感觉自己获奖不过是运气，她参展的照片比我的好。这个奖给我带来了运气，但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激动与兴奋。

陈：后来你再没有离开摄影。进而风雨兼程，成了中国摄影界一个比较特殊的、故事比较多的人物。

李：1983年到北京《大众摄影》杂志打工，这是我学习摄影的重要经历，在北京我真是如饥似渴地看所有能看到的一切。1984年深圳摄影学会的苗小康给了我一个到深圳办《现代摄影》杂志的机会，我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渐成为对于摄影有认识的编辑，也逐渐地从一个摄影人转变为一个编辑。至今我仍然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现代摄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舞台，而且那个时候的深圳也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城市，在深圳，这个杂志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具有学术价值的杂志。《现代摄影》的日子是一段人生中最理想化的光阴，虽然经常受到不公平待遇，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一切与兴奋、满足与充实比起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那是一段是我的幸福生活；1995为了更大的野心和梦想把《现代摄影》改成了新闻月刊《焦点》，同时也正经经历了一回期刊市场化的经营过程。这段日子过得很焦虑很沉重也很戏剧性。把《现代摄影》改成《焦点》至今令我后悔不已。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从这件事中我悟道，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好多人的失败就在于梦想发展扩张，而且我还明白了“明天不一定比今天更好”。

陈：呵呵！很多东西虽是真理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李：1998年因为《焦点》失败离开深圳到北京，在北京的生活大多是为了生存，当然，既然做了自由职业者，对于生存之道的选择也就自我一些，基本上不会为了生存做自己完全不想做的事。现在总算在北京安了家，总算还平安的过到了现在。作为一个个体总算做了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感谢上帝赐福予我！

陈：你离开体制后，一直独闯江湖。你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在影响你的一次次的选择？

李：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是一次感恩的机会。我做事的基本原则是：从心出发。我是个感性的人，我还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自觉对社会与文化负有责任，对人负有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从小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责任与直觉影响我的选择。

陈：如果人生有一次次觉醒的话，你在摄影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

李：在《大众摄影》打工的时候。在那儿有机会看到在贵州根本无法看到的国外的照片和许多的展览，比如蒙克的版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大口袋，如饥似渴，生吞活剥的把所能看到了往里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是：照片还可以这样拍！

至于摄影方面的觉悟，我想应该是在逐渐的学习过程中完成的。

我的摄影觉悟时期，要算在深圳办《现代摄影》的时期。那是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开放时期，我的摄影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八十年代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有光彩的时代，我有幸在那个时代与大家一起学习和思考，一起接受西方文化与思潮的影响。

真正比较明确应该推崇什么样的摄影，对摄影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应该是在1998年。1998年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盛二龙接受了我的一个提议：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摄影研讨会。这次会议我们请来了许多美术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家：范景中、彭德、皮道坚、杨小彦、黄专、钱超英等。这是一个现在看来也算是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后来在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的《摄影丛书》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得益于这次的会议。《摄影丛书》的那些文章，就是现在来看，也仍然是高水平的。

至于对纯影像的认识，我想大多与天生的素质有关。我是个比较敏感的人。

 

二.我这人什么都爱扔，从来不扔的就只有信

 

陈：你拥有很多灵魂的朋友。如果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可能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李：不，灵魂的朋友不会很多，好朋友是可以很多的。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一些朋友。有些是一生的朋友。

在深圳办《现代摄影》的时候我对朋友们说过，其实办杂志是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一个借口，这个世界是一个隔膜太多的世界，人与人的交流需要理由，需要机会，需要借口。其实在办杂志的整个过程中，我最看重的是借助着它我获得了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的机会。

陈：你以自己的赤诚与友人交往，给予别人很多。而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什么？

李：离开《焦点》办公室的那天，我唯一带走的东西就是一纸箱的信。这些信是从办《现代摄影》的那天开始积累起来的。我这人什么都爱扔，从来不扔的就只有信。朋友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保留着。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出一本书信集就好了，从这些信中能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对摄影、对人生的追求。那些信今天读起来令人非常感动，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真好，真干净，真真诚……

李：朋友们给了我许多的温暖、力量、理解与智慧。尤其是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是朋友们的情感支撑着我。记得1985年快过春节的一天，深圳基本成了一座空城，喧闹的街道突然一下特别的冷清，人们都回家了。我坐在桂园路十三号二楼的办公室呆呆望着窗外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心也空得无处放置。突然送信的送来了十封信，十封朋友们的来信！那天傍晚，我把那十封信紧紧地抱在胸口从办公室走回宿舍……

陈：可惜身处现在的时代，写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为此心痛。现在能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多么难！
 李：朋友给我一种道义和精神的支持，有这一点非常足够。如果你的朋友能成为你人生的底线，那你就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和幸福的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真面临着绝境，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还有朋友－－这就是我的底线。

陈：可虽然看上去你有很多朋友，但从《现代摄影》开始，你一直孤军奋战，个中滋味谁人知晓。

李：有许多的事只有自己担当，无论你有多少朋友，你的日子必须自己一天一天地过。许多事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当然有些事有人和你一起面对比你自己独立承担要好许多，但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焦点》危机的时候，就有陌生的人上门来搭上钱搭上时间帮助《焦点》过难关，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喜欢这本杂志，觉得在中国有这样的杂志不容易。这种经历会永远地留在心里让你感动一生。

 

三.坚持本身有一种精神与内心的满足

 

陈：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怀念八十年后期的《现代摄影》。当时多么闭塞！我就是从你编的杂志里呼吸到新鲜的、来自遥远地方的气息。起码我知道摄影的好歹就是从那本杂志起步的。

李：《现代摄影》从86年后基本就只有我一个编辑，我还要负责经营，好在有老范（注：范生平：李媚丈夫，原民族画报编辑）帮我。其实那时候我为挣钱所用去的时间远比编杂志的时间要多。《现代摄影》办了十年赔了十年，也许正因为不指望它赚钱，所以它才能成为一本纯粹的有学术价值的杂志。对于我这样一个把心捧在手上面对世界的人，能把一本杂志保持十年，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地方保持一方净土就是上帝对我最大的恩宠了。

现在想起来，当初办《现代摄影》的时候困难的不是挣钱养活杂志，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你不知道你得罪了谁，为什么得罪的？但是，你就是得罪了。记得有一次全国的摄影报刊会议在广州和深圳开，不知为什么就不要我们参加，连刘阳来看我还得偷偷地来。这一类的事非常多，杂志写检查也是常事。

有人说你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坚持这样一本杂志实在是有点唐吉柯德的味道，其实坚持本身有一种精神与内心的满足。当你看到杂志对人有帮助，看到那些到杂志来的摄影人，你就会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么些年，我学会了自己面对一切，你要想肩负责任你就要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记得大概是在1980年代后期吧，有一次在郑州和郑州的朋友们在一个大棚里喝酒，一个年轻的摄影人马宽对我说：你要负责任你就要有能力。他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陈：难得的是《现代摄影》曲高和不寡，还被当时摄影界以外的许多文化人喜欢。凭心而论，那本杂志的专业水准现在都很难超过。

李：其实大家对《现代摄影》的怀念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凸显出来的。后来我听到不少朋友们谈到对这本杂志的怀念以及杂志对大家产生的影响，特别令我惊讶，我真的没想到《现代摄影》能对这么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那时候我知道这一点，死活也会撑下去的。

在《现代摄影》活着的时候，它真的非常孤独。80年代后期，实际上它有三分之一的读者是美术界的人。在它改刊的时候，它的发行量不到三千。当然人的因素及管理方面的原因。当时我看不到这本杂志再这样撑下去的意义，我的内心有一种绝望缓缓地弥散。实际上改刊也包含了我这种内心的原因。

陈：人在孤独时想不到黑暗中其实已经伸出了许多援助的手，就和得意时顾不上注意明枪与暗箭一样。其实你那时根本听不到更多的人对〈现代摄影〉的评价，更没有去寻求资金上的帮助。要是听到，也许你不会那么早放弃了它。

李：也许吧！也可能那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些默默地热爱它和忠实于它的读者们，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记得有一次阮义忠对我说到他对刘铮的采访，刘铮谈到他们办民间杂志“新影像”的原因是《现代摄影》没了！我非常的惊讶和震动，眼泪夺眶而出。

至于资金的支持并非没找，而是找不到。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之一就是寻找资金支持。

陈：我恳求过你给我一套完整的《现代摄影》，我说：我只想收藏《现代摄影》，这是你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这样的，死亡会让人们突然看到了一种消失的价值。我没法想象这本杂志如果能撑到现在它是什么样？能长时间活下去的杂志都是一种商业与文化成功合谋的结果，而我没有商业成功的福份和能力。有一个朋友说：“你就是一只扑火的飞蛾。”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

陈：你百折不挠啊！

 

四.自觉边缘是我的选择

 

陈：你脱离体制里很久，这让你生存和思想的空间很大，但也难免要花比常人多的心力为衣食奔波。

李：我从到深圳之后就脱离了体制。《现代摄影》一直是一本自筹资金的杂志，十年下来赔进去一百多万。这些钱对于我和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实在是来之不易。在深圳办杂志的经历注定了我这辈子只能做一个体制外的人，我需要相对自由的精神与现实空间，无论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自觉边缘是我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正的漂泊是1998年离开深圳到北京之后。我是在不适合漂泊的年龄和基本没有积累的时候选择漂泊的，自然面对的问题很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做了四份工作，我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切都重新开始。我非常感谢司苏实在那时候让我在《人民摄影报》开一个“摄影与社会”专栏，这份固定收入是使我心里获得安定的保障。

实际上在北京的这几年我无法靠摄影工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在中国，编辑的价值是最不被认识的，没有人会为编辑付出与他的劳动价值相匹配的报酬。但是，实际是编辑是太重要的，有时候，我觉得作者是编辑塑造的，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作者是编辑开发出来的。一个编辑思路和一种整合方式，就能人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我经常眼见的。

说实话，我们能在北京定居下来，有了一个家，全靠前几年我与老范的公司合作写了两套生活类的书。我自己完全没想到我也能写那样的东西，而且写得应该说还不错，最起码还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吧。人的弹性是非常大的，生存需要会使你的一些潜能得到发挥。

陈：到了北京，我知道你仍然不低眉求人，仍然不会降低水准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李：在北京的生活的确有许多的自由，但是自由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你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能够承担这种代价。我准备离开深圳的时候是一位摄影圈外的朋友给了我许多的忠告，因此，对于这种生活我多少有心理准备，对事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对人不会寄予太多的期盼。如果在深圳时还有一种隐藏在内心的优越感的话，到北京之后就变得平常了。现在就更是平静淡泊，过一种清淡简单的日子（我不能说清贫，与那么多城市贫民比起来，我算是很优越的）。我认定了没意思的事，肯定是不做的。我要得不多，也不会为了得到勉强自己。

 

五.优秀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文化素质和独到眼光

 

陈：不久前你被“一品国际摄影节”授予特殊贡献奖。你怎样看这个奖？

李：我非常看重和珍惜这个奖，这个奖是朋友们给我的，是民间给我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对我最高的评价。记得在颁奖的那天顾铮流泪了，我也流泪了。

陈：中国缺少编辑大家，你是少有的成熟的摄影编辑。你觉得优秀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李：优秀的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一种文化素质和独到的眼光，是对一个选题的判断、分析及整合的能力，是一种善于发现的眼光。同时还要有一些好的手段和方法。

比如杜英男的《伦敦的日子》这本书。最初我是在沈阳看到他许多在英国拍的照片，看照片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对我说他在伦敦的生活。我想如果这一切是一本书，一定非常好。于是，我让他尝试着把他说的写下来。当时他非常胆怯，感觉自己没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我鼓励他先写一个小故事给我看，一个多月后他给了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写得挺不错，只是他实在没有结构一本书的勇气。于是，我让他找人合作，找一个能激活他思维的人把他在英国生活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再把口述的内容变成文字。这种方法果然非常奏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讲故事的能力，都会讲故事，区别的只是语言风格和对于细节的感受。而且，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面对一个能调动你情绪的人，你会把故事讲得很精彩。文字是横隔在摄影人面前的一个障碍，把口语的东西再转变成文字，这个障碍就可以拆除。一个好的编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字与图片进行整合和搭建一个好的结构。我把杜英男的图片和文字进行各自独立的编排处理，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构丰富的《伦敦故事》。这本书曾被北青报根据读者投票和专家评选为当年中国最佳优秀图文书。

陈：你怎么看业内把你称为“摄影界教母”的这个评价？

李：我想这是一句戏言。包含着朋友们对我所做的一切的肯定。我从不把这戏言当真，我也不敢当。

陈：你怎样评价自己品格、个性？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李：我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人。最好的品格是善良、心地光明。最大的缺点是太过自我、急躁，最最大的缺陷是读书太少。

陈：你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很多摄影者，他们在你的帮助下成长--------明确摄影理念、出书、办展览、、、、、、你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摄影道路。我想知道，对有求于你的人，你是不是来者不拒，还是有所选择？

李：凡我能帮的基本来者不拒。

陈：什么人是你最想帮助的人？

李：我觉得做的事情有价值的，有才华和潜力的，最需要帮助的。

陈：你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摄影者？

李：看图片选图片、谈话分析。

陈：你认为中国摄影者最值得肯定的品质是什么？最缺乏的品质是什么？

李：最缺乏的不是好的品质，而是好的素养。许多摄影人都不乏有好的品质，有执着的精神与信念，有执着的对摄影的爱。但是，往往总是不能把事情做到位，他们付出的精神与成果非常不匹配，这是很令人痛心和遗憾的事。我想，原因就是素养不够好。我们成长的环境本身就不是一个培养好素养的环境，有些局限是与生俱生的，是历史形成的。比如我们就没有一个视觉训练的成长背景，西方人是看着博物馆成长的，他们的目光触及之处总是有非常好的视觉养份。而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只有靠着个体的学习去培养自己的视觉敏感。所以，我说，我们缺的不是好的品质，而是好的素养。

陈：什么影响中国产生大师级的摄影师？

李：文化与社会环境。至于说到中国大师级的人物，我觉得也不必对自己过于的苛刻。我们从新中国建立后摄影发展的步伐就停止下来了。这一停就停了三十年。其实我们在三十年代应该是有摄影大师的，最起码是有出大师的趋势的，三十年代中国摄影的水平与西方相差并不大，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还没来得及形成气候，就在国家动荡中永远地沉寂下来了，非常可惜。如果我们的中国摄影能与三十年代连接上，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六.我最关注每一天的日子

 

陈：除了摄影你关注什么？

李：每一天的日子。

陈：除了摄影，你还喜欢干什么？

李：做家务。我喜欢在自己的家里不停地折腾（老范语），在一种悠闲的状态中做一个家庭妇女是一种幸福。。

陈：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万般困惑，打电话给你。原指望你会说什么话来安慰我指引我。没想到你听完我的“血泪”诉说后，只说了一句：“小波，收拾家去吧！”

李：这也是我平常对待万般困惑的办法。

陈：在北京，你们在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怀柔居住了下来。因为环境的安静、主人的热情与丰富，那里也是朋友们喜欢去的地方。香港的张炳玲来了最爱住在你家。我们三个人在你洒满阳光的家里穿着居家衣裳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深想、晃来晃去的感觉很好呐！仿佛一切都停滞了------甚至连苦痛连快乐都停滞了。人生要是多一些那样的时光多好！

李：我是一个在居住环境上从不粗糙马虎的人。不管居住空间多么小，多么简陋，我都会把家布置得温馨舒服。诺大的世界，就只有这个地方是安顿自己的，所以，我爱家。人一定要有悠闲的时光，尤其是女人。会让自己悠闲的人才会保有一颗体会细腻感受美好的心。善待自己才会懂得怎么样善待别人。以前我不大懂，现在慢慢地懂了。

陈：如果不做摄影，你更适应去做什么？

李：教书。这是我到鲁美上课之后才发现的。当教师真是我最适合的职业。我所有的追求都能在当教师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和满足。

陈：你喜欢其他艺术形式吗？

李：喜欢。每一次看演出过节一样的幸福和激动起码要持续一个星期！

陈：你平时读什么书？你最喜欢读的一本或几本书？

李：圣经和杂书。苏珊 桑塔格的书、散文、朋友们的书。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因为深圳的生活太过严酷和紧张，阅读变得慌张起来，总是很难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读完，这种阅读的慌张感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纠正过来。明年我想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让自己进入一种阅读状态。人就是这样，在岁月流逝中你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丧失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总是把“事”看得太重了，“事”串连起来就成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

陈：去年12月28日，71岁的苏珊·桑塔格去世了。可惜我们刚认识她不久。是旷阳（注：李媚、小波共同的朋友，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是我们最会读书的朋友之一。）在前年推荐我看她在三十八年前写的的〈反对阐释〉以及《重点所在》等书。这才让我有幸遭遇到 “我们时代的桑塔格崇拜”这个文化事件。对于我，这是一件开启智慧的事件。

这个“美国最智能的女人”！只看她一眼我就深深记住了她：黑色套服、一头长黑发中间那抹标志性的白发。而都读了她一系列书之后，才知道她的才智、知识、“公众的良心”的形象让我们永远遥不可及。我们只有静静享受她的智慧的份。　　

李：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早在八十年代我就请顾铮译过第一章：“柏拉图的洞穴”刊登在《现代摄影》上。原本我是想把这本书连载完，可是顾铮去日本了。苏珊的《论摄影》开启了我对摄影本质以及摄影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认识。看到全书是在九十年代未期，那是台湾的译本，译得很好，而且有许多的注解。现在尽管不怎么想摄影的问题，也时不时地去读这本书。我无数次地对人说过，摄影人都应该好好读几遍她的《论摄影》。也许是应该终身阅读。

20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张炳玲专门从香港给我寄了一本《疾病的隐喻》。我是在我爸爸的病房里读这本书的，现在还能感受到一种刻骨的伤痛在她那惊人的冷隽与深遂的智慧中穿行的感觉……

最近一直在读了她的《重点所在》，除了感受智慧而外更是深受感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她辞世而去的消息……世界失去了一颗“因光而生，为光而生”以、智慧、美丽、正直的光亮照亮我们心智的明星。在这个学术也变得不干净的时代，她成为“公众良知”的知识分子。幸好有苏珊.桑塔格,可以令我们不那么绝望。她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她那些充满灵性与智慧的评论，读起来真是时时触动灵魂。这本书里有几篇文章特别让我感动：“给赫尔博斯的一封信”、“在南斯拉夫等待戈多”、“‘彼处’与‘此处’”。

陈：说不尽的桑塔格！待我们用将来的日子慢慢说。

生活中，最让你激动的事情是什么？
李：爱与被爱。

陈：你的精神财富是什么？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李：我刚成为一名基督徒。

陈：要祝贺你。记得前年你父亲病重在北京住院，那年你经历了太多苦痛，以至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就送你一本《荒漠甘泉》，是我一直在读的一本书、、、、、

李：不是《荒漠甘泉》，是《亲近耶和华》。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已经开始在读一些书了。包括你给我的书。人的信仰与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七.默想是我学习的一种方式

 

陈：你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怎样？现在你的摄影学习怎样进行？

李：还凑合吧。现在的资讯非常丰富，所以补充自己不并难。除此之外，我学摄影的一种方法是默想。我是那种不能只从图片中学习的人，我对摄影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会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有关，与自己某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和心境有关。默想是我学习的一种方式。

陈：怎么默想？

李：我不把摄影当学术来学习了，所以，我选与自己内心有关的照片读。那些放在心里的图像与我构成了一种沉默的对视。

陈：你最近在鲁迅美院客座讲授摄影，课程怎样安排？你想在你的课程里教给年轻的摄影者什么？

李：我的课是“报道摄影与图片编辑”，每年五周。我想教给学生一些方法，使他们能够具有适应工作的能力。我的课是应性强的，实用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不会给学生这样的东西。报道摄影的课程设置中包括：粗略的报道摄影史、专题的样式、怎样做好专题摄影（具体的方法与技术）等，图片编辑课程设置包括：图片编辑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图片排序训练、个案分析等。我想教给学生一些应用方法，一些工作经验，让他们能够具有适应工作的能力。我对学生说，我的课是饭票，学好了就能够适应工作。

陈：你常看摄影专业的报刊吗？你觉得什么样的摄影评论会对你的摄影实践有帮助？

李：有时看。我特别希望有一本翻译的“世界摄影史”，希望了这么年仍然只能希望。真遗憾！

陈：和文学、美术、音乐等其他艺术比起来，摄影为什么没有理论？摄影理论对摄影者究竟有没有作用？

李：摄影历史太短，摄影没有真正的学院派。苏珊 .桑塔格的《摄影论》、罗兰.巴特的《明室》对于我和许多摄影人认识摄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你和中国其他地区的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摄影者的关系？你与他们如何交往？

李：因为在深圳办杂志的原因，结识了一些香港和台湾的摄影朋友。除了极个别的朋友外，与其他人的交往基本是因为摄影而交往。

陈：你如何看更年轻的一代摄影人？你会给现在的青年摄影者什么忠告？

李：他们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我特别希望与他们交流，成为他们的朋友是我的荣幸。我无权对他们提出忠告。

陈：你最近的心境？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

李：比较恬静。在家呆着，目前还没什么计划。可以拿退休金之后，我想研究三十年代的摄影，想写这些年的摄影经历。

李江树说，你还没有出过自己的书呢，你不觉得不应该么！的确是这样，这一辈子无论怎样也应该有一本自己的书。

 

八.摄影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

陈：摄影是一种职业吗？

李：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
陈：你相不相信摄影的天赋？什么人可以称作是“有魅力的摄影家”？

李：我相信。有魅力的摄影家我想应该是：你能在他的照片里看到一种灵动的东西。无论拍摄什么，总能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看法。
陈：有一些远离体制外的游荡的摄影者，这是一群“边缘、辛苦、有福”的一群人。我很关注这些人。你对这些人的评价和期许？

李：这是一些愿意维护灵魂自由的人，我尊敬他们。
 陈：去年，我们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了我们共同的友人侯登科。大家都看到你这十几年对侯登科的帮助。我知道，他最著名的《麦客》有你的很多心血。于德水和你共写的《苦难的价值——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最近还获得了中国文联年度文艺理论评论奖。在这里，你愿意谈谈老侯吗？

李：老侯是中国摄影界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因为他作品体现出的一种摄影家的身份，因为农民身份带给中国纪实摄影的一种角度与眼光。老侯是一位自觉的受难者，一方面他自甘平民，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摄影的文化姿态，当他这种以摄影者的姿态融入平民生活的时候，他的影像有一种内敛的优美与力量。重要的不是力量而是优美，一般人很难在那种贫困的生活中发掘出这种优美。我还想说，研究老侯是一件非常具有价值的事，这种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摄影，还在于他的生活经历、精神追求、价值体系，甚至他的性格的形成都对于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与丰富起到重要的作用。
陈：侯登科的作品让观者常常忽略了技术因素，直达摄影的本质和内心深处的感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影者？

李：他是一个用生命来拍摄的摄影者。摄影是他生命的一种体现形式。把血肉之躯变成照片，把灵魂变成照片，这样的照片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照片。摄影是他生命的一种形式。所以，虽然人走了，只要他的照片在，他就存在于我们当中。

陈：愿伟大的世界摄影直接迎对我们的目光，还要等多久？这是陈丹青的话，也是我在心里常常想问的话，谁能回答？

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历史形成的，摄影只能诞生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近代以来中国没有西方那么优越的文化奢侈，这就是历史。中国没有那么多光辉的名字，这是我们的遗憾。但是，我也并不以为西方的认同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理想与标准。有些东西的价值是对于特定的文化而言的。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平等，当然也就没有文化艺术的平等。中国有许多非常努力的摄影师在工作，有许多持有自己价值观的摄影师一天天成长。侯登科的价值不是西方的价值，你能说他就不足以与西方的摄影大师比肩吗？

 

（李媚的信：小波：好！我真的只能说这些了，最乐的我没有，最痛的是说不出来的。能说出来的痛就已经不那么痛了。在你之前我曾尝试着想对朋友诉说，但是，我发现我无法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说，说不出来。即使是面对最好的最能交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