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大学毕业后，我和刘宇一起进新华社摄影部，在一个楼里出出入入已经21年了。岁月好象没有在刘宇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每次看到他，我们从大学校门出来的日子恍若昨天。
刘宇的职业生涯让人羡慕-----他曾在中央组工作，留下了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1991年—1992年他任常驻伦敦分社记者； 1992年秋，奉命赴波黑前线采访，冒着生命危险发回大量战地照片；1996年12月—1998年12月任常驻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他报道了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APEC首脑会议、美国大选、克林顿丑闻等重大事件；1999年3月—6月先后穿梭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南斯拉夫之间采访科索沃危机；2003年1月至4月赴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参加海湾危机的报道；2005分别参加了印度洋海啸报道和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报道。20多年来，刘宇先后经历了波黑战争、科索沃危机、伊拉克危机、三届奥运会、澳门回归、领导人出访、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庆典、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美英两国大选等重大事件的报道。
刘宇说他很喜欢美国报人普利策说的一句话：“假如国家是一只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了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刘宇就是我们身边那个不声不响的“了望者”。他极少话语，动静也很小。也许他昨天刚从世界上有激烈冲突的地方归来，你今天见到他，他依然平静。他的信念和热忱就写在他那些冥想和平、爱与诚实的画面上。他隐藏的才情、淡泊的气质从没有被喧嚣的时代损坏。我看到的他一直在隐忍中坚强，在平静中突破。
和他的访谈从去年的秋天约到了今年的秋天。刘宇反问我：我这点事对别人有借鉴作用吗？
八月刘宇去陕西宝鸡挂职。他很忙。我俩用几个夜晚在MSN上完成了这个访谈。
用平常心，做正经事
- -----------刘宇访谈
陈：我们认识20多年，算得上是好朋友。可记忆中，我还从来没和你认真谈过摄影呢！
刘：你在和别人谈呢。
陈：和别人也不谈！也就是因为这个专栏，我不得不一次次谈摄影。我觉得老在说摄影的人不正常啊！
访谈的事我去年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了。还把问题先发给你。你老躲我。我要不催你，你就假装忘了这事啦？
刘：我觉得我那点事对于别人好象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我也不是一个特自信的人。再说我也确实不好意思当你的面自吹自擂啊！
陈：虽然我离你很近，可也不太知道你在那些特殊情况下的工作状态。说你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也许你身在其中不觉怎样,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几乎是传奇呢。
刘：有人说至少要换7次工作以后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我很幸运，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选择工作就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一干就是20年。而这20年，也正是中国传媒以及新闻摄影面貌都发生巨大变化的20年，我有幸经历了这个过程。就如同乘船出海，站在船上望着大海不觉得，但当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船已经离岸很远了。
一、徐佑珠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刘：我从徐佑珠讲起吧！
谈到八、九十年代新华社摄影部、甚至是整个新闻摄影界，徐佑珠都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她当了我十几年的部主任，是在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说过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需要别人在后面推着我向前走，她就是在背后推着我的人之一。她给了我很多鼓励，使我慢慢自信起来。她说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照片下面写一行字。其实她对于照片的判断非常准确。有时遇到重要的新闻，编辑编完让她定稿，她很快地看完后会说：把你所有照片都拿来。几十、上百张照片在她手里匆匆一过，留下的几张基本上是最好的。
[FS:PAGE]陈：徐佑珠身上有种纯粹的东西，那是一种鼓舞人的力量。我们那批进摄影部的大学生应该说都受到她的那种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的浸染，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还有当时的副主任谢俐，遇到这两位出色的女性领导是我们的运气。
刘：我很庆幸我一毕业就能到新华社摄影部这个中国最大的新闻摄影机构工作，这里产生过中国最好的摄影记者和编辑。但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新华社摄影部基本没有进新的大学生。我分到摄影部中央组的时候，最年轻的记者也超过了40岁。在大会堂、中南海采访必须有常备名单。所以，我那时三天两头跑长城、故宫为外国领导人拍送礼照片。
后来，徐佑珠当了部主任，她很重视给年轻人机会。不过那些年我又是去山西支教、又是上新闻学院学习、又是当编辑，当记者是断断续续的，再加上我一向和领导有点距离，所以挺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直到采访完1990年北京亚运会，徐主任说了一句给我很大鼓励的话：“我以前并不了解你，从这次亚运会我开始认识你了。”她是这样的人：如果欣赏你，你不说她也会使劲用你。我记得后来好多次重要采访都是她点名派我去的。有些事甚至是被她推着、逼着去做的。1993年荷赛基金会来北京与中国的新闻摄影界交流，请来了英国和法国的两位大师，同时邀请东道主新华社出也出一名主讲人。徐主任推荐我去，我自认为拙于言辞、极力推脱。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只好赶鸭子上架。事情过后我得到一个体会，只要你认真努力了，结果往往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糟。现在荷赛基金会每年还给我寄年度获奖作品集，大概是缘于十几年前的那次发言吧。
陈：徐佑珠那时做的重要的事情还有：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让我们走出去，其他媒体的杰出摄影者走进来，毫无障碍地沟通。我记得有天晚上，安哥从广东来部里放他的幻灯片，徐主任和我们一起看到最后，笑到最后。
刘：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传媒对图片的认识和实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新华社对某些领域（例如中央新闻）的垄断开始被打破，她这样做让我们有机会和同行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那时非常关注其他媒体刊登的照片，经常摆出来与我们的照片比较研讨。大家在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的氛围中一起成长。
二、新华社给我的训练是严格的
陈：你应该是经过新华社严格训练的“成果”之一-------守纪律、有合作精神、隐忍、服从、担当、不事张扬、、、、
刘：新华社给我们的训练是严格的，这种训练主要不是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而是一个部门多年形成的工作秩序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工作的性质决定工作的状态。不同的题材对摄影者有不同的要求，在适应这种要求的过程中也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比如在中央组的十几年，养成了我的纪律观念。中央组的记者每天早晨8点以前绝对要全部到办公室，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也不管当天有没有你的采访安排，要随时处在待命状态，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另外团队意识也非常重要。中央组经常要联合作战，每人负责某个角度事先都有严格分工，你不能看到别的地方出彩，放弃自己的职责。你别的拍得再精彩，规定动作没拿下来也要挨批评的。而采访社会新闻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记者有很强的新闻敏感，线索主要靠记者自己寻找。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很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拍体育则对摄影技巧有很高的要求，体育照片拍多了，再来拍其他题材，起码在技术上会觉得游刃有余。
合作精神有时比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比方选驻外记者，首席往往不问这人能力怎么样，先问能不能与人合作。有很多只在业务上出类拔萃的人往往在这上容易吃亏。
陈：在新华社，做人往往摆在做事的前头。
刘：我在摄影部换了不少地方，第一我必须服从摄影部的整体安排，第二从个人来说我不愿意总是重复干一件事，哪怕这事别人看起来很好。我也知道一个人专注于干一件事更容易干出名堂，专家是那些在很小的领域比别人专注的人。可我本来也没给自己很高的目标、很大的压力，所以不如干自己喜欢的事。我不是特执着、特坚持的那种人。
[FS:PAGE]陈：这20年当中，你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工作，热点、常驻、、、、、在国外工作应该更考验人的素质和承受力。
刘：在国外工作对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我曾经分别在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常驻。《洛杉矶时报》曾让70多个驻外记者描绘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感受，他们用的最多的是“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这十个词，也或多或少能表达我自己对驻外摄影记者的一些感受。你突然被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须和令人焦虑的环境搏斗。那个国家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似乎都与你有关。你翻开报纸，每天都有新闻发生，但摄影记者必须事先得到线索，然后还要确保能到达现场，这其实是比拍摄本身更要紧的问题。我两次驻外都是在世界上新闻业最发达的地方。华盛顿和伦敦也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摄影记者。我采访白宫新闻比较多，几大媒体派到那里的都是各自大牌的记者。其实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硬碰硬的，因为大家在同样的拍摄条件下拍摄同样的对象，高下一望而知。一般总统活动过程相当程式化，给记者的时间和角度也都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椭圆型办公室的活动一般也就让记者拍一、两分钟，后边的人还没进去，里面已经在轰人了。但让我佩服的是这些“白宫记者”发出的照片常有新意。我习惯将我拍摄的照片与第二天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作比较，从中受益不少。
三、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
陈：你是同时期记者中获得机会最多的人之一，你如何能一次次获得机会的？
刘：我并不是一个有远大目标的人。感谢新华社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我这个比较被动的人获得如此丰富的经历。
在摄影部这么多年，我好象很少主动要求什么事情，包括去美国、英国常驻，也包括这次到地方挂职。我不想干扰领导的战略部署，呵呵、、、、、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不管大事小事，我会认真做好每一次采访，用照片来赢得大家的信任。也许我不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当你这次做好了，自然就不愁有下一次。公平的领导不应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陈：你说起来很简单啊！这么些年来，我知道你也确实次次做到了用人品、用实力说话。
刘：可不敢说“次次”，我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不过我常想，每天不知有多少摄影记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忙，但是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有幸恰恰置身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点上，这对摄影记者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感谢新华社给了这些机会。
在九十年代好运气一直伴随着我，有时好到天上掉馅饼的程度。92年11月的一天，电影导演李少红去伦敦领奖。我当时是伦敦分社的记者，使馆文化处的同志让我带她在伦敦转转。本来说好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半路上鬼使神差地转道去了温莎堡。温莎堡是英国女王的行宫，距伦敦大约50英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远处有黑烟升起了来，以为是工厂在冒烟，但是随口和李少红开了个玩笑：“今天温莎堡要是着火，咱们可赶上大新闻了。”当我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越来越接近温莎堡的时候。我们终于看清了，确确实实温莎堡着火了。我成了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之一。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陈：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的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事件也是你不期而遇的新闻事件。
刘：对！至今令我难忘。奥运会新闻中心和奥林匹克公园只有一街之隔。每天最早开始和最晚结束工作的总是新华社报道组。那天凌晨1点多，从奥林匹克公园方向传来一声闷响。没有人发出命令，新闻中心新华社办公室仍然在工作的三名摄影记者本能地扑向照相机，先后冲出了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向外跑，只有三种人向里冲：警察、医生和记者。我凭着感觉一直跑到公园的围墙外，看见马路上或坐或躺的一群伤员。我举起相机刚拍了几张，警察就开始驱散人群。我庆幸自己早到一分钟，拍到了新华社距第一现场最近的照片。随着警察封锁圈的扩大，我且退且拍。那时虽然已是凌晨，但我毫无倦意。我知道，此刻正是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第二天早晨，到新闻中心上班的记者们吃惊地发现，新华社办公室的挡板上已贴上几十张几个小时前发生的爆炸事件的照片。
[FS:PAGE]陈：心存敬畏、感恩、珍惜、退隐之心的人是有福的人。
四、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陈：很少在你的照片里看到暴力血腥，哪怕你是在有激烈冲突的地区。是不是那种东西不适合你的内心，抑或是你有自己的规则？
刘：前几天一个朋友在信里说我拍的照片“有一份特别的宁静和悲悯”。这是过誉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相信记者的性情与好恶一定会在他的照片里反映出来。
92年10月，我奉总社之命采访波黑内战。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装的中心帕莱，刚进入波黑境内，前方的车队就被穆斯林武装袭击，我们被迫滞留在边境附近。一位当地的记者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十几个平民的尸体全部被烧焦了，有些头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是并没有发稿。揭露战争的罪恶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读者神经的方式。回到我们滞留的地方，我看到来时同乘一辆车的一对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怀里抱着一只流浪的小猫，一脸甜蜜。男的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在路上他们的战友曾告诉我们这对夫妇刚结婚三天，他们的愿望是生六个孩子。爱情孕育生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被战争吞噬呢？摄影记者当然要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陈：你温和的生命态度在你的照片里得到反映，即使到了战争的现场，你也会回避那些惨烈的场面，而把温暖的瞬间传达出来。
刘：我想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一般并不刻意回避什么。只有在职责与内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在波黑采访期间，有一次跟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深入到了塞族武装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那可能是我最接近战场的一次采访了。枪声、炮声象新年的鞭炮声一样密集，不时有抬下来的受伤士兵。后来一个老人来到指挥所，被告知他的亲人被打死了。老人不停地地啜泣，我把镜头对着他，老人冲我摆手。后来，老人慢慢走出指挥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跟上去，我实在不愿意再打扰这个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老人。也许我失去了一张好照片，但是并不后悔。摄影记者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被摄者。
我在现场尽量不打扰被摄对象，有时候哪怕在旁边等很长时间，等待出现自己希望的瞬间，也不愿意干扰事情本来的状态。被摄者意识不到记者的存在最好，他这时感情的流露也最真实。
陈：很少见你悲喜流露，我很好奇：在热点地区采访，你会激动吗？
刘：如果自己不被感动，拍的照片恐怕也很难感动别人。但一个感性的人不一定是感情外露的人。我也有在现场因为激动得手发抖或者因为感动而眼泪蒙住双眼的时候。
今年一月我在泰国普吉岛采访海啸时，碰到一个人民大学的喀麦隆籍留学生爱莎，她的女儿贝蒂在泰国度假时遇海啸失踪，爱莎只身从北京来到泰国寻亲。那时我到泰国参加海啸报道已经半个多月，回国的机票都订好了。见爱莎的第二天，我去机场准备回国，她搭我们包的车去灾区找女儿的下落。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心有不甘，好题材并不总能碰到，如果就此放弃，我一定会后悔的。爱莎也劝我留下来了帮她找女儿，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她的信任——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她的校友。到了机场，我没有登机，而是改签了机票，一起踏上寻亲之路。我们带她去各个停放遗体的寺庙，还去了她女儿曾住过的酒店。穿过废墟我们找到贝蒂住过的房间，里面一片狼籍。爱莎见到了女儿的遗物。她点燃了路上就买好的三支蜡烛，嘴里念念着：“咕咕、咕咕（贝蒂的昵称），妈妈来看你了。”然后，枕着女儿的衣服，躺倒在贝蒂的睡过的床上，长睡不起。在酒店外的大海边，一直非常坚强的爱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一面按照喀麦隆的传统向着吞噬女儿生命的大海撒盐，一边大声呼号：“大海，不要发怒了，还回我的女儿吧！”。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走在前面，我不愿意她看到我的满面泪水。此后的几天，我们每日奔波几百公里陪爱莎找女儿，那时候我已经把从没见过的贝蒂当作我的亲人，很难分清找到贝蒂和完成报道任务哪个更重要了。
[FS:PAGE]陈：在波黑，一对母子依偎在避难的帐篷里，你给予画面的光线和气氛让我感到“期望中的温情”。你知道吗？一直以来，你照片中的亲切感是我最喜欢的。
五、没有人为通讯社的记者保底
陈：很多人还不知道你对体育照片有兴趣并且有心得。
刘：体育并不是我主要的拍摄领域，但是我一直对拍体育照片有兴趣。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新华社现役的摄影记者中算最多的之一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类项目，一是美的项目，例如体操、花样滑冰等；二是有身体接触、对抗激烈的项目。但是在奥运会上任何记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报道的安排。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主管体操、垒球等项目。我为拍好体操下过笨功夫。奥运会前我多次深入到中国体操队观察队员的动作。电视上放体操比赛的录象，我也录下来，反复慢动作重放，并在本上作记录。到了奥运会上，重点运动员的动作连接我已经烂熟于心，这对我的角度瞬间选择非常有帮助。比如运动员在平衡木上做的鹿跳动作很好看，但我在训练时从正面拍摄时总是看不到运动员的脸，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动作最好的拍摄角度是在侧后方，这样我就可以提前选择正确的站位。我知道有的同行对我的方法并不以为然，但我知道至少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那时候新华社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少，即便是决赛也常常是一个记者独币幻妫辉市碛腥魏紊潦В蛭挥腥宋ㄑ渡绲募钦弑５住?/DIV>
陈：“保底”，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有时会感到委屈的地方。这么多年来，当有人指责新华社照片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会这样想：是啊，你可以尝试新的手段拍摄，尝试不成就用新华社的照片，新华社照片就是你们的保底照片。可谁给我们保底呢？
刘：在悉尼奥运会上，我分管的项目是羽毛球、排球等，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动作又都是程式化的。如果你只盯着拍动作，即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出来的照片也很难超出预想。所以在拍摄这类项目时，要注意跳出动作本身，关注运动员细微的情绪流露。特别是比赛结束那一刻，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往往都是情绪宣泄的高潮。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羽毛球队获得了4枚金牌，当他们赢得冠军的一刻，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吉新鹏在把球拍抛向空中的同时大吼一声，葛菲、顾俊淹泣相拥；张军、高凌一个跳向空中、一个躺倒在地；龚智超的表现最低调，但我分明看见了她滚动在眼眶中的泪珠。每当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都提前停止拍摄比赛动作照片，换上最适合的镜头，选择最佳位置，稳定情绪，等待精彩的来临。
六、寻找有意义的背景
陈：在雅典你主要拍跳水吧？我注意到你拍的跳水每次角度都有变化。
刘：我可能是那届奥运会上最早到跳水馆的摄影记者了，看了几乎所有的赛前训练。除了拍摄发稿，更重要的还是观察。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每到一个新闻现场，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看看是否有可利用的背景，再琢磨怎样通过角度和镜头的选择来把它和主体结合到同一个画面中。我之所以寻找有意义的背景，是因为我觉得有许多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一个标志、一座建筑、一种颜色的背后都可能蕴涵着深义。我们都知道五星之于中国、枫叶之于加拿大、袋鼠之于澳大利亚的意义，当然也知道五环对于奥运的意义。当某些形象在新闻事件中出现，而它们又与这个事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的时候，摄影记者应该尽量捕捉下来，这样无疑可以增加照片的信息含量，甚至使一张普通的照片凭添新意。正是这种细致的观察，使我在雅典拍摄的跳水每个单项的照片角度都不同。
赛前训练时，我在跳台后的背板边上发现了一个大约20厘米宽的夹缝，顺着缝向外一看，三米跳板和水中的奥运五环标志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这个发现让我喜出望外，但这个位置并不是指定的拍摄点之一。我找到跳水馆的摄影主任科斯塔说明这个位置的好处。当我第二天再来到跳水馆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贴上了“摄影位置”的标签，而且进行了改造，能够容下3个摄影师同时拍摄了。不过科斯塔说，这个位置是给POOL摄影师（享受特权的一些摄影师，主要由三大通讯社及东道主的摄影师组成）留的，其他摄影师可以当本国运动员比赛时，轮流拍摄。我向他解释，中国跳水队是世界第一，新华社是世界第四，中国又将举办下届奥运会，新华社的摄影师也应该享受“POOL”的待遇。科斯塔留个活话：“比赛前30分钟，你可以来碰碰运气。”男子三米板跳水决赛前两个小时，我就来到科斯塔的办公室，并且最终如愿以偿。
我很早就盯上了跳水馆顶棚的灯架，上面有一圈窄窄的通道，俗称“猫道”。男子双人3米板比赛前运动员热身时，我未经请示悄悄爬了上去。我承认当时确实是想钻个空子，我担心如果事先打招呼，很可能被拒绝。我刚拍了几张，就有工作人员招呼我下来，我用手机给科斯塔拨了个电话，还没有等我解释完，他就用严厉的口气让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我爬下灯架，科斯塔已在下面等我，脸色铁青。我自知理亏，在跟他回办公室的路上一再道歉，而他一言不发。来到办公室，他先把其他工作人员请出去，关上门后才对我说：“刘，我们一直合作很好，但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的行为会让我丢掉工作？”他用笔划去了我留在POOL摄影师登记表上的名字，冷冷地说：“今天的POOL背心没戏了，明天见！”这等于是对我下了逐客令。那天整晚我都很内疚，以往我们常对自己为了拍照片而不惜违反规则的行为津津乐道，记者面对不合理的限制当然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但是合理的规则一定要遵守，我想这也是职业素质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不好意思再见科斯塔，但还是对“猫道”念念不忘。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是“登顶”的最后机会了，我硬着头皮再次走进科斯塔办公室的时候，他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让我填了一份申请表，又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上去，只能带一个机身和镜头，摄影包、镜头盖、遮光罩之类的东西都卸下，身体和相机要用保险带固定在灯架上。两个小时的比赛下来，我的腰也快直不起来了，但是我拍到了郭晶晶如睡美人般仰卧在碧蓝水面上的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科斯塔的苛刻和严厉。特别是在我们的好朋友、好同事王岩出事之后，我更意识到他做的那一切是多么必要。
七、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陈：摄影让你得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刘：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摄影使我有机会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见到了不同地方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并用相机把这些记录下来，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
99年科索沃危机的时候，我从阿尔巴尼亚开车翻山越岭赶往马其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来到两国边境一个叫奥荷里的湖边，坐在湖边吃着烤肉，望着美丽的湖光山色。我当时想，如果不是因为摄影我怎么可能到那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来？当然摄影记者生活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浪漫，更多的是每天奔命如蚁、紧张劳顿，可是我仍然非常感谢摄影。
要说改变了什么，我想也和经历有关。原来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因为要不断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使我变得开朗了许多。
陈：支教、驻外、热点、中央新闻、社会新闻、奥运会，一直到今天的基层工作，这些特殊的经历你是否把他们当成财富？
刘：当然。任何一种经历对人的成长都不会白费。有些事当初并没有意识它的意义，你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就象刚毕业不久就让我去山西吕梁山区支教，开始并不那么情愿。后来还是觉得我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
陈：你的生活态度一贯平淡，你也一直游离在喧嚣之外，不会让人干扰你的安宁。如何看待得失？
刘：我有散淡的一面，也有追求完美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过程非常认真，对结果不太在意。说好听一点就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
陈：你是一个几乎没有负面评价的人，这很难得。你对自己品格、个性的评价？ 刘：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发挥积极的一面就可能是优点；相反，如果消极的一面被强化又可能变成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优点也可能恰恰是他的缺点。比如自信本来是优点，但盲目自信就可能失去自知之明，对自己、对事物造成错误的判断。不够自信的人往往遇事对不利的后果考虑的比较多，甚至选择逃避，因此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也正是他们对困难估计比较充分，会努力想方设法避免消极后果的发生。我应该属于后一种人吧。
95年我去莫斯科采访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红场上的庆典只给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各一个名额。拍摄点距领导人检阅的列宁墓有七、八十米之遥，更要命的是二者之间在同一平面，甚至记者区更靠后一些。也就是说，如果领导人登上观礼台，记者根本看不到他们。事先俄罗斯人承诺在庆典进行中把中国记者带出采访区拍摄几分钟看来也根本不可能兑现。以往我们随领导人出访是不需要超长的镜头和梯子的，但出国前我就想到这次庆典有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情况与一般的双边活动肯定不同。这时候对事先困难的充分估计和精心准备再次帮助了我。我的相机上装着400毫米镜头加上2倍接圈，站在梯子上，等待好运气的降临。在庆典开始的时候，领导人依次从列宁墓下的休息室出来，登上检阅台。江泽民出来了、克林顿出来了、梅杰出来了……而且走在了一起。不到一分钟后，他们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但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而这时没带梯子的电视台记者被埋没在人群中，甚至没有意识到领导人已经出现过了。
七、我只不过是几次游走在战争的边缘而已
陈：波黑、科索沃、伊拉克、、、、、你是少数真正经历过战争的摄影记者。
刘：我可从来不敢称自己是战地记者，除了波黑那次算是比较接近战争的中心，其他几次不过是游走在战争的边缘而已。在上级的命令面前，记者和士兵一样没有选择，这是本份。在去波黑采访的飞机上，我看到报纸头版登着一张照片，英国一个11次采访战争的老记者被洞穿其腹，倒在波黑战场，而在他之前已经有36个记者在波黑内战中丧生了。比起这些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我们算得了什么？
陈：在离危险很近的地方，你害怕吗?
刘：只要去了热点地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最接近核心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当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有一些活思想。不瞒你说，去波黑之前我还家里人写过些文字留在分社的抽屉里，回来就撕掉了。但是一旦置身其中，出乎我自己预料的平静。
陈：你又怎么能做到经历了那么多重要时刻仍能深藏不露甚至更加谦逊？
刘：我不太喜欢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我一直觉得记者是报道别人的人，没必要成为别人报道的对象。就是你这次访问，我拖了也整一年了。有些媒体为了宣传自己，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介绍自己记者的工作，我完全可以理解，记者也应该给予配合。有时报刊约稿，我也会写点采访记什么的。但是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那点事甚至是编造故事，实在是很无聊的事情。摄影记者应该让人记住他拍的照片，而不是拍照片的人，摄影记者永远是在照相机后面的人。
八、永远以职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陈：虽然你自谦“不过是比较认真完成了摄影部交给我的任务而已”，但你怎么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完成新华社的重要任务？
刘：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永远以职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工作的动力首先来自职业的荣誉感。我一直觉得不能单纯把摄影当成谋生手段，只为发稿定额和奖金拍照片。记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关注和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们的工作甚至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你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也会甘之如饴。
我们应该承认摄影记者的专业性。尽管人人都可以学会照相，但是绝不是人人都能当一个好摄影记者。我还记得你在很多年前与陆晓华、许必华合作发表过一个对话录，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你甚至相信一个人的形象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也相信这一点。一些媒体发给文字记者一些傻瓜相机就认为可以全部代替摄影记者的工作，这是对新闻摄影的不尊重。另一方面，摄影记者自身应该时刻以职业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才有存在的理由。我的每一次采访，哪怕是很小的采访，我也一定是等到最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拍到比刚才拍的更好的照片。我总想，我不一定拍得比别人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
专业要求体现在新闻摄影的每一个细节上。摄影器材的进步使我们获得一张高质量照片比以前更容易了，似乎大家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因此降低，但因为技术使用不当而毁了一张好照片，这样的教训并不仅仅属于初学者。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110米决赛前我把拍摄点选了多数摄影师不会选择的看台侧上方。在悉尼奥运会上，我曾经在这个角度用长镜头把8名运动员压缩在一个画面中，如同一幅“八骏图”。这次我仔细考虑了几乎所有技术因素。为了获得更大的图象文件，我将相机设定在了RAW格式上。但忽视了文件大了连拍的数量会减少，当刘翔起跑后我就开始拍，达到最佳瞬间时，我的快门却按不下去了。尽管田径不是我主拍的项目，我的同事们出色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还是够我记一辈子的。
陈：在新闻原则和你的影象审美上，你如何找到平衡？
刘：在80年代拍中央新闻的时候，我对影象表现的千篇一律有些想法。但是开始我一个新人是不可能获得很多重大报道采访机会的。几年以后机会多了，我就开始尝试一些形式上的创新。比如欢迎仪式没有我采访任务的时候，我也背个那时很少有人用的500毫米以上超长镜头到现场寻找新角度。当时对新华社记者的限制还比较松，可以在现场游动。不同的器材、不同的角度，带来的是不同的影象效果，主要的特点是结像大了、构图新了。当时的发稿环境也比较宽松，这些照片发出去以后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我记得《人民日报》的许林曾在1987年的《新闻战线》上撰文对这些探索给予肯定，甚至用了“新闻摄影的春天”这样的标题。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陈：你其实一直不遵循任何流派、体系、观点，这些都破坏不了你摄影的秩序感。我发现，你拍摄任何题材都能找到独特的表现手法、、、、、、
刘：我始终认为追求影象形式上的新颖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视觉最不喜欢不断重复的形象。照片的形式千篇一律，人们也会视而不见，甚至产生厌恶情绪。你拍摄的内容再重要，也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当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一些新角度也成了老角度。我意识到，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新颖是不够的，创新不应该只表现在镜头效果上。构图、光线、角度、线条、质感这些摄影语言对于新闻摄影来说，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记者的职责首先是让读者获取信息，同时要特别注重人物的情感表现，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真实处境和真情实感。应该在对新闻事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找到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心到才能手到，眼低不可能手高。
九、器材的进步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变化
陈：也许很多人想知道你使用什么样的器材，而我更想让你回顾一下你使用过的机器。20年前入新华社，我使用的是禄莱120。老记者李基禄带我们这批大学生去十堰拍照，光讲对焦就把他口舌费尽！
刘：现在采访时携带的器材已经与我刚进新华社时有天壤之别。20年前，我们的器材配备水平与国外大通讯社的记者还是有差距的。当时配给我的是一台老同志淘汰下来的莱卡M3，带35mm、50mm和90mm三支定焦镜头。1991年我到伦敦常驻时，带的是尼康FM2和尼康F3。到当地一看，英国记者大部分已经用上尼康F4。我的发稿设备是一台滚筒式照片传真机，这意味着到任何地方采访要传出照片，都必须同时带上放大机。
1992年秋天，新华社派我去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波黑采访。我提的唯一要求，就是配一台底片传真机。我想，新华社不能再让我扛着放大机上战场吧。尽管当时底片传真机在新华社也是稀罕物，可还是挤出一台带给了我。事后证明，这绝非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在波黑住的地方经常停电，根本没有条件放大照片。我每天采访回来，冲完底片，再步行到当地的塞通社发稿，他们有自备的发电机，我的底片传真机也放在那里。省却了放照片的工序，大大解放了摄影记者。但还是不能做到随时随地发稿。
这个梦想在我1999年到阿尔巴尼亚采访科索沃危机时，就基本上实现了。当时我第一次使用了佳能数码相机和小型卫星电话。使我在新闻现场就可以直接发稿。我曾经为了拍摄阿帕奇直升机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调动到地拉那的新闻，而在地拉那机场等候了四天。当时普遍认为这一行动是北约部队发动地面战的前奏。傲慢的阿帕奇在第四天的傍晚终于出现在地拉那的上空。飞机刚刚降落，我的照片也上天了。
这些年，新华社加快了摄影记者器材的更新速度。以前年我赴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采访时配备的器材为例：两台佳能1D数码相机、15-35mm、28-70mm、70-200mm、100-400mm、1·4X和2X增倍镜等六、七支镜头。发稿的方式选择性更多了：上网、手机、座机，实在不行还有海事卫星电话。这样的配备我们不比任何国家的记者差。
器材的进步不仅使拍摄一张照片变得更容易，而且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变化。
九、王岩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光荣
陈：我们好同事王岩在今年八月十五的前两天因公殉职。十五年前，他刚毕业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一起搞了很多好的专题。直到现在，我心里的痛无法用语言表达。
几天来，我在网上给他写了很多话：“王岩！ 认识你十几年，你就是这么笑意盈盈地温厚着、诚恳着、甘于平凡着、好心好意着、、、我知道这背后你有很多承担和忧伤不为人知。你从来不打搅人，不惹人、不强加于人。你好好地、慢悠悠做事；好好地、体体面面地做人，做了再大的事再荣耀的事你也悄悄的、、、
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是多喜欢你的纯良淡泊的为人啊！我多喜欢你拍得那些温暖深厚的照片啊！我原来以为我有的是时间告诉你这些的。
王岩那些友情你知道吗？在今后的岁月中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老是会想起你念叨你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流泪你知道吗？”
刘宇你知道吗？王岩在某些方面和你很像啊。
刘：中秋节那天早上我正在去秦岭的路上，你给我发短信告诉我王岩出事了。晚上回到宿舍我查看了网上的报道，在发悼念他的贴子时候，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种种片断，几次让我无法自制。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为失去一个人这么难过过。我们原来一起在中央组共事。后来我去华盛顿分社工作而他依靠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的机会，并且在路透社华盛顿分社实习，那时他经常来分社找我。我驻外任满，接替我的又是王岩。想起我在宿舍里给他做意大利面条，一起把酒聊天的情景，就象发生在昨天。他在中东、华盛顿和总社中央组拍了那么多好照片，他的经历足以自傲，可从来没见他张扬，一天到晚永远是一副乐呵呵的谦和样子，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乐呵呵的背后他承受的压力。
王岩是极有灵气的，或许是他也不算太叫劲，他并没有发挥出他的全部才能。
陈：他其实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拍了很多好照片。我和他合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对外报道：《毛泽东的后代》，他拍摄好几个月，近百张照片，张张精彩。
刘：我看了他在美国进修时做的一组反映美国一个患海湾战争综合症老兵的专题，好极了。反正我做不出来
雅典奥运会上他分管赛艇，路又远又不出活儿，但他拍了好几张很有意思的照片。他是那种干活儿总是超出人们预期的人。
陈：我那时老说他浪费才华.后来才知道他家困难很多,他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干活。
刘：有人说摄影记者是世界上仅次于士兵的危险职业。我和王岩参观过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用玻璃钢建成的雕塑，上面镌刻着全世界历年来遇难记者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每年都在增加。对职业的忠诚是激励摄影记者付出满腔热忱、百倍艰辛直至热血和生命的动力。现在王岩也离开了我们，他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光荣。他在摄影部好象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而他走了以后，那么多人在念叨他的好，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啊！
陈：我这些天总忍不住去新华网去给他写几句话，似乎在只有在那里还能和王岩的灵魂离得近一点，好象在那里说话王岩还能听得到：
“今年的八月十五，我们根本没有见着那轮明月、、、、、王岩，我看见在你那充满才华的孤独背影里，有一轮忧伤的明月正徐徐落下、、、、”
十、现在垃圾出版物够多的了，我就别添乱了
陈：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拍摄了很多杰出的图片。但是我从来没有集中看过到你的这些东西。你真的不想出一个个人摄影集让大家对你有全面的了解？ 刘：我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想法，新闻照片的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新闻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我更看重拍摄照片的过程以及照片发出去后在媒体上的落地。照片登出来，读者看到了，新闻照片最主要的功能已经完成了。至于出画册、办展览、参加比赛等等都是一些副产品。我好多十几年前拍的胶卷现在还堆在纸箱里，懒得去整理。再说，出画册是要花钱的。我是一个万事不愿求人的人，伸手向别人要钱是我最不想干的事。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真觉得现在的照片拿不出手，有些以前还沾沾自喜的照片，现在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看，何况展现给别人。现在垃圾出版物够多的了，我就别添乱了。我常看到有的作者把辛辛苦苦出的画册送给人，别人可能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这是多让人尴尬的事。我原来想会当一辈子摄影记者的，总觉得还有机会拍到更好的照片，到退休的时候出一本集子足矣。今年4月我被调到国际照片编辑室，主要当编辑了。不知道还有机会拍更好的照片。也许计划可以提前了，小波，干脆你就当我的策划人吧，我知道你是个好编辑。
陈：好，一言为定
如果选三张能代表你这二十年真正水平的图片，你会选哪三张？
刘：我还真选不出来。总体上我觉得，在国外拍的照片比在国内拍的好些。在国外工作时更加心无旁骛，跟题材也有一定关系。另外从新华社的要求来说，更看中一个人的整体表现。比如参加奥运会报道，编辑部要求记者每场比赛都能拿出在一定水准之上并且适合发稿的照片，这比你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只拍到一两张绝片，而其他照片却一塌糊涂重要的多。
十一、我不会视摄影为生命，或者离开摄影就不能活
陈：王文澜热爱古典音乐、李江树疯狂写作、钱捍在魔术世界乐而忘返、、、、、、你呢？除了摄影，你在哪里释放自己的剩余精力？ 刘：我一直对视觉的东西感兴趣，比如喜欢美术。记得刚到摄影部的时候，看到办公室里有整箱的废照片，就铰成碎片，再拼贴成图画。看起来就象西方教堂里的玻璃拼贴画一样漂亮。
陈：我就在某年的圣诞或春节接到过你用废照片做的贺卡。
刘：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迷上篆刻，先是上课时在课堂上刻橡皮，后来又刻有机玻璃和石头。对装修也有兴趣，多年来一直买各种各样装修的书。前些日子，我家刚装修完，我把照片发到网上，可是好评如潮呢。也喜欢收集一些老家具，你还记得前些年我带你到北京的吕家营淘老家具吗？再有，吹拉弹唱也会点，上小学时，曾经被宣传队的老师拉去考过样板团，幸亏没考上。我发现咱们那一代人好多都有参加宣传队的经历，我现在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小学还排练过《红色娘子军》呢。那算是对我们最初的艺术启蒙吧，尽管那时搞的很多玩意根本算不上艺术。你知道我在摄影部的卡拉OK比赛上可是一等奖，没准是那时打下的底子。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是别人逼着学的，不象现在的孩子，被动地学这学那，条件好了，快乐没了。这些爱好似乎和摄影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知道它们在潜移默化地报偿我。
不过，我好象哪一样爱好都没有到痴迷的程度，也就不可能达到最高水平。原因也恰恰因为我做事不够执着。好象对待摄影也是这样，我从未象有些人那样视摄影为生命，或者离开摄影就不能活。
我家里从来没有挂过一张工作中拍的照片。业余时间也不太愿意和别人谈论摄影，会觉得累。我希望把摄影和家庭生活分开。我和老婆也几乎不谈摄影，还好，她也不好奇。
陈：你当初如何会选择人大新闻系?搞摄影是你的初衷吗?如果不搞摄影,你最愿意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刘：也许不经意中经历的某件事、某个人、甚至某件物品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我父亲是搞美术的，我母亲学建筑设计。但他们几乎没有主动教过我什么，但至少无形中引发了我对美术的兴趣。我们家床底下压箱子的一些文革前出的美术杂志、画册和建筑设计之类的书，还有一些前苏联的画册，几乎让我翻烂了。今年5月份我到俄罗斯采访，看了莫斯科的画廊，列宾、苏里柯夫，看着那么亲切，原来小时候就看过。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印象中好象花在出壁报的时间几乎和上课的时间一样多。我常常为出壁报熬夜，我们班的报头从来都是最好的。那种快乐和现在拍到一张好照片是一样的。
我本来挺想学建筑的，其实现在也是。你问我不干摄影干什么，应该是建筑设计或者别的什么设计。后来考了文科，就与设计师无缘了。我本来第一志愿报了北大一个什么专业，没想到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我现在还很庆幸呢。那时人大没有摄影专业，少量的摄影课只是讲一些摄影的基本技术，不太解渴。只要北京有摄影展览或讲座，只要得到消息一定会参加。当时印象深的展览有《自然、社会、人》、《征程纪实》等。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摄影书籍和杂志，也几乎遇到就买。我家现在还有那时《大众摄影》的合订本。后来干了专业反到没有当初的那份劲头了。
毕业后分到新华社摄影部，与我原来的爱好算是最吻合了。摄影对我来说，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爱好。有人说，把爱好变成职业是一种折磨。但我想，至少比把不爱好的事当职业强吧其实，任何经历对人的成长都不会是白费的，谁能说，我们家床底下那箱子书对我后来干上摄影没有关系呢？
陈：你现在挂职在宝鸡还会继续拍照片吗？
刘：李洁军建议我拍一组摄影调查，做好了很有意义。一般别人不给我压力，我也不愿自己给自己压力。其实，要是没什么压力，我挺愿意无所事事的，所以多大出息。不过我还是挺佩服那些有毅力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人。
我在这边出去也总背个相机，这纯粹是一种习惯，觉得走到哪儿，看到有意思的人或事，不拍一张有点可惜。就算是记日记了，本来都没打算给人看的。总算不用为完成任务拍照片了。不过，在这边出去老有人陪着，还常常坐在主席台上，实在不好意思老跑到台下拍照片。
那天到一个镇检查工作，女镇长说，刘书记，你不象书记。我问为什么，她说，书记没有自己背包的。其实我自己知道，我骨子里还是个摄影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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