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史密斯的《乐园之路》
苦难中享受希望 米家庆/文 从各个方面看，尤金-史密斯（Smith, W. Eugene 1918-1978)都是一位报道摄影家。然而，他的每幅作品，又都是可以独立成帧的艺术佳作。即便是他用以组成报道事件的多幅照片中的任何一幅也都可单独成为有深刻内容和思想的，又富于艺术性的优秀之作。 尤金-史密斯十四岁时就用照相机作航空摄影，同时又采访时事，成为维其塔市《鹰报》和《灯塔报》的记者。不过，摄影并不是他唯一的兴趣，他一直喜欢艺术，更热心于文学、音乐。事实上，他从十四岁开始摄影起，便把他的艺术追求，通过摄影加以体现。这样，作为一个报道摄影家，他更多地强调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态度、情感，以及表达他的思想，而不屈从于他所服务的报纸、杂志、编辑对他的要求与指令，结果他总是与受聘部门发生冲突，甚至离开一个又一个的杂志社。十五岁时（1936年），经过数年旱灾、商场失利和极度绝望，尤金-史密斯的父亲自杀。可是当地报纸歪曲事实，使尤金-史密斯对新闻夸大不实的作风深恶痛绝，便要放弃新闻摄影工作。然而，他又偏偏在高中毕业时，获得一笔特殊的摄影奖学金，使他进入了诺特丹大学。他理解“诚实并不是专属于某种专业，而在于个人的内心，并付诸于工作。”，于是他又在大学钻研摄影。只一年，他又因受到不公正对待而退学，到纽约《新闻周刊》去工作。工作中，尤金-史密斯深感小型相机在观察、采访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可是杂志社不许他用小型相机而要求使用8×10的大尺寸相机，因而解雇了尤金。 尤金-史密斯离开《新闻周刊》做了一阵子自由摄影。19岁时进入刚刚创刊不久的《生活》杂志，又开始沉迷于新闻摄影。他说：“对我而言，如同早期一般，摄影就是新闻摄影，而新闻摄影就是新闻的精炼。我对人物和因不同情况所引起的反应有强烈的兴趣。”同时，他对“奥妙的音乐世界”具有深刻的感应性。音乐对他个人伦理观、职业感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搜集唱片（后来他收藏唱片达二万张）。二年后，他对《生活》杂志一成不变的工作和一些无聊的专题产生厌倦。21岁时，尤金-史密斯又辞掉了《生活》杂志的工作，再度成为自由摄影师。其实，尤金-史密斯是个总不满足自己而极常苛求自己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尚未成熟，拍的照片往往是“景深极大，感情深度不足”从而否定了自己这段时期的作品，陷入“艺术”与“生活”的矛盾痛苦之中。 尤金-史密斯的摄影生涯，同一切艺术事业一样，创作者的每阶段的苦脑，往往正是他在不倦地求索中的又一次升华。 二次大战初期，尤金-史密斯曾为拍摄模拟战争的照片，炸药意外爆炸而受伤。因此他要参加由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带领的海军飞行摄影组，几次申请，都因身体不合格而未获批准。但是，尤金-史密斯特别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在1942年-1945年间争取到了任数种刊物驻太平洋战区战地记者职务。他的许多纪录战争的摄影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拍摄的。如《塞班岛》、《硫磺岛的一次大爆炸》、《海葬》……都以极有震憾力的画面，为二战留下永恒的记忆。尤金-史密斯对他的战争作品言道：但愿我的照片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对战争的控诉，控诉战争加诸于人类身心残忍恶毒的影响。但愿我的作品对人类的理智是一付强烈的感情催化剂，能阻止这种卑鄙、罪恶的暴行再度发生。” 战争期间，尤金-史密斯奔波于极其恐怖的塞班岛、硫磺岛、关岛等战役中。1945年5月22日他被炮火击中，伤势严重，只得接受手术治疗。严重的伤残，使他治疗和休养两年之久。他全身各处都受到伤害，他自己恐怖地想到：“当时真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能拍照。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还好，我还有音乐’”。 战后，尤金-史密斯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他自己最感到满意的一张照片，就是倾注他对生活的感情的《乐园之路》。对于这一幅作品，尤金-史密斯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乐园之路》……照片中的小孩是我的小孩，那一天，我拍得极吃力，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拍照。” [FS:PAGE] “那个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好像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在我第十三次进入太平洋地区报道战事时，炮弹碎片结束了我的摄影报道。遍体鳞伤的我，度过了痛苦、无助的两年。在这段期间，我不得不压抑自己奔放的心灵，清心寡欲，不事生产，同时，医生通过许多手术、试着慢慢修复我。……可是，这一天，我决心反击这两年的沉寂。就在这一天，负伤后的我首次尝试要照相机再度听命于我。我强迫自己的身体去驾驭相机；同时，也试着命令自己的创造灵魂停止它的放逐流浪。” “……我下定决心第一张照片必须不只是技巧上的成功，也得表现出一个纯洁、温和的时刻——截然不同于以往战地照片的残忍。我决心把这张照片拍好，坚持再度出马的第一张照片必须具有特色。 这就是尤金-史密斯的经典之作。他解释为这幅取名为《乐园之路》的原委时说：“大部分人都以为有宗教涵意在内，其实是献给音乐的。歌剧《乡村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首曲子就叫《乐园之路》。我定了一个意义含糊的标题，以便任何人都能从这张照片中获得他心中所想的。可是基本上它是我对音乐和人性的礼赞，因为我认为它显示了希望。” 尤金-史密斯在这幅作品里，布设了一种他后来大部分作品中都具有的二元性——黑暗与光明的对抗——而在对抗中，实际上又揭示出进入光明的主题。这成为尤金-史密斯摄影艺术精髓。 《乐园之路》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照片之一。爱德华-史泰钦在他主持的大规模“人类一家”摄影展览会上，把这幅作品用大幅面放在显著的位置。此后，尤金-史密斯又投入了他的摄影生涯。他加入了以罗伯特-卡帕为首的“马格南摄影合作社”(Magnum)和《生活》杂志。又开始拍摄大量的，关注人类生活和苦难的题材，其中《西班牙村落》、《助产士》、《乡村医生》、《慈悲先生——史怀哲医生》等等，都成为传遍世界的经典性作品。特别是他到了战后的日本，同他夫人爱琳(Aileen)共同报道了“水俣”——日本南部一个因工业污染而受到水银中毒严重为害的城市，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展出后，引起强烈的轰动，《生活》杂志1972年6月也作了面向全球的特别报道，使尤金-史密斯更成为举世皆知的、最关注和同情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摄影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