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近来忙着赶写一部关于小说文本分析的书稿，满脑子都是叙述者、视角、语调……忽然接到一个影友的电话，是看了我新发表的那篇《被批判的感觉》后，想多了解一些有关“超隐喻”理论的。最近网上邹新平等几个影友，也对我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亦时有交流。于是，脑中的“话语频道”又切换到摄影这儿来了。 就在刊登我那篇《被批判的感觉》的同一期（2002、6、25）报纸上，我还看到了另外两个引起了我兴趣的话题：1、有关5•7空难照片的讨论；2、有关“白沙杯”获奖作品《走出大山》的讨论。因为这两个讨论恰恰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可用以分析的具体事例。 以前有影友问我，为什么要把摄影理论搞得那么复杂，简单点，通俗点，不行么？我说，不行。因为“简单点通俗点”的，属于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偏重主观感受，如果批评者确为学识修养极高之人，其“主观”自然会不乏高见，如鲁迅的许多批评文章就是印象式的。但如果批评者学识修养不高的话，可就乏善可陈了，其批评之观点，往往也会流于偏见、习见或俗见。坦白地讲，我看到的许多所谓“摄影批评”，即属于此种。 而理论，正是以批判俗见为目的的。乔纳森•卡勒说：“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可见无论中外，也无论是前沿理论还是传统国学，与种种俗见都是不能相容的。 有关“俗套”、“套话”、“程式”以及“大众话题”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专门的“俗套理论”，可惜这些理论在国内还很少被介绍。有关的“俗套理论”研究表明，虽然“俗套”并非总是负面性的，它在帮助人们认知未知事物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俗套”，因为它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大众文化，比如电视剧之类，就基本上是由“俗套”构成的），但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勘破“俗套”，且为其所惑的话，那将是极其可悲的。打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方来说：细菌并不都是有害的，而且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它，这其实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倒是，不知道细菌的存在，不懂得它的利与害。 我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里曾多次提到“超隐喻”，有朋友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让我再具体地解释一下。 “超隐喻”是我自创的一个词，它虽然看似修辞学术语，如，它是隐喻中的一种，但它所涉及的却远不止修辞学，而更多的倒是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意识形态，拙作《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中有详细说明）理论研究。我曾说过，“超隐喻”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编码，说的就是“超隐喻”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如果从“俗套理论”的角度看，“超隐喻”其实也是一种“俗套”，不过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俗套”；而且“超隐喻”话语所使用的，也都是所谓的“套话”。比如，“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句顶一万句”等等…… 二 具体到有关这次“白沙迷雾”的讨论，我在这里不想就《走出大山》该不该获奖之类问题发表看法，因为在我看来，获奖只不过是某种话语权力的一种建构方式。我所关心的倒是对讨论本身的种种话语加以分析。比如10097号影友认为：《走出大山》主题创意含混不清，评委贺延光所说的“当今社会现实是，大山里的年轻人若要改变自己的前途，通常有两条路，一是上大学，二是当兵去。……”不当。大山里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应征服兵役，其主导是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去锻炼成长，保卫伟大的祖国。不能庸俗地理解为为了摆脱贫困……应征青年的神态应是满怀壮志，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地走在欢送队伍前列。而照片中的应征入伍青年的面部表情却垂头丧气、双目下视、心事重重板着面孔，完全不像朝气蓬勃应征青年的样子。…… [FS:PAGE] 显然，10097号影友所说的“大山里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应征服兵役，其主导是为了响应祖国号召，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去锻炼成长，保卫祖国。不能庸俗地理解为为了摆脱贫困……”，以及“而照片中的应征入伍青年的面部表情却垂头丧气、双目下视、心事重重板着面孔，完全不像朝气蓬勃应征青年的样子……”之类话，就完全是一种“俗套”话语。而什么“满怀壮志，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地走在欢送队伍前列”云云，则属于“套话”式的陈词滥调。当然，我并不是说“响应号召”、“保卫祖国”有什么不对，而是说用这些现成语言，不假思索地就去简单套用于一个意义显然更为丰富的文本，这无疑遮蔽了话语的丰富内涵。这种“假大空”式的话语方式，完全无视社会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视人及其命运的紧张性和深刻性，无视当今城市/乡村、东部/西部、沿海/山区的差异性，以及一系列深层的社会问题，而把人与环境、人与命运等沉重的话题，搁置到了一个浅显的说教层面。这种“满怀壮志，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地走在欢送队伍前列”之类的话，或按照这类话语方式拍摄出来的照片，就属于我所说的“超隐喻”修辞。 我认为，这种已经有些潜意识化了的“超隐喻”修辞方式，正是阻碍中国摄影进步的头号大敌。 三 有关《5•7……》的争论，我没去看《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上的那些文章（我觉得实在没必要去看），我看的只是《中国摄影报》上的观点摘要。我以为讨论中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1、属于媒介研究、媒介批判之类的问题；2、有关《5•7……》的情感倾向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中，那些对媒体权力表示质疑的种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媒介理论、媒介研究，是近几年才随着大众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尤以电视方面的研究居多。某些基本观点大致为：媒体因必须追求收视率或发行量，所以在报道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中立。媒体（尤指电视）对信息的选择，往往“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为了第一个看到某种东西，他们几乎准备采取任何一种手段，但是，为了抢先一步，先别人而行，或采取与别人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手段上又相互效仿，所以他们最终又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排他性，这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可以产生独特性，但在这里却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括号里的话是刚刚去世不久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而迪厄在其名著《关于电视》里讲的。我曾以媒介理论分析过前不久轰动一时的所谓“王铭铭事件”，文章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引录几段： 王铭铭的事又给人们提供了一次机会，那些学界中的“正道人士”，颇就此发泄了一番“义愤”，而那些媒体自然更不会错过这样一个现成的“戏剧化”了的“新闻眼”。……然而，似乎还没有人对诸如“腐败”、“打假”之类本不属学术话语的词语，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学界“关键词”而感到意味深长。其实，这种学界/社会文本之间的“互文”现象，不正说明了一些极为深层的问题吗？然而，在那些诸如失范/规范、腐败/反腐、假/真之类的二元对立式的“批判”中，本来深层的问题，却被表面化、个别化、戏剧化以及故事化了。 在当今这个“媒介即信息”的时代，我们所言说的“学术”，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可以摆脱话语规则与媒介方式，独立而纯正的存在吗？所谓的“学术规范”，又是什么？难道它真的是可以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金科玉律，是上帝给予人间的摩西十戒吗？如果它们也只是某种话语建构的话，那么，事件还会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吗？比如，今天热炒王铭铭的“失范”（抄袭） 事件，难道同时不也是对众多“非王铭铭”们“规范”（未抄袭）的某种肯定吗？然而，不抄袭不剽窃的著作，就一定“规范”吗？老生常谈的教科书，陈辞滥调的论文专著……以及那些连“抄袭”都懒得动笔或根本不会的教授博导们，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太普通也太普遍了，太缺少戏剧效果和新闻效果了，反而倒逃避了追诘吗？再者，“王铭铭事件”其实本是一个所谓的“学术”话题，但在各家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还不是按着那套“人咬狗”式的追求轰动效果的“新闻”话语规则，使整个“事件”成为了大众文化炒作的噱头了吗！ [FS:PAGE] 抄袭也好，剽窃也罢，这只不过是“腐败”的一些表层现象而已，那种“清理门户”式的对个人丑闻的曝光，到头来只能是转移重点，以某种个人的“腐败”掩盖了结构的“腐败”。 而有些以守护“学术规范”为名的“学术腐败批判”，其自身就既不“学术”也不“规范”，与其说这是“批判”还不如说是某种“遮蔽”。如此“学术反腐败”，难免会陷入一种反讽的境地。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只能在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进行。而且，只针对学术体制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媒体研究、话语分析等新的理论方法，否则中国学术就很难“学术”起来。 四 然而，如此这般地分析了一通媒体之后，并不等于说《5•7……》这张具体的照片就一定存在着什么情感倾向上的缺陷，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才能理出头绪。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具体到《5•7……》这张照片而言，其引发争议的地方，主要涉及到特定语境中，悲 / 喜 这样一种情绪上的二元对立。那么，这张照片上人们的表情错了吗？是不是人们抱着“黑匣子”在那里做沉痛状就没错了呢？这个问题如果按以往那种主观印象式的评论方式，自然会“悲”也有理，“喜”也有理，最后是“通过……认识……加强……”，一通“三段论”，皆大欢喜，不了了之完事。 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话语”的层面来分析一下，看看如何。首先，“5•7空难”是一个悲剧事件，那么反映这一事件的照片，如果是“悲”的，就与事迹构成了隐喻性的关系；而如果是“喜”的，则与事件构成了讽喻性的关系，这也便与人之常情相悖了，非庄子那般特殊的人物，一般是不被谅解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张照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除了隐喻的关系而外，还有着换喻的关系。也就是说，“黑匣子出水”，并不是“5•7空难”的全部，而只是与这一事件相联系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有关“5•7空难”的系列报道，看做是一种悲剧性的“叙事”，或干脆说是悲剧故事（我用“故事”这个词当然不是指“5•7空难”是虚构）的话，那么“黑匣子”出水就只是这“故事”之中的一个“序列”，或曰“叙事”中的一个“情节”。如此一来，问题也就明朗化了：《5•7……》照片，只不过是整个悲剧故事中的一个“情节”而已。 悲剧性叙事中，难道就绝对不容许有“喜剧”性的情节吗？“悲”的情绪，是就整个悲剧而言的，并非是与这一悲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一一对应的，相反一些“喜剧”性的因素，反倒会更加衬托出悲剧的“悲”来。有哪个著名悲剧是从头哭到尾的？又有哪个悲剧故事是绝对排斥“笑”的？我看除了“十年动乱”期间的“忆苦”（俗套）之外，是少有先例的。当然，那些不懂叙述学理论的朋友，也许会说我一会悲剧一会喜剧的，是拿“5•7空难”当“儿戏”。如果有人非要这么说，我自然也没有办法。 不过经过以上分析，我们毕竟可以清楚地看出，“悲”所应该对应的是整个“5•7空难”，而不是“黑匣子出水”。如果必欲让人们在打捞“黑匣子”成功之后也一定要“悲”，要依旧哭丧着脸的话，那倒真的有悖“人之常情”了。 当然，我也绝不是在说这张照片拍的就多么好，多么精彩，我只是想说，就因为照片中的人物笑了，就责备拍这张照片的记者“感情麻木”等等，是有些过分苛刻的，是不够公允的，是以表面化了的悲/喜“模式”，取代事件深层内涵的情感“强迫症”。而把有关媒介批判的理论拿来批评这张照片，也是不大合适的。 [FS:PAGE] 还有些论者提出，如果把文字说明部分再说得详细一些，把相关照片再多登一些（进一步突出其换喻性），就可以消除种种误解了。当然这样做效果自然会更好一些，但我要说的是，即使没能做到这种“更好”，就一定“不好”了吗？读者难道不看更详细的文字说明，就真的分辨不出照片上的人物是不是在幸灾乐祸了吗？不看系列组照就分不清“5•7空难”与“黑匣子出水”之间的关系了吗？我以为给人们带来诸多困惑的，其实并非《5•7……》照片本身，而恰恰是有关这一照片的种种“酷评”。正因其将第一个问题（媒介批判）与第二个问题（具体的《5•7……》照片）混淆在了一起，才使本来意义单一的《5•7……》照片变得格外复杂化了。 五 分析过“白沙迷雾”和“5•7空难”之后，我倒想起个有意思的问题来。其实，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即便不用“话语”分析，而只用“纪实美学”的那些原则，也不是不能说清楚——应征的青年没有笑，捞出“黑匣子”的人们没有哭，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按照实际的情况拍下来，这不就是“纪实”吗？这有什么错？然而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就连那些奉“纪实”如金科玉律的人，好象也没有这么认为。可见真正左右着人们的，并不是“实”或“不实”的问题，而是“纪实”之背后如何编码的问题。——有编码就会有“俗套”，有编码就会有“超隐喻”，有编码当然也就需要解码，需要一些能够帮助分析话语的，复杂一点的理论。 2002年8月5日 |
手机版|小黑屋|摄影大家 ( 粤ICP备2021111574号 )
GMT+8, 2025-5-4 01:20 , Processed in 0.072524 second(s), 3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