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研讨问题 1999年7月，由《人民摄影》报召集的“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理论研讨会”在大连进行，一时间再度掀起对“纪实摄影”事物的研讨波澜。该会议事先在报上提出“中国纪实摄影特征的‘四性’”论题，在此次会议上引发出不同观点之间的激烈争执。以至于该会议纪要至今未予公开发表，此后中国摄影界对“纪实摄影”事物的相关思考，也由这一度突起的波峰，而滑落低谷。其实，“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理论研讨会”本以贯常的理论会议格式揭幕，却出乎意外地形成了一个无共识结论的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大概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争执之后的无以为继（并非人们不再思考、议论，而是媒体不再将这类讨论列为热点），可能表明摄影界尚不习惯于一场有理论意义的研讨会可以充分引发争端，却未能形成共识结果的实际状态。此次研讨会的无统一结论而终，其实已经为下一度深入的相关思考与研究，设下了必要的投石问路式的思索铺垫。二、以往中国摄影理论会议与研讨，对事先的预设命题，皆拟有可资共识的主干结论以为“研究成果”。该次会议的发展结局反此常规，实则表明 “中国摄影理论”面临诸如“纪实摄影”这般复杂事物的理论命题，尚且缺乏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的双向学术实力。 无论如何，“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理论研讨会”的举行，揭示了中国摄影理论领域的开放性思路，打破了以往结论性共识式的研讨“成果”定型模式。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摄影学术在应对重大、复杂命题时的观念局限与思维弱点。 群体性 “中国纪实摄影的‘四性’”之说，有其理论意义。“四性“之说所以在一次较高层次的理论研讨会上引发争执，乃是因为受到缺乏由概念到具体论证的“中国摄影理论”思辨习性的抽象化思维局限之故。“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理论”的下一步深入研讨，则需要理论者以具体实例为根据来论证其诸般概念观点的理由。当然，这需要理论思考的实力与精力。中国摄影理论的时弊，也正在于面对如此需求学术研究定力与无功利之思维经营处，知难而避，无能为力。而以往就浮泛的浅显命题惯做大块文章的小题大作式的理论习性，在面临重要复杂的思考命题时，只有流于点到为止与浅尝则止。借舆论造势掀几个“理论”热点后紧跟着就是平息，已成为中国摄影理论活动的特性定势。这种一窝风式的抽疯状态，如仍不克服，所谓“中国摄影理论”就只能止于“点到”与“浅尝”的初级阶段，而无宰园斡胩嵘?BR> 于此，引出我认为在已有的‘四性’之说以外的群体性，实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又一特性。 我认为，“中国纪实摄影”若谈“中国特色”，“四性”说中的“艺术性”尚不足以为特色区别。群体性较之则更具有明显的“中国纪实摄影特性”。 一般而言，西方文化以个人与个体为本位，而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以群体为本位。“新时期”摄影的文化形态，是由封闭的定型定调政治宣传模式突围，而走向开放的现代摄影观念的过渡时期。此前典型“新中国”文化特征的党性意识形态，以顽强统一的群体性为传统，根深蒂固。这股文化积习与秉性，对异文化形式的排斥性和同化性力度极强。在摄影领域，受这种意识形态制导下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在对于布勒松这样有个性风格的摄影家，在接收其“决定性瞬间”的表象形式之际，中国摄影界几乎朝野一致地摹仿布勒松，甚而化为一股壮观的群体化摄影运动。此为中国当代摄影由宣传工具转化为摄影纪实的意义重大的关键一步，而化西方个性化摄影家之特性为中国摄影潮流之群体性模式，即为此文化现象所彰显的洋为中用过程里的国情特色。就文化形态而言，此举无所谓好坏，只是发展的进程现象，理应被纳入“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的理论研讨范畴中进行深入阐析。[FS:PAGE] 现今已经公认与共识的“新时期摄影”，起于“四五运动”摄影行动与“四月影会” 摄影展览，皆是以群体性的行动方式映显的。之后风靡的“陕西群体”，则是以群体组织命名的纪实摄影闻名。解体后才被追认的上海“北河盟”，也是以松散群体为结构的纪实摄影自发集体。对这批在“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已经造成历史影响的群体现象，至今理论和评论尚缺深层的系统化剖析。 媒体性 媒体性的意涵，一则就中国摄影媒体的体制化一统格局而言，有其中国文化以群体为本位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质。二则媒体性的党性原则，也是造就群体性的摄影文化状态与现实的主体因素。 中国纪实摄影在将世界纪实摄影大家、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的成就，洋为中用地转化为中国社会事物的报道摄影之际，操作过程如鱼得水。在我看来，中国的主流摄影家们，在采纳外来纪实摄影范例的实践中，对尤金•史密斯的抄袭，胜于对布勒松的摹仿。 以西方文化的个体为本位的成功摄影人，尤金•史密斯与布勒松的个人成就已成典范。在仿照尤金•史密斯的实践进程中，我不知道中国的主流摄影家们，是否注意到尤金•史密斯与《生活》杂志发生火拼的著名公案。以个人为本位的摄影家尤金•史密斯与《生活》编辑在处理图片上的对立，即是摄影家的个性风格跟以美国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群体性媒体的矛盾。这种立场观念的冲突，以尤金•史密斯坚持不妥协而成为世界摄影史的一则传奇。 而中国主流摄影家在移植尤金•史密斯的实践中，基本不存在跟特定媒体之间的观念冲突问题。《生活》杂志企图以其媒体的权力制约尤金•史密斯的个性就范于群体格局，遭到摄影家个人的拒绝与反抗。中国主流摄影家们则是袭用尤金•史密斯的报道摄影形式，主动投合媒体之需要。甚至就是事先揣测媒体意图，然后照本宣科主动迎合于媒体。 一些以个人形式成名的新时期摄影人的纪实类作品，大都吻合于媒体性的群体意识格局的尺度范围。媒体性对“新时期纪实摄影”的隐性而明显的制导作用，是研讨相关命题回避不掉的事实存在。这一点，在纪实摄影研讨中尚未曾明朗化。 但是历史事实中的现象是显然存在的。被认为是新时期纪实摄影里程碑的李晓斌《上访者》的遭遇，可为一例。“北河盟”的民间纪实，又为一例。还有至今尚未浮出世面的肯定会有的种种纪实摄影作品，足以证明媒体依仗意识形态的强制性限制，在框定 “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即时面貌形态时，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 制式化 新时期摄影（不仅止于“纪实摄影”）的历史性进展，在于突破以往固步自封的意识形态强制式化樊篱，从而使个性化得以成为摄影业绩的理由与合理目的。 所谓“中国纪实摄影特征的‘四性’”中最受争议的“艺术性”一项，如果并不限于仅仅被理解为绘画性，而是包括个性化风格的显示，那么把“艺术性”作为突显以摄影者个人为本位的纪实摄影表现特性，足以成立。可惜，相对于群体性和媒体性两项的主流摄影表现，个性化的代表作品，现下大半以具有所谓的“视觉冲击力“的怪异摄影方式最为醒目。这样的认识观念，反映主流摄影视野的眼光，尚且缺少能够“平中见奇”的深刻和锐利，这当然也跟摄影人的纪实摄影观念的深化功力相关，乃属于有待突破的关键环节。 其实， “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已经跃上台面的摄影人的实际表现，或多或少皆含有彰显个人风格的倾向。他们之所以能被列为名家，在突破既成制式化摄影格局的实践中，皆有所进取。不过，他们在整体表现上，大部分仍然隶属于“群体性”和“媒体性”的范围。这即是他们的实际表现还是少了一些明确的个性化风格的受环境制约的局限之处。[FS:PAGE] 把中国的“新时期纪实摄影”纳入世界摄影史层面评判时，其做为一个特定群体现象，不容忽略。然而，其中尚未产生出象布勒松和尤金•史密斯那样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杰出摄影家。处于学步和接轨阶段的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以临摹的方针努力吞食西方摄影名家们的既成果实，为己所用地分别选择了布勒松、尤金•史密斯、玛丽•艾伦•马克、寇德卡等人做为学习样板。然而，在有模有样地扒下大师们的品牌表皮之余，难以融化进国人思维中的，是西方文化系统的内在特质，也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方式。在西方，屈从于群体性与媒体性以及商业性的摄影好手也有的是，然而能够被列进世界摄影史的大家，例如上述的那几位，却不是。 制式化的摄影文化格局中，难出大家。凡是显露不出个性风格的纪实摄影人，尚不足以成为大家。 特性与现象 “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研讨会”见报发表的“侧纪”提及：“尽管这个主题已经在事先确定，但讨论仍然十分激烈，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应该以特性研究为主；一是认为应该以现象研究为主。”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只能以“现象研究为主”。即使本文似乎是以“特性研究”作为命题，实则仍是在阐述对现象的分析。且不谈中国现下的摄影理论积淀，是否具备啃得下连西方研究已久仍无定论的“纪实摄影”事物的学术实力。仅以中国所谓“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实际情况而言，研究者们是否对这二十年间存在的各种表现，已有较全面的知会和了解？对这二十年间社会转型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是否达到了充分的历史性认知？如果尚欠对社会历史背景和该时期所有重要摄影表现的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仅就抽象的“特性”而言，其研究论点又能有多大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呢？ “现象研究”的切入点，基于摄影评论的推展。摄影评论基于对摄影作品和现象的适时置评，以切合摄影现象的历史实境。中国摄影评论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毛病，是想以评论方式捏造理论，总不忘将一个具体现象的呈显，在尚未深入评析出其历史涵义时，便硬往“特性”之类的大概念上牵扯附会，频繁搬弄时髦理论名词哗众取宠，以造成某种“理论体系”的大架势。也许因为要写出一篇象点样子的摄影批评文章，是无以回避所评论现象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要在批评文章中有理有椐达到触及具体的社会历史实际的深度，一则存在理论难度，二则讲究学术实力，三则必要批评勇气。故而绕过以上几个难点关卡，转从抽象概念的空洞钻将过去，刻意编造些时尚话语式的堂皇结论，不失为一条带有“国情特色”的精明理论钻营捷径。 而隔离开社会历史的评论便失其学术意义与价值，评论不是与历史无关的思想范畴，而评论关注的具体现象的表现形式，往往只有纳入到特定的历史结构中去阐述，评价才会具有实质意义。现下的摄影评论难为，一则要求评论者的学术实力能够透达现象内在的历史结构，二则在研究思考特定时期的摄影现象（如“新时期”），评论者在难以掌握实足的现象资料的局限下，对该历史时期的摄影实际做深层解析，就必然缺少评论的依据和对全面状况的深入理解。以零打碎敲去拼凑一个时代的历史实际，实在是一桩步向陷井的冒险之举。因而，反倒是抽象地去臆造理论，不但安全而且体面。可是安全体面的“理论”，对实践又有多大的阐释和借鉴价值呢？ 跨世纪 “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研讨会”之所以至今尚未公布其底本会议纪要，除了一般可以想到的原因，大概是想换回某种理论研讨会的例行体面。我看大可不必如此顾虑。 我认真而饶有兴味地阅读思考了该次会议纪要的底本打字稿。我认为这种比较以往显得充分（还不够充分）的开放化摄影研讨思路，恰是对已有理论会议模式的成功突破。人们应当习惯的是勇于思考探索，而不仅是把所谓的做结论出成果当目的。以往大多理论会议后出版的“论文集”，都流于乏味的例行公事，带有向领导交差的目的。而从“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研讨会”的会议原始记录看来，则十分生动且有可思辩的探讨性，而且具有实质性的研究思考特色。[FS:PAGE] “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研讨会”虽然以无统一的结论与共识而散会，但是此次会议对“新时期纪实摄影”的深度与广度，尤其对具体现象在历史中的意义，波及到以往学术触角不达的层次。当然，越是深刻复杂的现象，越是难“一言以蔽之”。而以往的理论研讨会，看似有命题有结论，往往也落入一些零散而无学术关连的舆论热点和做做堂而皇之的套路文章。而中国摄影理论探讨的向来缺乏宏观战略而多为实用战术，以游击战的方式，碰上就打，打不动就跑。对绕不过去的难攻学术堡垒，不能攻克，则溜走拉倒。 “首届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研讨会”之后在摄影界出现的研讨冷场，暴露了面对诸如“纪实摄影”这样的理论堡垒，游击队式的流散机动打法已经无奈且无力进击。构建中国摄影学术正规军的时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突显其对总体中国摄影文化挑战性的关键意义。摆在现实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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