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死亡：用艺术装点死亡与生命文化

因为去过几次欧洲，所以，朋友便让我说出“欧洲最吸引你的三个去处”。我想了想，说：“音乐会、博物馆、墓地。”

欧洲的音乐会与博物馆去的人多，谈的人也多，似乎用不着再多说。没办法，欧洲文明、乃至全人类最伟大、最珍贵、最富有创造性的精神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被展示和保存在欧洲的音乐会和博物馆内。所以，但凡有机会到欧洲去的文化人，恐怕没有不尽情徜徉于此间的。但是，一提起墓地，很多人便感到不解甚至恐怖：“埋死人的地方，阴森森的，有什么好看?” 我原来也不知道欧洲的墓地“好看”，去年去德国参加“国际宗教音乐节”，所有的演出都在巴伐利亚音乐学院的所在地马克欧伯道夫的教堂里。那天傍晚，我们“北京佛教乐团”的音乐会开始之前，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离开演还有半个小时，我便独自踱出教堂的边门，打算散散步，静静心。走出门顺着卵石铺成的小道向教堂背后一拐，便看见一座青铜雕像。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刚刚从十字架上解脱下来的耶稣。夕阳的余晖，给塑像柔柔地镀上了一层金色。我望着圣母和耶稣本应大悲痛却显出一种大超脱、大平静的面容慢慢走到塑像下，自觉心境幽幽。待收回目光，向四周望去，才见那莽莽苍苍的墓地，在落日熔金般的旋律中，静谧地、超然地、整齐而又错落有致地铺开在我的面前。

别说落日不该辉煌，别说墓地只有凄凉。那一排一排的墓碑，在斜阳的沐浴下矗立着，竟洋溢着一种生机。我说“生机”这两个字，绝不是信口胡言，而的的确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明明是远离生命、埋葬生命的地方，明明是与“尸骸”、“死亡”，甚至“鬼魂”联系在一起的坟场，却不但不给人阴森、可怖的感觉，不但让人闻不到一丝一毫“死”的味道，反而让人似乎听到生命的歌声、让人感到生命的无所不在，这的确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像走进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一样走进这座墓地，像欣赏达·芬奇或伦伯朗的真迹一样欣赏着一座座制作精美的墓碑和墓池。过去，我从不知道欧洲人的墓地如此讲究，如此艺术。我虽然曾在诸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等那些著名的大教堂里看到过许多保存在那里的“伟人棺”，也参观过一些“名人墓”，但我一直以为那是“伟人”或“名人”的“专利”，不知道欧洲普通人的墓地也如此精美。更令人吃惊和赞叹的是，这所有的墓碑，竟没有一块是相同的。每一块墓碑，从材质到造型，都充分体现着死者(或更可能是死者亲属)的个性及审美观。这些墓碑，或方、或长、或尖、或圆，有的造型古朴，有的立意新奇，有的在打磨得像镜子般光亮的彩色大理石上精雕细刻、镶金缀银，有的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效果，故意让花岗岩粗糙的石面裸露在阳光下，“素面朝天”。墓碑上的装饰品，当然以十字架为多，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十字架，也被艺术家们(我已经把造墓的艺人和工匠称为艺术家了)独具匠心地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大小比例、不同的细节处理塑造得形态各异、耐人寻味。许多墓前，还立着一些基督和圣母的雕像，则与在教堂里常见的一样，更是精美绝伦，个个都是令你驻足的艺术品。墓碑上当然还镌刻着或多或少的碑文，可惜我不懂德文，只能看看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但是，望着那一排排雕工精细的文字，我相信，那一定是些充满着哲理和诗意的语言，一定是如哥德一般的语言。

夕阳如火，在墓地的墙外灼灼地烧着。这些被埋葬在此处的逝去了的生命，哪个在生前不曾像太阳一般燃烧过?我扬起头，尽力用目光追逐着墓墙外的那缕金色，又想起了我的祖国，想起了北京，想起了十三陵，想起了八宝山，想起了公墓里像士兵一样排列着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中国人虽然从孔老夫子那里都没能问到死的本质和意义，只得到句“不知生，焉知死”的搪塞之词，但其实是相当重视死后的事情的。从儒家的[FS:PAGE]“三年之丧”到现在民间仍把结婚与丧事并称“红事白事”，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的风俗就可以看出来。陶潜的确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话，但那毕竟只是文人雅士的吟诵之作。问题是，在中国，虽然帝王的陵墓在穷奢极侈上甚至可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比，但仍然要遵从一定的规矩，一定的格式，一定的礼数，虽然大小繁简不同，但形式上却大同小异：地下的墓室、地上的神道、神道两旁的石人石兽……至于老百姓的墓，不说大富大贵的人家和造不起墓的赤贫人家，大部分普通人的墓，在外观上是造得一模一样的，都是“馒头”状的坟茔，前边竖一块长方形的石碑。碑上的文字，也如出一辙，都是中间竖写“显考(妣)X X X之墓”一行大字，斜下方再用小字写上立碑人(多半是子女)的名字。看着眼前艺术品似的众多墓碑，想着在我印象中闪动的八宝山“人民公墓”里那密密麻麻的、只相距一尺左右的、像工业品一样毫无个性、毫无特色的墓碑，我真的感到了悲哀。听西方交响乐的时候，我可以想：我们有古琴；看毕加索的时候，我可以想：我们有大写意；但此时此刻，我却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撑我的民族自尊心的东西来。“人民公墓”里令人触目惊心的仄迫固然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可以用人多地少来解释，但在某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兴起的在祖先坟茔上造屋比富的风气，则实在难用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墓碑造得小一点儿，但有一点儿个性呢?我们为什么活着时没有个性，拼命把自己淹没在人海里，死了之后，还要把自己淹没在碑海里，不敢张扬自己的个性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文明程度不够，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文明本身中没有与此相应的内容。老的传统让人事事“吾从众”，“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新的传统让人做一颗“齿轮和螺丝钉”，“不能脱离群众”。而活着时尚且谈不到艺术二字，到了“万事空”的时候，还谈什么艺术?

“死亡文化”是“生命文化”的折射，一个“至死”都在追求艺术的民族，你可以想见艺术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德国南方小城的墓地用艺术装点着死亡，用艺术把自己的亡灵与别的亡灵区别开来；德国南方小城的房子，也同样各具特色。走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一样的房子，惟一的共同点便是在每一座房子的窗前，都摆满了鲜花。这个叫做马克欧伯道夫的不到2000人口的小城里的普普通通的墓地，还让我看到了普通欧洲人对死亡的尊重。而尊重死亡的实质，其实还是尊重生命。因为死亡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墓地里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墓碑设计，是西方文化中对个性的执著的反映。欧洲人不但在活着的时候要追求与众不同，死后依然。

演出快开始了，我匆匆离开了墓地。那晚演出的前半场，是法师与乐师们表演的“放焰口”。在“焰口”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著名唱词据说出自苏东坡之手。在这段唱词里，法师“一心召请”各类孤魂来享用“甘露味”，从“累朝帝王”到“饥寒丐者”，一律平等。过去，每当我听到这段唱词时，我都深深地被佛教“众生平等”的伟大襟怀所感动，而现在，我想，假如我们能把东方文明中“齐万物，等生死”、“众生平等”的思想和西方文明中对个性的追求结合起来，用“平等”统摄“个性”，同时又在“个性”的张扬中最终达到社会的“平等”，那才是生命和死亡的最高形式!

1注：“焰口”原为《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中的饿鬼名，经云：佛的弟子阿难夜半入定，时见一饿鬼，名曰“焰口”，鬼与阿难言：“却后三日，汝命将尽，生饿鬼中。”阿难大怖，即告于佛。佛即授阿难“阿罗尼”（即咒）及施法之仪，言修此法可免饿鬼之苦，福寿增长。此法于唐时传入中国，“焰口”与“放焰口”遂成为此法事仪轨的俗称。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FS:PAGE]文/《艺术世界》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