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晚,由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中合作中心主办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演讲会,在该中心演讲厅举行。 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美籍华人学者赵穗生教授对我说,今天是星期一,晚上他们要为我举办一次晚餐演讲会,但是他们遇到一点“麻烦”,在一个月之前已按报名近60人预订好了演讲厅的餐位。没想到星期六(13日)《洛矶山时报》发表了两块整版文章,详尽报道我亲历的文革故事,报道说我将亲自来丹佛作演讲并出席影展开幕活动,还特地刊登了这次晚餐演讲会主办单位的电话和地址,许多原先尚未报名的人纷纷打电话要求临时订餐位,只能增加少许坐席。赵教授说在美国大学里办事也是很死板的,什么事都要事先预订,60人的餐饮已预制好了,临时无法增加更多坐席,订不上餐位的人对主办者有意见,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们虽不能就餐也照样可以听演讲,主办方在后边和两侧临时增加一些听演讲的坐位,这样总算是平息下来了。难怪赵教授与我见面时一边握手说欢迎,一边说这两天我们很头痛,没想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文革这么感兴趣…… 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演讲形式——晚餐演讲会。晚6时,赵教授陪我先一步到演讲厅,将我的手提电脑与投影仪连接起来,测试一下放映效果。一位来自台湾的在赵教授门下攻读学位的女学生负责接待来宾,桌子上摆满了预订晚餐者的名牌,宾客陆续到达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美国人,而华人并不多,据说科罗拉多州的华人较少,只有两万多人。前来听演讲的人多是来自大丹佛市各界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媒体记者及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与学生。 由于演讲海报上印有我的照片,有些来宾一进门就认出我是今晚的演讲者,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致意,有的说他们刚刚从中国旅游归来,有的说他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有的说他们非常非常热爱中国。还有的人说,当你热爱一个国家时,就应当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不仅要知道她的光辉历史,也要知道她的苦难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踏踏实实加强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的宾客进门后掏出支票本开一张35美元的支票交给主办方,一位收支票的女士告诉我,这部分人是看到报道后临时要求增订餐位的,其他大部分宾客则是事先就寄出了订餐支票。这时,我在心里跟自己幽默了一把: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也没有免费的晚餐呀。 赵穗生主任说,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中合作中心每个月举办一次“中国论坛”活动,该论坛以增进美国—中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为宗旨。中国论坛的演讲选题都是提前一两年确定并挑选演讲人,从世界各地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来校作演讲。赵教授说,我今天的演讲会是两年前与亚洲艺术协会主席茱莉(中文名史珏丽)共同商定的,由丹佛大学主办我的演讲会,由亚洲艺术协会主办我的摄影展。两项活动同期举行,相辅相成,优势互补,会产生轰动效应。 “中国论坛”通常是采取晚餐演讲会的形式,这样会让人感到轻松一些,在愉快的气氛中演讲与交流,效果很好。 晚餐开始了,与我一同在主桌用餐的有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美中合作中心“中国论坛”赞助人比尔·夏普利斯,亚洲艺术协会主席茱莉 [FS:PAGE](中文名史珏丽),《科州华报》社长赵陈月丽等人,大家边吃边喝边谈,几道菜过后是甜点了。 七时过后,赵主任看大家用餐已毕,便站起来向来宾介绍今晚的演讲嘉宾。随后就是我作演讲了,一边放映图片一边讲述我亲历的故事,为我担任翻译的是来自上海的徐芸女士,她曾经历过文革风雨,现任职于丹佛一家律师楼,她的流利英语把我演讲中的幽默风趣表达得很生动,场上发出阵阵笑声……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是提问的时间。这些年来,美国人最愿意发问的习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一律如此。正好我这个人又是最愿意答问的,这种现场互动式的交流最生动最有趣…… 演讲现场有很多很多令我感动的人和事,演讲结束后,有不少人向我述说他们的感想,也有不少人讲述他们与中国的亲情与友谊,有的人带来《红色新闻兵》画册请我为他们签名,有的要求合影留念…… 限于博客的篇幅,在此我仅举一人一事这一例: 在演讲台前方的一张餐桌旁,坐着一位背着氧气筒、两只鼻孔插着吸氧胶管的老妇人,听演讲时她时常发出朗朗笑声,提问时她踊跃举手,她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还在不断举手提问,这情景让我很感动。演讲会结束后,她拉着我的手说,她非常热爱中国,她爱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据翻译徐芸女士向我介绍,这位76岁的女士是珍妮·菲利普博士,原为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她于1984年第一次到中国福州旅游,在那里住了十天,使她深深地爱上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后来福建省又请她自费前去主办讲座,那里的外办和学校对她很友好,让她十分感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她毅然又一次自费赴中国福州义务教授英语,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她1993年63岁退休后自费前往中国,在福州华南女子学院义务教授英语,不领取工资。她先后在福州义务教学10多年。为此她获得福建省政府颁发的最高奖赏——友谊奖。2003年是她最后一次去中国,归来后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遵医嘱她背上了一刻也离不开的氧气筒。航空公司规定氧气筒不准带上飞机,从此她再也不能飞往中国去教书了。 珍妮·菲利普老人对我说:“今天看了你的文革照片,听了你的演讲,我很受感动,你在演讲中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与改革是因果关系,这个道理很令人信服。你们中国人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理念很好,通过你的演讲我懂得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现在,我更加热爱中国了。”最后,她深情地对我说:“我很想念中国,很想念那里的朋友和学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文革中熟背如流的“老三篇”,毛泽东在《念纪白求恩》的开篇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珍妮·菲利普博士不是共产党员,六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教学事业,并非受美国政府或“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她自觉自愿地自费旅行到中国义务教学,她放弃了美国退休老人优越悠闲舒适的生活条件,到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度里去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十多年如一日,无悔无怨。直到三年前,珍妮·菲利普老人身体不适,遵医嘱需要靠氧气筒维持正常生活,自此她再也不能飞往中国了。但是,她心里一直在想念着中国和那里的人民。 今天,这位老人见到我这个中国平民摄影师,如同见到了在中国的亲朋好友一般,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有说不完的话,有道不尽的情。她说,常常遥隔太平洋向着中国深情地默念:中国,我爱你,我想念你啊,中国[FS:PAGE]…… 近几年来,我先后在世界各国办影展作演讲,所见所闻,其情其景,让我深深感到:美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们热爱中国,渴望了解她的过去与现在的真实状况,愿意通过民间文化交流,促进友好往来。任何政客居心叵测的喧嚣,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疯狂鼓噪,都无法动摇人民之间的友谊基石。 现在,请大家来评说这位美国老人珍妮·菲利普博士的中国情结吧,看看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不是也应该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限于时间与篇幅,不宜再多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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