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北京雍和宫弥勒大佛、内蒙古梵宗寺弥勒佛为中心 嘉木扬・凯朝 本文阐述了佛教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弥勒造像的缘由。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赐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为“国师”，并授与玉印，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以此为契机，蒙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与文化。并详细客观地解释考证了北京雍和宫和内蒙古梵宗寺的弥勒造像的历史，宗教仪轨与艺术特征。 关键词: 蒙古 藏传佛教 弥勒 佛教艺术 作者嘉木扬・凯朝，1963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弥勒佛的由来与蒙古佛教的关系 蒙古地区一般把弥勒菩萨习惯称“迈达拉布尔汗 (maidar burqan) ” ，即“弥勒佛”之意，弥勒菩萨是梵语的译音，即迈都丽雅 (Maitreya)。汉文意译为慈氏，藏语意译成“强巴(byams pa) ”。 佛教何时传到蒙古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 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 ś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 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 mo dri ma med bas shus bai mdo） 预言说，佛涅槃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法在“红面”(gdoh dmar)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都以蒙古学者萨襄徹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 yintob ci)一书 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übed 西藏）之古魯格多尔济汗(Kü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魯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魯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輜重无算，会于柴 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並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幹阿难达噶尔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魯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里三部(mn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 Hor gyi chos hbyung） ，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 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 等书，都涉及阐述了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博克达･成吉思汗 1162-1227，以下略称成吉思汗） 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幹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 skya kun dgah sñing 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 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在时间上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是公元1092-1158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四年前贡噶宁布则已去世。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但是，因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等，公私与否，蒙古族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的恩德，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 。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已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发生接触。 [FS:PAGE]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的“阔端通达亲书”，是由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ng ba 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契机，树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Sechen Han 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 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共同推动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n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 ”，和帝师，即皇帝的老师，帝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除八思以外，还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先后被封为元朝的国师。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的伟大的活动家，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已经建立了蒙古佛教的寺院，有蒙古人出家为 僧，有蒙古文翻译的经典和蒙古人佛教信众。这里不多加论述，请参见笔者著的《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 萨迦派以外对蒙古地区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敕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为“国师” 授与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 “老师”、 “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黒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 等大活佛转世系统，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等等。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 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茉炝烁叽镌?50尺高的释迦牟尼佛(šagjamoni borqan)像，左右塑造了五部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 borqan 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 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明清以后，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诸教派的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律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 [FS:PAGE] 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kukekota 青城)，给蒙古地区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讲述经论，弘扬佛法，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 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高贵的人物；“识一切(bükün -i ailadugci 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 “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 ”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 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 “咱克喇瓦尔第 (cakravarti) ”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 han) ”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象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分不开的。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代替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ögeyin šasin 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据《元史》1291年的记载，元朝时期全国约有佛教寺院四万多座，僧人约二十万人，包括汉蒙藏佛教寺院和僧人。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开始，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约450年时间，分五次翻译了藏文《大藏经》等有关佛教经典。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 ” ，汉地佛教徒称“活佛”。 “呼毕勒罕”是蒙古语 “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而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冊承认的呼图克图 (Qutugtu) 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外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十四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間，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至4000人 。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位，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黒龙江)占157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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