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说《如焉》里，毛子不是个主要角色，但却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毛子出身贫寒，父亲解放前做过低层的警察，解放后一直靠踏三轮、干苦力养家糊口。毛子作为“知青”下乡的时候，骨瘦如柴，衣衫破旧，寒磣而可怜。但他喜欢读书思考，七十年代初，他和几个哥们儿常在一起读书交流、议论国是，尤其读了一些官方从没推介过的马恩著作和通信，渐渐形成志同道合的一伙，自称为“青马”（青年马克思）。其中有达摩（常海根）、何其业、刘苏、小咏等人。 “文革”结束以后，这伙“青马”成员各自东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毛子在省社科院招收研究生时，以高中学历径直报考并被录取了。几年以后就留在该院哲学所搞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80年代前期，他的文章充满了锐气和新意，很受学界关注，也常在朋友间带来热烈的议论。1989年他卷入了那场震惊中外的“风波”，事件以非常形式结束时，他竟然吓傻了，整天不吃不睡，不是呆坐便是狼一般干嚎，像是疯了一般。好朋友达摩去看他时，想起了范进中举里胡屠夫的疗法，在他肩窝上狠狠擂了一拳，他终于呜呜咽咽哭出声来，不断地叫唤：太可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哭完、叫完，神志竟逐步恢复了正常。 想不到后来他不仅躲过了劫难，而且时来运转，走上了发迹之途。转运的关键在于一位新院长的到任。此人资历浅、水平低，但却有点驭人之术，认定毛子这样有水平而又有辫子可抓的人，最能为其所用，因而上任以后对他另有一番盘算。有一次拿来一篇未完成稿，是谈邓公南巡的，要毛子“大刀阔斧地提意见，直接在上面改都行”。毛子一看原稿才写了几句话，就明白此人的用意了。正好这个话题也是毛子所关心的，于是认真对待，化了个把月时间，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新院长署上自己的大名拿去在院刊上发表，结果一炮打响，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文摘摘转了，人大复印资料也用了，从而巩固了这位院长在社科院的学术地位。这次“高雅的行贿”之后，毛子的命运就一顺百顺起来：入了党，评了正高，当了哲学所所长，还弄了个“博导”头衔，他的居室也再次升级，搭上了福利分房末班车，住上180平方的豪舍了。 当然，达到这种境界也并不光靠那次“进贡”或“行贿”，还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识得事务，看风驶舵，会搞“帮闲”学术，会写捧场文章等等。毛子在吃了一次苦头、尝了一次甜头以后，心领神会地转到了这条市侩化的道路上来。这些事情他一直没有、也不敢告诉他的“青马”朋友和颇为尊敬的卫老师。尽管大家已多少感觉到，几年来毛子的名声是上去了，文章却越来越平庸了，但还没有认真把它当一回事。直到有一天，达摩在书店里无意间看到了毛子那本洋洋几十万字的著作，他买回家来，硬着头皮读完，感到无比恶心，这两位患难知己间才出现了一次直截了当的摊牌。 达摩找到毛子，问他这本书大家都没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毛子讪讪地说，这样的书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不过没办法，吃了这口饭，骗钱混生活；上面给了任务，又给了一笔课题费，得要写出东西交差，而且分了房子，也等着钱用。 达摩打开书本，把书中的某些论点一段段读下来，指着他开骂：“你他妈的这是马克思吗？我跟你说，直到如今，我依然对马恩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足够的感谢，他们教会了我一种看世界的方法，给过我在那铺天盖地的胡言乱语中怀疑的力量······你看看你这些，这还能叫马哲？” 毛子尴尬地说，你也太认真了。然后断断续续地说了一番对世事的见解： 他说：“我们都是凡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养老婆孩子，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总要）做一些虽然没有终极意义但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勾当······。” 他说：“我们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浩瀚星空里的一道过眼云烟。年轻时我们豪情满怀气冲霄汉，总以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持之以恒，有一天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其实，这都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味。 [FS:PAGE] 他又说：“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数的，命数未了，动刀剪，下猛药，于朝廷于社稷，都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那些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平和一点，将这一段混沌难堪的阶段熬过去，说不定，我们的死结，我们的后人可以解开，水到渠成。” 他认为自己的书是“我写非我想”，“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一种时代的黑色幽默”，要说意义，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了。 针对这种含糊其词的辨解，达摩追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这番话明明白白地写在书里，要不然别人何以知道你“所写非所想”呢？相反你给人们讲一套虚假的东西，这又何以起到解构的作用呢？毛子支支吾吾地说，这都是后人的事了，其实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听天由命吧！ 这番说词，可以说是毛子对自己人生态度改变的自我曝光，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 这些年来，他抛弃了“青马”时期的理想和追求，甘愿随波逐流、写那些违心的文章去换取功名利禄，这决不是偶然的。一是物质生活的诱惑和驱使。“不管怎样，我的日子比从前过得好了。”他最后吐露的这一句话，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失去了往昔的锐气和追求。二是对前途的失望和无奈。面对当前的“死结”，陷于一种虚无的、宿命的、听天由命的心态，于是就把一切交给后人了事。他并非不知道这些行为并不光彩，但总在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辩护，将别人的非议视为“矫情”、“过于认真”，而且继续卖力地著书立说，为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涂脂抹粉。难怪达摩当即直率地批评他的言谈“简直是一篇犬儒主义者宣言”，并且告诫他：“将认真贬低为矫情，也是犬儒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样便可以将实用主义彰显为一种合理的姿态。” 不过这次谈话，对于毛子还是很有触动的。后来在卫老师家聚会时，他主动谈到了同达摩的对话和争论，颇有愧悔之意。其实，几年前卫老师就曾提醒过，青年知识分子往往会从理想主义蜕变为犬儒主义，关键是能否看淡一切浮名俗利，抵制声名、钱财、权位的诱惑。这次聚会，卫老师结合自己的体会再次谈论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并且发表了那段精辟的言论：“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不是读书人没脑子，只是有的人被扼杀了，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将自己那一点才学拿去换了别的好处。要说悲哀，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应该说，小说中毛子这个形象是很有典型意义的；达摩把他说成是“当今知识分子的活标本”，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环顾一下周围、甚至反省一下自身，都会看到毛子的影子。当今知识分子队伍里，理想主义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在务实的招牌下，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或追逐功利、寻求实惠，甚至不乏市侩习气。书中所说的犬儒主义倾向，确实在不断滋生、蔓延。 就说笔者所在的新闻理论界吧，八十年代前期那种朝气和锐气，那种对旧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模式的批判，那种对马恩新闻思想特别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阐发，那种对新闻改革、新闻立法的倡导，那种对政治民主、舆论民主的追求，不都日益淡去甚至烟消云散了吗？当年一些颇为活跃的理论新锐，今天在这些问题上已经缄默不语，或是改而转向微观领域的实用研究，或是专注于那种堆砌名词概念的纯理论研究，或是写点诠释文章、谁当政就吹捧谁的“新闻思想”，尽管几十年来换汤不换药、哪有什么新的“新闻思想”？这些年来报案不断、网络案不断、报人记者遭受迫害的事件不断，新闻学界一片沉默，只有少数耄耋之年的新闻界前辈在那里发言呼号、中青年学者集体失语，这难道不是可悲的事实吗？研究“基地”和“中心”建得不少，课题项目更是竞相申领，科研经费比八十年代不知翻了多少番，可是人们看到了多少真正推动社会民主、促进新闻改革的科研成果了？相反，有了科研经费，借机到国内外各地“交流”、“考察”、“参观”的事例，倒时有所闻；凡此种种，不都是犬儒主义风气蔓延的结果吗？ [FS:PAGE] 诚然，这都有大环境的问题。如今社会，钱字当头，功利盛行，这种风气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言行操守，此其一；其二，政治压力普遍，言论空间狭窄，独立思想处处碰壁，而且连发表的场所都难寻觅，这种政治生态不能不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苟且偷安；其三，现行的科教文化体制，正在极力培植和助长知识分子的犬儒倾向，以便维护旧的社会制度，使之“长治久安”。对于高层人士，只要听话顺从，课以优厚的物质待遇、高额的科研经费、各种名目的津贴奖励，这是极好的软化剂；对于级别较低的、特别是青年学者，工作压力、晋级压力、就业压力、生存压力弄得人难以喘气、休想异议，这又是极好的捆绑手脚的绳索。有这三项，犬儒主义就必然会像瘟疫那样盛行，弥漫于整个知识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以上三项实际上古今中外哪里都有，但是，不论是解放前的中国还是当今的外国，总有一批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不断抗争，从而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反观这五十年来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几乎已经打断，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几乎已经失传，何其可悲！但是，不在跋涉前行的过程中加以恢复，不在克服犬儒主义倾向的过程中加以重建，不像书中的卫老师和达摩那样提倡、呼吁，又何谈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呢？ (2007.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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