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机构以及非赢利组织历来是调查性报道的死角，那些为公益事业募捐的组织难道会有什么阴谋吗？ 从1970年代起，对慈善机构和非赢利组织的拷问逐渐成为美国调查性报道的焦点。21世纪后，中国新闻界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美媒体的典型案例来考察两国调查性报道中的某些历史趋同性。 掀起冰山一角：美国的轨迹 现代慈善事业在美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1898年，钢铁大王卡耐基提出了“轻财产积累、重社会资助”的新价值观，1911年“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成立，从而奠定了現代慈善事业的基础。 在“回报社会”的观念下，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一大批富豪企业家建立了各种基金会，涉及教育、科研、福利等领域，对美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的波士顿大学就是由慈善家捐資兴建的。 １９７２年，当美国调查性报道向政坛大举进军时，慈善机构逐渐进入新闻界的视野。奥马哈《太阳报》的编辑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开始调查著名慈善机构——孤儿乐园(Boys Town)。 几十年来，孤儿乐园的财政不对外界公开，也未受到政府与新闻界的注意。《太阳报》经过缜密调查发现，该组织以各种手段获得经济支持，收入远大于支出。因为是慈善机构，孤儿乐园不必填写美国税务局(IRS)的９９０收入表格，该组织的总资产为１.9亿美元，且以每年1700万美元的速度递增，这个数目使孤儿乐园年复一年地经营下去，财富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与此同时，数以百万的呼吁信件却不断投向潜在的捐赠人，是以此来暗示一个机构接近贫困吗？威廉姆斯写下了孤儿乐园的幕后故事。 1990年代初，《洛杉矶时报》的大卫·庄士顿(David Cay Johnston)偶然调查了慈善组织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他发现该组织5位高层人士秘密享用低息贷款，一位董事拿着高薪，开着配有电话的“卡迪拉克”，该机构还经营一个由捐赠者善款维持的只允许白种男人参加的乡村俱乐部。 1993年，《费城调查者报》的一项针对非赢利部门的大型调查活动证实，除教堂外，全国约有120万个免税组织，它们的年度总收入超过5000亿美元,由于免税，国家经济收入损失约400亿美元。免税组织包括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工会、信用合作社、公墓、兄弟会和贸易协会。据1994年5月号的IRE杂志报道,一支几乎不参加公益活动且每年支付其会长高达150万美元薪俸的职业橄榄球协会,享有免税资格。 慈善事业和非赢利部门的圣洁外衣遮住了多数新闻记者的目光，比如童子军就长期在媒体的视野之外。美国传统认为，童子军是培养男孩的圣洁摇篮，几乎无人想到其中竟会藏污纳垢。 1980年代，《华盛顿时报》记者帕特里克·波义耳调查了童子军发生的400多起案件，在系列报道“童子军的尊严”中证实了这个公共组织中存在着大量性虐待行为。该组织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与起诉者达成庭外和解。 一些童子军长官会经常在帐篷里骚扰童子军，他们对受虐者说，做那些龌龊勾当是每个人了解性的途径。如果家长诉讼，童子军一流的法律顾问会赶来帮助当地律师一起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对簿公堂，那么男孩们将再次成为童子军的受害者，他们被描画成性侵犯的共谋。 记者发现，从1971年至1986年，佛罗里达州童子军中有350个施虐者被开除。 该组织新闻发言人承认曾有416起性虐待案件。 1990年，《伯明翰先驱邮报》(Birmingham Post-Herald)的记者琼·马佐里尼发现，享受免税的乡村俱乐部中存在明显歧视会员的政策和行为。尽管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具有性别、种族、宗教歧视的私人俱乐部申请免税，但这并未防止一些白人俱乐部逃税达几百万美元。 记者高卢和博罗斯基以10年的时间报道了所谓的非赢利性医院——它们从免税中获益，并越来越多的卷入商业活动而提供极少的慈善护理。 [FS:PAGE] 当《奥兰多守望者》(The Orlando Sentinel)开始调查某教堂时，记者们知道自己正在审视一个神圣的宗教组织。谁能对一个为儿科整形医院而筹集资金的慈善组织挑错呢？在记者们调查的那一年，该教会获利81,000美元，他们没给儿童医院一分钱，却支付了其高层职员的娱乐开销。几年来他们在会议和聚会上的花费比用在医院管理上的多出几倍。赠给医院的基金正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形式贷给高层官员。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还享受国际免费旅行。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大型免税民权组织每月向各国发出数千封饱含诚意寻求经济援助的信。该组织的现代化总部极其奢华。经调查发现，该组织一次就筹得5200万美元。 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曼多KOVR电视台调查了一个声称满足濒死儿童临终遗愿的慈善机构。记者发现,这个组织保留了约99%的捐赠，而只有三名儿童从捐款中获益。 《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调查某非赢利宗教组织时发现，该组织已发展成为几乎完全不受管制的大型商业集团，但却享受免税待遇。 大量的事实证明，慈善机构、非赢利组织和基金会很可能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这些机构有时并不能有效利用捐款,甚至会产生腐败。 一些非赢利组织常常像赢利机构一样运行,积聚大量剩余资本。它们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享受免税。然而，这些机构经常将剩余资本花在大兴土木、高薪和商业投机活动方面。 基金会对富人来说有时不过是可疑财政的庇护所，他们用一小部分资金造福社会,却积累下剩余钱财，这些钱财大部分是免税的。某些基金会是一些最初从事大量慈善事业的医院或组织的派生物。他们通常以捐赠的公司股票开始,仍由大的赢利公司管理。 正因为如此，拷问慈善机构、非赢利组织和基金会早就成为美国各媒体调查性报道的焦点。 打碎神像：“中国母亲”和“爱心妈妈”的破灭 中国的慈善事业和公益性组织起步较迟，目前国內最大的慈善組织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內富豪的捐贈不到15%。人们普遍对慈善机构抱有怀疑。央视记者沈冰曾在北京繁华的西单商场作过一次调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旁边有一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募捐箱，在記者拍摄的近两个小时内，顾客传流不息，但捐款者寥寥。 是人们普遍缺乏爱心吗？ 对慈善机构不信任是目前大多数人不愿把钱捐出来的一个原因。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崔乃夫认为：慈善应是高度透明的，捐款人应知道善款的去向。 根基薄弱的慈善事业使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目光直到21世纪才对这个领域进行扫描。 《南方周末》也许是最早揭开慈善机构面纱的中国媒体之一，其著名的调查报道“中国母亲胡曼莉”占有重要的席位。 胡曼莉是中国创办民间慈善机构的第一人，从1989年开始，她先后收养了400多名孤儿，并一直享有“中国母亲”的美称。她的慈善机构受到媒体拷问源出于丽江孤儿学校一起捐赠纠纷。 2001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以醒目位置报道了胡曼莉被推上被告席的经过，同时对其10多年的助孤事业提出质疑。焦点之一就是1999年胡曼莉创建的丽江孤儿学校，海内外热心人士纷纷汇款资助学校的308名孤儿，仅美国妈妈联谊会就捐赠了近300万人民币。 2000年5月，当美国妈妈联谊会的代表张春华来到丽江时，发现丽江妈妈联谊会的善款使用十分混乱，她以捐款人的身份向胡曼莉提出财务公开的要求，竟遭后者拒绝。后来的调查发现，胡曼莉将善款美元通过黑市换成人民币，中间近10万元的差额被存入特殊的账户。孤儿学校地处旅游圣地丽江古城中心，许多来访的中外游客一般都会捐钱，但胡曼莉没有统计这些捐助。她的捐款财务报告显示出60万元的置地费和31.5万元的征地费，张春华认为这些开支违背了捐款人的意愿，要求归还这两笔钱，胡曼莉则表示坚决不退。2000年12月10日，美国妈妈联谊会把胡曼莉推上了被告席。法庭的最后判决认为，丽江妈妈联谊会的财务报告多有不实之处，且善款的使用违背了捐款人意愿，责令其返还90多万元。这起跨国官司以胡曼莉的败诉而告终。 [FS:PAGE] 据《南方周末》记者甄茜报道，对胡曼莉的调查来自一份署名电子邮件。该邮件称，以收养孤儿出名的胡曼莉并非真心疼爱孤儿，而是以孤儿名义聚敛钱财；为了吸引游客捐款，丽江古城四合院的门白天总开着，游客随时进出拍照，严重影响孩子的学习和休息；孤儿经常被工作人员关在厨房里罚站，不给饭吃，有时候被捆着双手用竹条抽，被打完以后还不准哭…… 甄茜指出，“近３个月的调查，由一封电子邮件延伸出来的线索像棵疯长的树，《南方周末》的调查的触角伸到湖北、福建、云南、北京、江苏、上海以及美国，光环之下的胡曼莉逐渐真切起来。” 2004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开始拷问具有“天使爱心妈妈”称号的付广荣。3年前，付广荣筹资在东北沈阳建立了“阳光儿童村”，收养了43名女犯的子女，广受赞扬。儿童村到底接受了多少捐款？这些捐款用在何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付广荣在高达100多万元人民币的善款使用上存在账目不清、公私混淆的情況。人们怀疑付广荣把儿童当作牟利的工具。 2003年12月15日安利公司辽宁分公司接到儿童村的求助电话后，捐出2万元。公司不仅捐款捐物，还签订了长期帮助儿童村的合同。但当该公司向付妈妈索要捐款的收据时，后者却一直以无收据为由，拒绝给予凭证。 2003年7月底，标价10万一块的“付妈妈”牌月饼商标将有偿转让，卖出的钱将用于儿童村孤儿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沈阳鞋业园董事长汤军感动之余，在销售现场将10万元钱现金交给了付妈妈，后者开出一张白条。 付妈妈穿着普通，甚至有些寒酸。她常对外界称，自己的女儿正在英国留学，很辛苦，她这当妈的一心想着儿童村的孩子，根本顾不上女儿。但一位与付妈妈女儿在英国同一所大学的知情者揭发说，付妈妈的女儿从来不打工，衣食无忧，穿着都是名牌，留学生都知道，她妈妈是开福利院的，很有钱。这个特殊的留学生经常收到巨额英镑汇款。 一位曾经多次采访过“爱心妈妈”的记者表示疑问，孩子们生活困难的儿童村，为什么特地买一辆桑塔纳2000、供养一名司机，而这车几乎是给付妈妈专用的，这些钱来自社会捐助吗？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报道“沈阳儿童村：一个复杂的“丑闻”，进一步披露付广荣及其儿童村： ……在媒体褒扬性报道中，付广荣是一位慈祥的“付妈妈”，戴着眼镜，留短发，总在微笑。在此之前，儿童村创办人付广荣因捐款账务问题遭到了数家媒体的质疑。问题曝光后，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捐助骤然停止，儿童村仿佛在一夜之间被突然遗忘。 记者经过调查相信，后续一些媒体关于儿童村内幕的报道虽有牵强之处，但并不背离真相。付广荣在阳光儿童村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灰色痕迹，而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庇护，亦建立在唤起封建宗法式的感恩心理的基础之上。 调查报道称，儿童村的孩子们并不关心善款的误差，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就是保卫这个惟一能给他们提供床铺的地方。 他们两次打伤了试图进入儿童村采访的4名当地媒体记者，还砸烂了一架价值4万元的相机。付广荣试图用极端的方式唤回社会的再次注目。在她的组织下，孩子们齐整地穿着印有“儿童村”标志的衣服，打出“抵制新闻暴力，我们要生存”的标语在报社门前抗议。 “阳光儿童村”最终被政府接管了，在阳光下，“爱心妈妈”像雪人一样地融化了。 结论：调查慈善的趋同性与媒体责任 在慈善事业至少已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其慈善组织目前约有140万家。德国、英国、瑞士各国都有不下1万个基金会。其他欧美国家的慈善机构也多如牛毛。这些组织均在媒体的注视之下。 中国的慈善事业只有短暂的历史，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只有4名职员和2000万元捐款。经过11年的发展，该组织现有工作人员几十人，募款数额达到了15亿元，而中国的慈善组织发展到100多家，募款数额发展到50多亿。 [FS:PAGE] 根据调查性报道“有钱的地方就要调查”（following the money）的原则，随着中国慈善组织和非赢利机构的日渐繁盛，随着金钱注入这些公益性组织，该领域也逐渐进入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视野。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新闻价值观也多有未合，但慈善事业却先后成为双方媒体共同关注的对象。这种调查性报道主题方面的趋同性暗示了某种历史之必然，也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媒体在共同性方面具有的空间，从而奠定了双方交流借鉴的基础。 胡曼莉事件和付广荣一类事件的不断出现，降低了慈善项目的公信度。连中国影响最大的慈善项目希望工程也曾受到质疑。善款是否能保证到达被救助者手中呢？慈善事业需要透明，而使其透明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新闻监督。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怎样既保护微弱的慈善事业、又对其进行有效的洞察，这还是一个新课题。中美调查性报道在拷问慈善机构方面的实践应能提供彼此参照的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 CCTV《新闻会客厅》，新华网，2004年12月06日。 2． 李海鹏、徐彬，“沈阳儿童村：一个复杂的丑闻”，《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 3． 徐彬、李海鹏、徐娜：“付妈妈”的慈善面具，《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 4． 甄茜，“跨国调查‘中国母亲’胡曼莉”，《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5． 谢春雷、甄茜，“‘中国妈妈胡曼莉再调查’”，《南方周末》，2002-02-07。 6． Len Bruzzese Brant Houston Steve Weinberg,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Handbook : A Guide to Documents, Databases and Techniques (4TH), Bedford/St. Martin’s,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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