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三大师

    在经过19世纪时期，在笨重的摄影器材折磨后，摄影到达了一个便携、快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摄影成为大众的工具，报纸、商业、广告、图书都开始用了摄影技术，人人皆可摄影的年代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摄影手法出现，新一代的摄影师们尽力去表达他们所见变化纷呈的世界，作品充满个性和变化。这个时期在今天被称为“新摄影”时期。

    多元意味着繁荣，大师便随之产生。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摄影故事，就是来自那个繁荣时代的大师。

    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尤金·阿杰（Eugene Atget），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是我们今天摄影故事的主题人物。他们都是现代摄影中声名显赫、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摄影大师。在20世纪初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展现了摄影对时代的重要价值。

    奥古斯特·桑德：

    ——历史的记录者

    桑德出生于1876年，20岁开始从事商业摄影，主要拍人像和工业摄影，让他出名的正是肖像作品。后代人认为，他不仅拍摄了很多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更用摄影书写了一段变化中的德国历史。因为，各式各样的人依次出现在他的镜头中：乡下准备去跳舞的农民、工作的工匠、城市居民、商人、老妇女、艺术家和作家等等，神奇的是，几乎每个人的照片都显现了各自的身份、职业。大概在1910年，桑德介绍自己的摄影作品时，认为自己要拍摄的正是那种“与人物性格相一致的环境中表现主题的自然肖像。”

    桑德每一张照片的人物，都是摆好看姿势，刻意打扮过的。人物的举止透着自认为最适当的仪态。他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桑德也有着他的观点。他是“从依附于土地的人开始，上至贤明下至愚鲁，依靠最精细的分类进行审视。”他的肖像作品长处在于，让被拍摄者表现出他们对“体面”的不同看法，无论用什么姿势，他们都显现了自己对体面的最好认知，他始终用正式的方法，展现被拍摄者的全部或四分之三，而不像新摄影家们，用古怪的角度和大特写拍摄他人的面部，桑德的注视角度和拍摄手法非常清楚。

    1929年，桑德出版了《时代的面孔》一书。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但是1934年，德国文化部要求将《时代的面孔》全部销毁，因为桑德镜头下的德国人体现了旧时代的气息，这一点和当时战争中的德国文化不相符合。这本《时代的面孔》是摄影史上第一本完全散漫的图片书籍，同时也是第一部综合性的书籍，包含了分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和当时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29年，桑德记录了近三十年的德国历史，他始终与时代同步，不间断地记录。遗憾的是，虽然他本人逃过了战争，但近2000张底片却在1946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1964年，桑德逝世，此时，他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摄影大师，他以自己的方式，验证了摄影在社会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尤金·阿杰

    ——神话的再造者

    尤金·阿杰（Eugene Atget）是摄影超现实主义的最早实践者，他的贡献一直到他逝世之后，才逐渐被人们发现，1927年，他在贫困中默默无闻地死去。

    尤金·阿杰生于1857年，曾当过水手、演员等多种职业，后来他又试图做一个画家，最后因为生计问题，成了一名摄影师，工作了20年。1920年，他在一封信中总结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我的工作和主动，我收集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酒吧了所有古代街道的建筑艺术材料，其形式为摄影版开本:旧旅馆、有关历史的奇特房子、漂亮的建筑物正面以及门、镶板、门把、古老的喷泉、楼梯，还有巴黎所有教堂的内部（全景和细节），包括巴黎圣母院、圣热尔韦等等。这一庞大的艺术记录收集工作已完成，我可以真实地说我拥有了整个旧巴黎。”

    也就是说，在20年的摄影生涯中，阿杰既是古董研究者，又是商人，还是超现实主义摄影师。

    究竟阿杰和超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的很多摄影作品都把现实作出了改变。后来人们认为，他把没有生命的建筑、雕塑神奇地复活了，或者说，当它们在充满灰尘的城市中复活时，恰好让阿杰看见了。当风吹过乱糟糟的公园时，他看到损毁的阿波罗和达芙妮的雕像湮没在草丛里，连形状都改变了，就和达芙妮在故事中一样。在巴黎的每一处，他都能看到那些成为雕像的男女诸神在林间散步，阿杰的摄影将他们的灵性和野性充分体现出来，古代的神被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除此之外，阿杰还是一个讽刺家，他敏锐地看见在旧巴黎那些古典装饰下种种矛盾，在他充满讽刺的标题下，是阿杰对社会文化的关心。如果说，桑德的主题是一段超越30年时间的人类历史，那么阿杰的主题就是文化的发展演变。他们都把社会当成了共同的主题。

    爱德华·韦斯顿

    ——自然的极端发现者

    在讲述美国摄影师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之前，我们要提到艾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对美国摄影发展的影响是深厚的。从1905年掌管摄影分离派小画廊开始，斯蒂格里茨就一再强调自己的自然主义：“隐藏在所有东西下面的是自然的法则，在这种自然法则中存在的人类的希望。”斯蒂格里茨拍摄过纽约，拍摄过肖像，也拍过更多的自然，虽然他的主题和风格经常发生变化，但他的思想从没有变过。

    因此乍一看，爱德华·韦斯顿也是斯蒂格里茨式的摄影家。他同样拍摄云、岩石，感受自然的狂喜。1886年，韦斯顿出生。1932年，他与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和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共同组成了名为“F·64”的纯粹派摄影团体。

    关于自己的拍摄手法，他在文章《摄影——不是图示》中详细进行了描述：

    “缓慢转动相机，看着毛玻璃上的影象变化，这是一种新发现，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发现者，通过镜头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最终，就在这里，完整的思想被完整地揭示出来。曝光之前，一定要明确地、充分地去感觉。”

    因此，爱德华·韦斯顿和斯蒂格里茨很不同，他根据自然的要求工作，又不受其法则约束，他比后者多了更多的个性和表现力。换句话来说，韦斯顿的自然要狂野原始得多，他的天空被风吹得极为凌乱，他的家乡留下了倒塌的树木和满是泥土的公寓，看上去更像是被遗弃的土地。韦斯顿要求他镜头下的物体和人物具有一种吸引力——“把人从一处引到另一处”的强烈对比和丰富。

    可以说，韦斯顿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追求最丰富最完整的东西，被最极端的事物所吸引。他总在最简单的事物上思考各种意义的生与死，令照片充满了某种隐喻。他对真实的社会不以为然，甚至回避，但在自然中，他依然记录下了自己的观点和喜好，以及自己所追逐的原始与真实。专题撰文：张玥晗[FS: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