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年轻时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什么时候写回忆文章时，证明自己开始老了。 现在就真的在写回忆文章了，为的是纪念我的朋友侯登科，纪念他的图像。那是一个人拍出来的，但却不属于他一个人的图像。 然而我并不算老，住在宁静的温哥华，不断从网上知道中国的炎热，从南方到沿海，从中原到北方，到处都是持续不断的高温。可惜我只能暇想那份曾经熟悉的炎热，暇想那大汗淋漓的快感。因为落矶山山脚的这座城市，今年最高温也不过三十度的样子，可当地人已经夸张地告诉我说，他们热得受不了了。人和人有时就是这样，相差太大，结果就产生了不能相互理解的距离。就像我此时坐在舒适的房间，在键盘上孤寂地敲打着与侯登科交往的日子，然后，突然悲哀地想到，若大一个温哥华，还有谁像我这样，怀念这位远方的朋友？有谁知道，有一个人，曾经用了他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为他身边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影像？人们在忙碌着，为谋生而苦恼，为成功而得意。伊拉克的风尘永远也刮不到加拿大温哥华，中国西北部的黄沙也不会飘落到这里。同样，对中国西北部一位杰出摄影家的怀念，也永远不会在这里为人所知。想到这里，我的回忆不免沾染了几分寂寞，寂寞中，岁月居然变得热烈起来了。我想，不知西北那地方是否也很炎热，以至空气中都满含着让人颤抖的思绪？ 2000年见侯登科时是在大连，其时我已经成了海外孤子，到那座优美的海边城市参加一个摄影研讨会。那一次的侯登科依然不时地闪现着一种“农民似的狡猾”——这是我对他的辩解能力的戏称，他也总是半笑不笑地承认。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再后来，突然收到李媚的信，说侯登科得了癌症。然后，就有几乎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音信了。本来想去催催李媚，问问她侯登科怎么样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去问。我在温哥华，人生等于重新开始，诸事不容易。李媚在北京，我想过得也不容易，独立谋生要经历许多事。她没有信来，挺正常的。接着，有一天，大约是半年前吧，我收了李媚一封信，说是不是应该为侯登科写点什么，好纪念他去世一周年。 侯登科已经去世一周年了! 这真让我吃惊。吃惊之余，忧伤便像落矶山的雪水，涌进了心头。 他已经去世一周年了! 我们俩站在大连的街道旁，都喝了点酒，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媚，她那女性特有的坚强，她那荡气回肠的柔情和难以想象的绝望。我们就在海风的吹拂中，抖落着十几年的际遇，摄影、杂志、情感、意义、政治、社会、历史，还有就是中国…… 老侯——我总那样称呼他——说着说着，就在摇头，就在长叹，然后说不清是凄然还是狡诈，他蓦然一笑，嘣了一句：“算了，说来干嘛!” 他用脚踢着岸边的碎石。李媚站在一旁，无言无语。他拍着李媚的肩膀，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海风柔和，空气清新。空气中的一丝酒味甚至还让人沉醉。那也是一幅图像，固定了人生辉煌之后的瞬间。我以为那瞬间是流动的，还会再来。虽然隔着大山大水，但我们还有机会争吵，还有机会拍照和写作。 然而他去世了。那个瞬间真的给固定住了，定格在个人历史的深处，再也不会变化。 我很难想象老侯去世前的模样，拼凑不起他最后日子的细节。 他走了，说走就走了。所有人都一样，说走也就走了。可他留下了图像，许许多多的图像。他把自己变成了图像，然后，这图像变成了历史。 [FS:PAGE] 侯登科走进这历史里边，而这历史却不属于他一个人。这历史属于他所拍摄的对象，然后，对象变成了历史本身。侯登科就站在这历史中，定格了，脸上仍然残留着农民狡猾的微笑。只是，那微笑永远不会再有变化。 我和侯登科的交往是在八十年代中，扯起关系的是李媚。当时李媚是《现代摄影》主编，我是这份杂志的热心撰稿人，侯登科是摄影作者。那阵子中国摄影界正在刮“西北风”，主流摄影界对这股呼吁“真实”的风气颇不为然，业余摄影界却把它视为新时期摄影发展的希望。两个阵营的争论颇激烈。有一天，李媚让我看一篇署名“秦言”写的文章，笑着问我能否看懂这篇东西。那个年头，我正年轻，对理论颇有兴趣，也自以为有点什么发现，所以，读着“秦言”用模仿翻译马克思黑格尔著作的译文腔，正儿八经地论证着“真实”的哲学、社会、历史和艺术的意义时，我不禁兀自笑了起来。我有点轻率地说“看不懂”。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说真的看不懂，而是对那种文风和论述的方式不习惯，不以为然。李媚当然也觉得如此，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个严肃的社会大问题写得这样子的弯来拐去。于是李媚吩咐我也写一篇，通俗些的，但要呼应对“真实”的讨论。 我很快就交稿了，文章写的不长，意思也暧昧，说“真实”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最好别讨论。 后来，老侯来深圳，我们见面了。李媚告诉我说，他就是“秦言”。这让我有点吃惊，眼下的这个人，怎么会用黑格尔似的晦涩语言，谈高深莫测的“真实”问题？看着我半信不信的样，老侯有点挑战似地对我说：“我是秦言!”然后，就望着我，嘻嘻地笑起来了。他长得瘦，腰弯着，笑起来时，一脸密密的皱纹，像刘文西笔下的峽北中年农民。接着我们开始争吵起来。他不急，话一句一句嘣出来。他告诉我说，他非得用这么晦涩的写法，否则吓不了人，尤其吓不了那班摄影官僚。我敏感地发现我们属于“两代人”，他在晦涩的字句后面，隐藏着一种责任和使命。我呢，刚刚从大学出来，受到了八十年代的“启蒙”，一脑袋“艺术”。所以，我们的对立其实很正常。他所较真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较真；我认为要较真的，他反倒觉得茫然。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们的分歧非常简单：他对摄影官僚有着难以承受的厌倦，这种厌倦来自个人的成长史，来自在那漫长的争取个人影像权的岁月中，对摄影官僚与体制一而再再而三的默认。所以，他必须反抗，必须用镜头和笔，来把厌倦与默认化为尖锐的哨音。我是八十年代教育出来的，以为要破解“真实”的谎言，才能让艺术得到真正的“解放”。侯登科那一代人的重负，和我没有太多关系。对他，必须让“真实”成为旗帜，好为自己的影像风格张目；对我，必须“前卫”些，好和西方缩短“差距”。 我们的争论就从那次延续了下来。后来争论到了西安，在人民广场上，你一句我一言的，互不相让。后来又持续到大连，语气不激烈了，但还是你来我往。 但是，我们的争论似乎永远那么温和，那么富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对峙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深情。 一想到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对手去争论了，我不免悲从心来。我知道，“启蒙时代”已经过去了，那阵子的“艺术”成了新人们的笑柄，其中的是非也早就烟消云散。当年所反对的，后来变成了前卫；当年所坚持的，反而有了跟屁虫的嫌疑。那阵子的“文化英雄”，曾经让我多么感动，现在偶尔读到他们的“艺术感想”，猛然会产生萨特的感觉，那就是恶心，恶心到了想呕吐的程度。 2000年，在大连，我看到了老侯的新影集《麦客》。一本散发着朴实气味的影像纪录。没有“艺术”的刻意，没有晦涩的描述。晚上，呆在大连医科大学招待所的房间里，我仔细阅读着老侯自己为自己写的前言，我居然有了感动。那感动发自无边的内心世界，山呼海啸一般。 [FS:PAGE] 我彻夜难眠。 曾经有人要我为肖某的影像图书《一代人》》写前言。我拖了一年，没有动笔。那本书记录着整整一代“文化英雄”的形象，每个英雄都意识到了自己将要成为历史的光荣，所以姿势仪态在摄影师的催化下，显得有些特别。不仅如此，那本影集还隐然成了标准，进去的，理所当然地是“文化英雄”，没有进去的，就有做不成“文化英雄”的危险了。我非常明白，那是一个影像集体，闪耀着象征历史的光彩。 前言终于没有写成，然后我也被“开除”出这“文化英雄”的集体队伍了。书出版了，反响很有些热烈。毕竟，人们是生活在现实中，所以人们离不开“文化英雄”，需要他们来为世俗生活撑腰。 《麦客》里没有一个英雄。他们没有名字。他们甚至不属于历史，不属于被记录下来的、让人们感奋的历史。他们是另类，是沉默的大众。他们连沉默这一点也被沉默遮盖着。侯登科跟着他们上十年，他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在用“他们”来书写和他们无关的历史，一部他们大概不会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会无动于衷的历史。 不仅老侯在质疑自己，我看《麦客》时，也开始质疑自己。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精英们”的历史，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就更有启蒙意义么？如果启蒙的结果仍然是疏离了“他们”，疏离那些亡命天涯的“麦客”们，“文化”还能成为“英雄”么？! 我恍然明白，我和老侯的争论已经有了结果，那结果就终结在他的镜头中，终结在那一群沉默的、不属于历史的“他们”当中。 结果影像便获得了升华。影像使那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成为了历史。侯登科遽然消隐在这历史当中，于是，历史也显现了一个微笑，不动，而且长久。 |
手机版|小黑屋|摄影大家 ( 粤ICP备2021111574号 )
GMT+8, 2025-5-3 11:20 , Processed in 0.117873 second(s), 3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