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的“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于10月10日在天津市作家协会召开。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张洪义、著名评论家滕云、夏康达、张春生、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南开大学教授张智庭、《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作家王松、龙一，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人等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著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赵毅衡教授专门为会议写来了题为《符号学的新面孔》的文章。
青年批评家、学者藏策的理论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自今年问世以来，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被称作“藏氏理论”。与会专家认为，藏策是个自身特点非常鲜明的新锐批评家，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从一开始就不同以往的传统批评，而是真正地做到了“与时俱进”。他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对现代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等理论十分精通，而且多有建树自成体系。他的批评也是以这些与当今世界同步的文艺理论为依据的，做到了与西方主流批评方法的“接轨”乃至超越，具有更高程度上的“科学性”与“前沿性”。藏策的研究与批评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本出发，而又不惟文本。他的批评文章都是以坚实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的，从而避免了传统批评中所存在着的“随意性”和“印象式”。由于藏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为理论基础的，所以他的批评不仅可以涵盖文学文本，更可以包括图像文本，这在今天以“图像转向”为特征的“读图时代”里，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的。也正因如此，“藏氏理论”在中国的摄影界里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
赵毅衡教授认为，由藏策创立的“超隐喻”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而且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评论家滕云认为，藏策借现代西方理论做平台，搞深入细致的本土文学研究并多有创新，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在做“搬运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夏康达教授指出，藏策的这个研讨会，是天津作协首次为批评家举办的个人研讨会，老一代的批评家还没有过这样的待遇，这充分体现了作协对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视与期待，意义深远。张智庭教授则认为藏策在小说理论与图像修辞以及图文的“互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罗兰·巴特。张洪义秘书长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要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在天津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理论批评队伍。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发言摘要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会议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王爱英主持
李中（天津市作协创联部主任）：
今天作协就一部理论批评的著作，给批评家开研讨会，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可喜可贺。这在天津的文坛上确实是第一次，所以对藏策本人来说，也是可喜可贺的。他的这部书，在文艺理论方面是开拓的，是他通过探索而得出的文学理论，很难得。藏策的这部书好象是理论的理论，很高深，但同时又是非常基础的，是从文字语言的元素着手研究起的。我从做创联工作的这个角度，想在此对藏策提出一点希望，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理论更多地与天津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发挥出更大的指导作用。今年作协举办的青年作家读书班，我们就特意请藏策去给大家讲课，开阔一下年轻作者们的眼界。开课前我还嘱咐藏策，理论方面一定要讲得浅一点，更多地给大家分析一些作品，讲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的具体运用。结果讲座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希望藏策今后能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让自己的理论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
夏康达（著名评论家、天津师大教授）： [FS:PAGE]
在上次天津作协开的评论工作会上，我就说，天津的评论队伍何在？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算，新的评论家在哪？所以今天的这个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气象。今天的这个会，还不只是对藏策，也是对整个天津文化评论工作的一个促进。我们这代批评家还没有谁开过研讨会，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作协对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视和期待。看藏策的书，我也确实感觉到我们这些人开始落伍啦，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吃力，虽然我也看过一些新的理论，但看得很有限。我的感觉是，西方理论给我们开拓了一个很大的视野，这一点很重要。当然，对于应用西方理论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觉得这些年引进的理论很多，但不“及物”。所以怎样把理论应用于我们的文学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藏策认为理论本身就是创作，但是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里面，也还是很贴近具体文本的，是与文本细读等结合在一起的，也并没有只讲理论。文学评论自85年以后，方法论越来越得到重视，对文学批评确实是个促进。应该说，当代文学一直都在发展进步，那些过多批评当代文学边缘化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阅读层面。我们认为现在有很多作家，都明显地比前一代作家高出了一大层。我个人以为，如果不考虑具体历史因素和背景的话，当代文学其实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这其实也很正常，又过了几十年了，人不可能不进步。文学批评也是一样，视野的开拓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到藏策的研究成果，有些呢，我确实不太懂，不懂的不能评价，需要慢慢的理解。但我特别赞赏藏策的这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在我们天津评论界，出现这样的评论家，我们应该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去要求新的批评家，就像现在那些中青的作家，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跟子龙、大冯那一代就很不一样。天津的评论界这些年比较沉寂，特别需要一些新的话语的转换，看到藏策这些年来所做的努力，我是非常支持的。希望他能够继续展开这些理论，把一些观点更加细化。我今天来更多的是要表达一种心情，这是藏策批评道路上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向他表示祝贺！
滕云（著名评论家）：
我认识藏策时，他才二是多岁，现在看了他的书，忽然有了种陌生化的感觉，我觉得以新星呀什么的来形容他，都是不准确的，不到位的。藏策的批评很成熟，这种成熟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的话语理论，结构主义呀，还有符号学等等，已经融会于心了。与前些年新学术新方法刚刚出现时的那些西方话语西方术语的“搬运工”不一样。藏策不是“搬运”，而是有自己的想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我非常高兴。刚才大家谈到，天津文坛多年来没有自己的声音。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的声音，一个是理论的声音，都比较微弱。现在创作上已经有一批批的作品出现了，理论的声音呢，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期待。但是我又觉得，以天津文坛来局限藏策，也是不公道的，应该把他放在整个中国文坛，中国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格局中来考察。我觉得藏策有一点，在别人跟在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亦步亦趋的时候，藏策却在走自己的路——他借用西方的学术平台，来展开自己对本土文化，本土文艺，以及一些“元理论”方面的研究。在他的这本书里，有小说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图像理论研究，学术视野是比较宽广的。像他这样的新一代学人呀，过去好像还没有看到过。他不是只在理论分工的某一个局部做研究，而是在他的理论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去做。当然，刚才夏康达也说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用这些理论去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藏氏理论”也好，“藏氏体系”也好，现在都还是遥看，还有待将来看得更加真切一些。藏策，我一边看你的东西，一边在在学，这不是客套，这还不只是个人知识背景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的问题。同时我也觉得，各种的研究方法，也都能共同地对“所指”有所贡献。就像吃西餐，用刀叉最好，用筷子也可以。吃牛排，刀叉更比筷子更方便一些，可如果变一下，就像你说的“调校”一下，吃切好的牛排，那筷子可能又比刀叉更方便。当代学人中有两种人，你也有所指的，就是那些跟着西方各种“主义”跑的，我叫“搬运工”；还有一种就是学术明星。你很自觉地在区别于第一种人，我觉得也还要区别于第二种人，我并不贬低“学术明星”，但“学术明星”毕竟是明星，我们还是要做学人。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藏策是做得好的，不哗众取宠，不急功近利，这种学术态度我觉得很好。 [FS:PAGE]
你的“超隐喻”理论，确实是贡献。你强调“超隐喻”中携带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而在我看来，“超隐喻”也同时携带着民族意识形态。你在这点上强调得不如前一点。实际上“超隐喻”不但携带着意识形态的编码，而且携带着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的编码。它内化的不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东西。按你说的，它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编码，需要过滤，需要颠覆，需要解构……但是它所携带的民族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揭示和解读，而不应该是解构。这种民族心理、民族根性积淀，这种集体无意识，是解构不了的，也不能解构。中国人是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的一个政治伦理的民族，是一个偏重集体意识、家国意识的民族，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在这一点上，你所用的西方学术平台还有个深层转换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的“超隐喻”理论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层面，那对中国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都是极大的。
再说关于“文以载道”，你说这是附加在文本上的使命感。但我觉得既有附加的方面，也有不是附加的一面。因为“文以载道”早于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由于中国民族根性本身的特点，伦理的内化并不完全是专制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载道也罢，缘情也罢，言志也罢，都是带有某种道德的维度，是从根性中生成的，不一定都要归罪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个问题说“现实主义”。你引用杰姆逊的话，说“现实主义”是一系列的视觉幻象，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可以这么说，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现实主义”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地把握现实，有许多个体的方式和个人风格，并不意味着作家都是在以文本来取代现实。另外，“现实主义”也有自己的能动性，而并不总是被意识形态制约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民歌的。你说民间故事、民歌之类民间文化形式，由于文本性较弱，意义模式单一，语义相对直白，极少讽喻等特征，较易为意识形态所“盗用”。我觉得你的这个概括有点偏了，比如《诗经》、《乐府》等等，都不能说文本性弱，意义模式单一。你看看要怎样说才更全面一点。
还有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退行”问题，你根据北大一些教授的有关观点，认为中国文学自“五四”以后就在不断的退行之中。这点我不从意识形态上解释，单就文学现象来说，我觉得文学只有“进行”而没有“退行”，一切都在过程中间，有阶段性但不好说是“退行”。你的文学观基本是放在“五四”时期的，把“五四”作为一个原点，我个人觉得不一定非要这样。另外对于“工人文学”也应该历史的看。我更同意鲁迅对白莽的那种评价——“是有别一种意义在”的。
总的来说，藏策你呀，确实让我刮目相看。真的。有的人依托西方学术平台，但也只能止于西方学术平台。而你呢，却进而有了自己的原创，很不容易。你与你同辈的那些学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并没有仅停在使用一些新的词语上，你已经不是在学步了，而是开始在走自己的路了。我希望你继续这样的走下去，继续做一个塌实的学人，不要做学术明星。你现在很容易就能做成学术明星，但做学术明星没意思，因为中国需要的就是你们这代中青年学人来开拓出一种新的学术局面。
张春生（著名评论家）：
我与藏策相识也有近20年了，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以前在某个会上曾大声呼吁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的文学准备问题。就我所知，藏策在很多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比如心理学，他甚至专门开过心理咨询的专栏；再有图像学，他在中国摄影界里也很有名。他搞批评能把西方理论加以灵活运用，这点是十分了得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评论队伍、理论队伍中，不会灵活运用，反倒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的现象。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文章，完全生搬硬套，已经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我为这个会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怎一个“超”字了得！》，我在这里念一下： [FS:PAGE]
读藏策君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感觉一阵理论新风从心头吹过——当然这也是一种隐喻性的话语，但表达出对该书的良好印象。远的不讲，只说“新时期”以来我们经历了不少拿他山之石，即对西方理论尤其是新理论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对待文学研究的事情。但起起伏伏之中，时间长河滤出的却多是许多概念，并非和文学现状相互动相融会。也就是说仅仅从词句上拿来，绝不能达到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而藏策的文论却以其具体的现象描述以及对经典文本、本土文学思潮的扎实细致的解析，将西方的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有机地加以运用并贯通，这样一方面给人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性内核——超隐喻。他拓展了符号学，使之成为了今天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广泛地应用，可以成为某种“范式”，成为新的理论平台，让域外之学在东方的沃土中扎下根系。这显示了一个青年学者以他对文化的投入，对文学的研究，给今天的文坛，酿出了一味美酒。它是创造性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化的一种质的进取，它是批判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学的一种清醒。它是体系的，这显示了今天的理论需要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天津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有待于突破，藏策的不断努力，就是以其使命感责任感，默默地推进了文艺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值得年轻人也包括年届花甲的我去学习的。此外，藏策的理论性格值得重视，他既有理论视点，能就宏观而谈，又能就具体而深，这是值得去提倡的。他这本书的成绩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介绍了符号学和隐喻话语，并创造了“超隐喻”理论，同时把文本的“人的话语”与“话语的人”，做了辨证的认知；第二，他的论述不空泛，而且能实际运用，如对中国工人文学的解读。有关工人文学，我曾于10年前提出，在新写的天津文学史上予以重点分析列出专章，但响应者只停留在一般介绍，未能做深入研究。现在藏策不仅深刻了，而且运用解构的方法，把天津、上海等地工人文学的历史背景、源流流变、现实状况、本质属性及种种变异，都讲得生动深切，读后令人获益非浅。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他的理论是有学科性的，值得尊重，值得推广。
希望藏策再进而写出理论的专著，而且在本土化上还要进一步做得更好些。比如你在工人文学研究中，对胡、万的比较上，区域文化研究做得还不太够。保持你的批判力量，并进一步本土化，这就是我所期待的。
张智庭（南开大学教授、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
我个人觉得符号学对于认识文学现象，和进一步指导文学创作有很大帮助的。在国内真正搞符号学的还不太多，而在法国符号学早已进入到大学课程里面去了。藏策这本书里的许多文章，当时刚发表后就拿给我看了，我觉得他有很多自己的创见，比如“超隐喻”等等。我这次专门为他的这个研讨会写了篇长达6000字的书评，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只宣读其中的几段。希望有更多像藏策这样的人，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搞起来。
……文学符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文学符号是一种二级符号。二级符号是在初级符号基础上出现的。所谓初级符号，那就是一个声音形象或一种书写标志（即能指）只与一个概念（即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初级符号只提供初级讯息。二级符号则是把初级符号当作新的能指，并人为地补加一个新的概念之后形成的符号，而这一结合过程或结果则被定名为“意指过程”或“意指”。我个人理解，它是一种想象中的符号，是一种观念符号，它以初级符号的存在为前提，并以初级符号为其存在的表象。二级符号的连接构成二级言语活动、构成寄生意义，从而使所描述的现实对象内涵化，最后产生我们称之的“文学”。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是：“这种言语是一种（无限地）被精心加工的材料；它有点像是一种超-言语”（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作家与写家》篇，Seuil，1968）。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超-言语”与藏策发明的“超隐喻”称谓既有共同点，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共同点，它们都是二级符号，或二级言语；不同的是，文学的“超-言语”都是可以得到解释的，而藏策的“超隐喻”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不可“言明”的。藏策自己在书中对其有所说明，赵毅恒先生也对其做了很好的诠释（见其为《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写的序），这里不再累述。可见，文学的符号学研究，也有个需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问题。 [FS:PAGE]
在已有大量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尝试采用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了。其中，藏策的努力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结合我在开始时说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西方的语言符号学不仅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且更可以像藏策那样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加以改造和创新。
藏策在书中“自序”中总结自己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时说：“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的内容”。我仅试举二例简单地对其说明一下，一是交通信号指示牌：那些带有“左转弯”、“右转弯”、“禁止停车”、“禁止通行”各种标志的指示牌，都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因为对于指示牌内容的判定，只能通过牌子上的标志来进行；二是我们的汉字，它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一个“人”字在其进入文本之前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当然，这是属于符号学上被称作“单平面符号学”的单位的例子，而文学符号则属于“双平面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其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它们相互依存是根本性的，因此从形式分析入手，最终实现对于内容的一定发掘，不能不说是一种途径。语言符号学就是更看重能指（形式）和通过对于能指功能的探讨来帮助加深对于内容理解的一门学科或一种方法，因为正是能指的“不稳定性”（列维-斯特劳斯）亦即“无限变化的能指”（罗兰·巴尔特）在构成文学与艺术。藏策在其书中对于“工人文学”在形式上的表现做了出色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告诉了人们形式分析对于内容理解的这种积极作用。
藏策的研究成果，并不限于以文本为特征的文学，他的理论研究更可以拓展到以图象为文本形式的摄影理论。他在看到我翻译的罗兰·巴尔特的《图象修辞学》（见拙译《显义与晦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一文之前就提出过摄影手段中的快门是一种“提喻”，这是很有创意的提法。他书中的《关于〈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一文当时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强烈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门为其举办了研讨会。他对我说，他计划依据语言符号学理论写一部《摄影诗学》，可见，他已经锁定目标开始深入应用语言符号学了，而在这种应用中间，他肯定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发现。我殷切地盼望这一著述的出版。我呼吁有更多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参加到文学与艺术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之中来。为繁荣我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研究、甚至文学与艺术创作，为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的特色，自然也为使在这项国际性研究中有我们中国学者的一份功劳，让我们遵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客观认识和积极学习语言符号学、正确应用和大力发展语言符号学！
藏策（青年理论批评家）：
我插一句话：刚才滕云老师提到“现实主义”的问题，我解释一下。我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可以在“语言学转向”的平台上，加以更新换代。因为文学语言虽然更多地是在使用“转义”，但也不可能完全失去其“本义”，而“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语言“本义”对现实指涉的空间中获得了生存。我把指涉现实所形成的内涵叫“非主题内涵”，把“扭曲”语言“本义”并由此构成“张力”的“转义”所形成的内涵叫“主题内涵”。这样一来，就文学而言，“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而“主题内涵”大于“非主题内涵”的则有两种情况，与意识形态构成讽喻关系的，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构成隐喻关系的，属于文艺宣传。这种文本的分类在摄影中则是，“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的属于纪实类摄影，“主题内涵”大于“非主题内涵”的属于“观念摄影”或宣传，而“主题内涵”等于“非主题内涵”的则是艺术类摄影。这是我近一年来的最新发现。 [FS:PAGE]
高为（百花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
藏策2001年发表了《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之后，就在中国摄影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01年11月8日，中国社科院与《中国摄影报》就曾联合给藏策开了个专题研讨会，围绕藏策的6篇系列论文展开讨论——今天这个会实际上已经是藏策的第二个研讨会了。那次会张智庭教授也去了，而且对藏策提出的摄影快门的提喻说很赞赏，而且准备把藏策的新观点译成法文，介绍到西方去。藏策的“提喻说”可以说是丰富了雅格布森的喻说理论。而藏策的“超隐喻”理论则更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赵毅衡教授为此先后写了两篇文章，表示非常赞赏。读了藏策的书以后，我有一些感想，“超隐喻”的特征是，一种事物只能有一种解释，不容许有其他的解释，这样就把普通名词变成了专有名词。我个人觉得“超隐喻”与“潜规则”一个绝对儿和妙配。我希望藏策以后把他的“超隐喻”理论更加系统化一些，尽管现在是一个更讲究解构的时代。
任芙康（《文学自由谈》主编）：
藏策的出现，对我们批评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书刚出版的时候，藏策就送了我一本，我一看，不错。当时我就让他写一篇介绍他这本书的文章，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理论。在这个研讨会之前，我们杂志就已经对藏策老弟的理论进行了弘扬。刚才几位老师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尤其像滕云老师，对他的理论分析得那么认真细致，给我的感觉就是老先生在手把手地教——由此可见藏策老弟的前途无量。我就说这些，再一次对藏策表示祝贺！
肖克凡 （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
藏策的出现，我觉得就像一道闪电。我听到藏策这个名字已经不下20年了，但真正的结识，还是近一年来的事。这本书也是在刚出版时就送给了我，我看了以后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忧是对我自己的忧，因为我看不太懂。比如说符号学，十几年前我也读过罗兰·巴特，读过索绪尔……可是读不懂，但我很向往，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所以说忧是在忧我自己。
他这本书里讲的确实是一种很系统很精深的学问，所以我喜就喜在这种“藏策现象”——在天津的理论批评青黄不接乏善可陈的情况下，藏策出现了，我作为文学界的同行，感到非常欣喜。
虽然读不太懂，但我还是读了，尤其是藏策的那篇评论“工人文学”的文章，所以我要谈一谈我的感想。目前研究“工人文学”的学者是非常少的，因为“工人文学”不是“热点”，与京城某些批评家所热衷的那些云山雾罩语焉不详的所谓的“热点”话题相比，“工人文学”确实是边缘的话题——工人现在已经很边缘了，“工人文学”就更是边缘的边缘。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藏策能下那么大的工夫研究“工人文学”确实让我感到很欣慰。这种欣慰还在于，藏策能运用那么多的理论利器——语言学、修辞学、文化研究——来研究已经很边缘了的“工人文学”，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和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真的很欣慰！我希望藏策以后也不要放弃对“工人文学”的研究，这会非常的有价值。具体说一说藏策的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藏策没有列入工人诗歌的写作。再有胡万春的写作，说他学鲁迅、茅盾，其实不是，他是因为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向往。我看过80年代胡万春画的水墨画，就很有文人气。以至他后来写的一些小说，实际上已经逐渐地与他“工人作家”的身份相剥离了。还有他的个人生活，都在很大程度上离开“工人”这个范畴了。而我们天津的万国儒先生、张知行先生则不同，他们以保有自己的工人文化立场为荣。据我所知万国儒先生在晚年，一宿抽一盒半的烟卷，在屋子里转悠，让他画水墨画不成。所以我希望藏策不要轻易放弃“工人文学”的研究，继续下去，你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了，一提“工人文学”别人都得听藏策的。另外希望再增加资料的广度。万国儒、张知行在世时，我与他们的交往很多，我心里的情感非常复杂。如果说是悲悯，那就把我自己说大了，我没有资格对他们悲悯，但我还有某种悲凉，有某种暖意。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作家的呢？他们是被号召成为作家的。而当作家是一种性情一种天性甚至是一种天赋……所以我们在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时候，应当有一些暖意，应当有几分理解和回护。用藏策的话说，他们“说”话其实是被话“说”了。所以我希望藏策老弟继续关注当下的“工人文学”，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我和藏策老弟今年才相识，并且成为朋友，我要再一次向他表示祝贺！ [FS:PAGE]
王松(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
定位藏策不应该仅定位在天津这个地域，近年来藏策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在全国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近一段很多在国内比较活跃的评论家见着我都会提到藏策，尤其是他在《文艺报》陆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以后，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藏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跟藏策重逢是在三年前在大连的一个会议上，会期是四天，而我们俩就争论了三天。我们俩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喜欢用冷冰冰的话语理论去分析文学，而我觉得作家的写作应该是鲜活的，不能用三言两语的理论就给打发了。而争论的结果是互补的，他的理论其实对我帮助很大，我相信我的观点对他也有启发。他的符号学研究太专业了，我不是太懂，但他在批评这方面，确实是很有天赋的。他对于小说非常敏感，因为他早年也写过小说，而且发表过很多，所以他有创作的经验，知道作家创作时的那种感觉，知道创作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这几年，他非常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我都没想到他读了那么多作品。今年作协请他去讲课，他讲到当下的作家作品时，如数家珍地一篇篇加以分析，而且分析得非常精到，非常的有新意。我在外面开会时遇到的很多作家，都对藏策非常尊重，因为他精选并加以文本分析的2006年中篇小说选本，在文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应该说他搞的这个选本，与他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同样都是有着很大影响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对藏策的关注，也都是因为这两本书。我觉得藏策今后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他身上现在带着一种虎虎生风的那种上升的气势，我希望藏策把这种势头保持住，这无疑对天津的文学界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像藏策这样的人如果能多一些，再多出些李策、王策、刘策来才好！
李鹏(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
我最早接触藏策的理论，是他的摄影理论，当时立刻感觉耳目一新。再后来看到他的文学理论，受到的启发就更大。我写小说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关注小说的新技巧和新理论，看到藏策的理论时，就像大肖说的，像一道闪电一样忽然间就照亮了我。照亮了什么呢？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藏策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其实是一种隐喻的关系。我们以前总在苦恼于怎么把现实中的社会生活拿到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而实际上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并不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文本符号对现实生活的指涉性关系，也就是藏策所说的修辞关系。还有就是藏策的“提喻理论”，我感觉非常好，摄影的快门瞬间，二分之一秒、六十分之一秒……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修辞的过程，一个由客观到主观的过程。而我们写小说，几天几个月乃至几年，和摄影的快门瞬间其实也是很相似的。我们一旦放大了看，我们的知识准备也好，生活积累也好，投入到小说中去，其实也是个提喻的过程。小说文本内部有隐喻、转喻等等，我们以前只看到了小说文本内部的修辞，而没有考虑到客观与主观之间，其实也有着种种修辞的关系。文本与现实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我写的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让我更体验到了文本的多解和多种可能。你写的越逼真越具像，有时反而会越多义。作家如果明白了藏策的这些理论，在创作时就会更加有意地注意到这些问题。
藏策（青年理论批评家）：
我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慨！首先感谢今天来参加我研讨会的专家、老师和朋友，另外更要感谢天津作家协会！我的文学梦是从15岁开始的，那时我到处听文学讲座，买书看，到了19岁，发表了第一篇文章。21岁时，参加了天津市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二届青年作家读书班，和作家王松同班，是班里最小的学员。李中老师当时是我们的辅导老师。可以说我是在天津作协的培养和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搞理论批评，因为那时还只知道写小说。我这个人其实是个有理论情结的人，从小就喜欢把玩具一个个地拆开，想研究里面的原理。长大后学什么东西，也都要先把原理弄清了，才学得快学得会。写小说也不例外，总想把小说的原理搞明白了。随着我对小说理论的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渐渐地迷上了理论，写小说的事，反而放到一边去了。今天正座的滕老师、夏老师、张老师等都是我当时的老师，我那时经常向他们请教。而就在那时，我也从没想到自己后来还会搞摄影理论，我那时连个傻瓜相机都没有，更不用说摄影了。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了一架尼康FM2相机，一下子就迷上了，很发烧，于是又陆续买了尼康F3、F4，还在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多月的相机讲座。 [FS:PAGE]
搞符号学理论是从94年左右才开始的，那时我闭门读书好几年，一篇文章都没写，直到98年觉得自己的火候差不多了，才又重新开始写文章的。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理论突破最先却是从摄影界里开始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也要感谢摄影！
从当初的20几岁到现在的40几岁，蓦然回首，真是感慨万端啊！好，再一次地感谢大家！
张洪义（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我也首先要感谢大家，感谢各位专家老师们拨冗参加这个研讨会，尤其特别要感谢三位老先生！我到作协工作的这几年，从我到的那一天起，三位老师就特别关心、支持和扶植我们的工作。作协工作有今天，离不开这些老同志老专家老学者的帮助。大家对天津作协提了很多建议，但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批评，就是天津的文学在创作方面相对的硬一些，而评论方面则软一些。这个问题在前些年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记得那时滕老还没退的时候，咱们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天津如何把评论家队伍建设好，但是这种气候至今也没有形成。从创作来看，现在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好的形势。合同制作家我们到今天已经是第三界了，从2002年实行合同制作家的一开始，势头就不错，现在是越来越好。像肖克凡的《机器》，今年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而且还获了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并入选中宣部向十七大推荐的书目，成为推荐书目之一。另外王松的中篇小说《双驴记》，就我所知的就获了四个奖项，而且在最近的鲁奖评选中已经入围，名次比较靠前。另外获奖的还有李鹏的《长征食谱》。……所以我们现在就创作来看，势头非常好。而相比较之下，文学批评就跟不上了。这不是说天津没有评论家，我觉得是我们作协的工作没有跟上。我跟创研室的爱英主任说过，准备专门就文学批评开一个座谈会，首先把队伍建设起来。在现阶段我们准备加大文学评论的力度，还要再开几个研讨会。今天开了藏策的研讨会，后面还要陆续开几个，明年专门开文学批评的座谈会，要与南大和师大加强联系，把文学批评的队伍尽快建立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