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不由得去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订阅《中国摄影报》,如果我没看到刘树勇的《权力……》及其论争……今天的我还会是我的今天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我只能说——缘分呀!
缘分呀!——也说我与《中国摄影报》藏 策 我与摄影界结缘,是从2001年开始的,而最初的机缘,又是《中国摄影报》提供的。我自93年左右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尼康FM2开始,便烧起了摄影,烧得昏天黑地。那时我订了一份《中国摄影报》,一订就是好几年。一天我看到了报上刊载的刘树勇那组《权力……》作品,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我那时正在研究后现代理论,福柯呀,德里达呀,杰姆逊呀,当然也包括本雅明……我渴望着看到后续的相关讨论,然而后来看到的却是影友们的版砖。我发现那时的摄影人根本就没法读懂刘树勇的作品,竟把话题扯到了什么抄袭、剽窃、著作权上来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就是在那时,我忽然意识到,中国的摄影界,所急需的不是最先进的器材,不是坝上、金山岭乃至西藏的风光,而是真正的先进的摄影理论。 其实摄影界那时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在理论批评方面的缺失,为此《中国摄影报》后来专就摄影理论与批评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记得题目好像就叫“中国有没有摄影理论批评?”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先将理论与批评做了区分,再将摄影技巧经验与摄影理论、传统印象式批评与现代的文本/文化批评做了区分。结论是中国还没有摄影理论以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文章很快就被采用了,当时报社的编辑王保国又给我打来电话,热情地向我约稿,于是我的那组《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也就应运而生了。不久,马勇接替保国,继续编发我的文章,随后我又认识了摄协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李树峰兄。 《摄影·批评·文化研究》连载发表以后,在摄影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讨论和争鸣的文章不断,而且在“中国摄影在线”网站的“烽火台”上也热闹得烽火连天了。于是《中国摄影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联合召开了专题学术讨论会,就我的这组论文展开研讨。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摄影界前辈龙僖祖先生动情地说:“在以前,说摄影是艺术都没人承认,现在呢,摄影理论让我们走进了科学的殿堂。”——那一天是2001年的11月8日。 我由此进入了摄影界,虽然我是搞文学理论批评的,但摄影理论从此已成为了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在个人博客里开玩笑说这叫——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都不能少。好在我的理论是可以同时穿越文本与图像两种符号系统的,用不着担心会顾此失彼。我在自己的新书《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的后记中写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还能有机会在某个领域开出个先河来,真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是摄影的爱好,让我把握到了这个机遇,所以对于摄影,我是心怀感恩的。……时代在进步,文化在进步,流变着的话语之河,也必将荡起影像文化一道前行。”
现在《中国摄影报》迎来了她20周岁的诞辰,屈指算来我给《中国摄影报》撰稿也已经有6年了,占了其间近三分之一的时段。收在《超隐喻与话语流变》里的那些有关摄影的文章,许多都是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的。可以说,没有《中国摄影报》就没有我的那些摄影理论。在这6年间,我目睹了《中国摄影报》的创新和进步,如今,《中国摄影报》正在以全新的面貌搭建起摄影人之间的桥梁。
有时我不由得去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订阅《中国摄影报》,如果我没看到刘树勇的《权力……》及其论争……今天的我还会是我的今天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我只能说——缘分呀! [FS:PAGE]
(《中国摄影报》2007年11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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