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心灵由于受到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制约，也会出现无法理喻的“巧合”。摄影家吴印咸和作家老舍的艺术创作观，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中国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吴印咸从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在上海担任照相馆摄影师时曾以《田螺》获瑞士摄影沙龙奖。1938年到延安电影团任摄影队长，并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拍摄了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随后又拍摄了《南泥湾》等多部影片。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了十多部摄影专著。从上海到延安的摄影观的转变，可以从他的一段话中得到验证：二十年前，我在上海。……我爱什么就拍什么，我欣赏什么就拍什么；只要好看，够得上我所认为的艺术条件，我就拍它。……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我到了延安。解放区的广阔天地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的艺术观开始有了变化。尤其是在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了解到：一切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必然会为那个阶级服务。……它绝不是像我过去所想的，仅供少数人欣赏和满足个人狭隘的艺术兴趣。（《我在摄影艺术上的转变》，《中国摄影》1962年第3期）
无独有偶，早在1944年12月，著名的作家老舍也这样说过：在那个世界里，我爱些什么就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去那样。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文艺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梦想的文艺》，《抗战文艺》第9卷5、6期）然而，1949年老舍回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舍角色的转换是很快的，他首先恭读《讲话》，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否定旧我，删改旧作，同时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不停地唱赞歌，参加各种活动，担任了一大堆社会职务，极其积极，因此他也得到了不少荣誉。（范亦豪《迟到的老舍》，《随笔》2007年第5期）
爱拍什么就拍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些曾经都是作为艺术家梦中的理想世界。然而现实世界是残酷的，历史的诡异就在于个人的微不足道却又举足轻重。所谓微不足道是指相对整个社会而言，所谓举足轻重则是就艺术家个人的心灵所说。如果你一意孤行，倒霉的最终肯定是个体，而非社会。所以，一旦梦醒时分，有的人选择了顺从，有的人选择了沉默，有的人也会抗议，因此所有的人结局都不相同。但是究竟艺术的本源是什么，它与政治于社会的关系如何，却会始终成为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追问的主题，这也是不以“某一帮一行的片面”为意志转移的。尽管有时候历史的进程会走入其低谷，但是人类良知的潮流却是无法改变的。将文艺创作等同于标语口号的时代看上去已经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根深蒂固地残存着，时不时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
比如老舍。他真的不甘心现实对他的制约，因此“老舍在新中国时期也有过数次面向自由主义的折返”（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他在1957年于英文《人民中国》上发表的《自由与作家》一文中，就似乎忘记了五年前自己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中自己说过的话，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人人都应该写他或她所熟悉的东西。我们不应强迫自己去写我们不大了解的事情。”“我们应该写我们的工农兵。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该反映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生活了吗？……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这些看法与1944年《梦想的文艺》中的观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孙洁说：我们真该感谢老舍这难得的“折返”。
但是人们是否想过，他的“折返”最终给他带来的是无可挽回的灾难——老舍的自杀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不太熟悉吴印咸先生后期的创作经历，也不知道这位著名的摄影家在内心的深处是否有过类似的“折返”。但愿历史不再会有太多悲剧性的“巧合”，艺术的自由不再受到“标语口号”的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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