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棣亲述(续)

部分原始底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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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顾老师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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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生命保护下来这些底片。

    我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组工作了整整八年。在军队工作15年，也始终在画报社工作--《晋察冀画报》->《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其中除1年做暗室、1年搞通联、发稿、展览工作以外，其余13年都是在做档案工作。抗战时期保留下来的底片、照片2万多张，主要是沙飞和他的警卫员赵银德保护下来的。为保护这批底片，9个人牺牲，4个人负伤，沙飞视它如珍宝，认为这是画报社的命根子。

    解放战争开始，沙飞意识到，只有成立专门的机构，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好这些底片。1946年6月，他把摄影科一分为二，一半叫采访组，另一半叫资料组，科长赵启贤亲自任组长，全组共有6个干事。资料组成立时，沙飞、石少华都亲自到场讲话：八年抗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要视如生命，认真保护。而且提出，要把资料工作当成终生的职业。因缺乏经验，整理中曾发生问题，把底片打乱，造成巨大损失。解放战争开始时，敌机狂轰乱炸，画报社从张家口市中心搬到郊区元宝山，6个人中有3个已经调往前线。沙飞找到我郑重地说：这些底片就交给你了。你只要不牺牲，就要"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从此以后，我就把这批底片与我的生命捆到一起了，即使出现天大的危险，也要保护好这些底片，而且一干就是十三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画报社从革命老区向新解放城市张家口转移，行军途中发生一次事故，过拒马河时，骡马翻倒，照片资料掉到河里化成烂泥，全部作废。接受这次痛苦的教训，在撤离城市再回革命老区农村时，为保证底片安全，决定制作8个铁盒，先把底片装入纸袋，几十张一袋，然后再一排排装进铁盒。光装进去还不行，还要把它焊起来，既起到保护作用，掉到河里也不会受损，又能方便使用。但铁盒要到城市里去做，当时敌人离张家口只有几十华里，飞机天天轰炸，进城要冒很大危险。不管多大危险，我还是及时完成了任务。

    撤退时，沙飞又叮嘱：不管情况多紧急，一定要保护好底片，并专门给资料组调来一辆大车装运底片、照片、资料和画报。那时方弘刚刚调来，我们一起押车走了一夜，赶到宣化。第二天，继续向尉县方向撤退。天上有敌人的飞机扫射，敌机来了，我们就躲进庄稼地里，飞机过去再走。但沿途看到有不少牲口被敌机打死，肠子都流到外面，情景十分惨烈。一架敌机因为飞得太低，没有飞起来，还栽了下来。走到深井住了一夜，第二天准备经过尉县县城向涞源城撤退，沙飞认为不能这样走，否则底片太危险，因此决定，他和机器设备一起走大路，让我和曹兴华（东北画报社客人）、潘力模（美术编辑）三人带两个牲口，一人带一支枪，抄小路，走四十里峪。这个四十里峪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峡谷，长达四十里，敌机不敢来，但土匪经常出没，我们得随时准备与土匪战斗。天不亮进入山谷，四、五个小时便走到南口，当夜住在给我们带路、赶牲口的老乡家。次日到涞源，沙飞他们因为走大路，还没有到，敌机又来轰炸。他们下午到，我们在涞源休息一夜，次日继续赶路。到离涞源二十来里的黑山，因地方偏僻，比较安全，在那里休整了半个多月，继续进军阜平。这回有阜平派来的牲口接，走到画报社原驻地坊里，住了半个月，又迁到花沟掌。因为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好，更安全些。这次转移尽管十分危险，但画报、照片、底片安全转运，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在花沟掌住下的第三天，我们到城南庄赶集买日用品时，又赶上敌机来轰炸，这已是第五次遇上敌机轰炸。敌机走后回来准备吃饭，突然发现房子着了火（因房东做饭引起），我们拼命进去抢救底片、照片。因画报太重，抢救的晚，被烧毁了一小部分，但底片、照片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次失火对沙飞震动很大。从此以后，他便把底片交给我，要我贴身保护，不准再有任何损失。这是1946年冬。[FS:PAGE]

    1947年1月，为适应战时需要，画报社分成两部分，沙飞要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前方。我以为我一定会随他去，却发现名单中没有我，便找沙飞说理（那时我刚18岁，正血气方钢，一心想上前线拍照锻炼）。这次沙飞冲我发了火，这是他头一次冲我发火："这是工作需要！你必须保护好底片，如果让火烧了，我拿你示问！"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失去了上前线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多次遇险，沙飞已经意识到，除了敌人，还有许多危险可能伤及底片。因此他给我分配的明确任务就是看管底片：即使什么也不干，也要保护好底片。

    194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画报社随即搬到平山（在石家庄以西的孟岭），与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5月份，敌人突然出动8架B24大型轰炸机对我们驻地进行轰炸，投下100多颗重磅炸弹；四架野马式飞机，只飞100来米高，对我们进行疯狂扫射。我们的底片都打开了，赶紧装进铁盒，搬进事先挖好的两米多深的地洞。那次幸亏敌人的目标不是画报社，而是附近的华北军区司令部。飞机在天上飞了十来圈儿，炸了半个多小时，整个司令部驻地被炸为平地（未伤人），否则我们根本跑不掉，必牺牲无疑。准备这个地洞，就是考虑到，即使我们人死了，底片也不会受到损失。

    1948年深秋，毛主席和党中央迁住西柏坡，我们由平山迁至井陉。国民党知道后，派两个师袭击我们，妄图奔袭党中央和华北军区后方机关。我们连夜坚壁，情况十分危急。军区急调63、67军前线部队过来支援，才得以脱险。我们是用生命在保护这些底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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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法

    1949年6月，石少华副主任找我谈话，表扬了我近四年来在资料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画报社资料工作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还缺乏一套正规的工作制度，和科学管理的工作方法。现在全国解放了，摄影事业必然要大发展，资料工作也要随之大发展，底片越来越多，用途越来越广，如果不改进，很难适应未来新形势的需要。他指示我把以往四年资料工作的经验认真总结一下，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研究、归纳、制定出一套系统、完整、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科学严谨的工作管理制度。有了明确、科学的工作制度，才能保证资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也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底片的安全。

    我接受领导交给的任务后，首先对过去的工作进程进行了回忆和思考，并找到了几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现有的工作方法和制度，也进行了回顾总结，找到了不少问题。我带着这些问题，并带上介绍信和8本《晋察冀画报》（作为见面礼），到北京图书馆学习求教。一位部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不仅向我简要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主要情况，还带我参观了编目、阅览，采购、交流等各部工作室，还破例让我参观了几个书库，和翻拍文献资料的设备，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了解到图书馆的工作主要职能（收藏、为读者服务、对外交流......），还得知图书工作有一套严密的工作制度，对我的启发太大了。这时我已感到心中有数，我静下心来，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新闻摄影事业中的资料工作》长篇文章（45,000字）。分为上下2部分，第一部分写华北画报社（包括前身晋察冀画报社）资料工作近四年来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共11,000多字；第二部分写资料工作的方法，和应该建立的各种工作制度，共30,000多字。写得非常具体、细致，非常明了。还设计出来稿、退稿、资料入库登记、借用手续等多种表格、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使用起来很简便，运作起来并不复杂，但比较系统、完整，比较科学、严谨，非常适用于大规模的底片资料室。８月底，我把文章写完送石少华同志审查。他看后非常高兴，表扬我为摄影档案工作做了一大贡献，对整个摄影事业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还鼓励我戒骄戒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以求工作制度更加完善。[FS:PAGE]

    我写作这篇文章后，可能引起石少华同志的重视，党支部改选时，举荐我当选了支部委员（组织委员），9月份画报社成立编委会时，又提拔我成为编委（编委成员石少华、吴群、李遇寅、庞嵋、林杨和我，共6人）。我当选为党支部委员后，经我手很快就发展了孟昭瑞、李文芳两名新党员，扩大了党的队伍，并开始筹办建团工作。12月，我当选为画报社党代表，出席了华北军直第一届党代会。1950年五、六月份，又先后出席了华北军区第一届团代会和第二届党代会，这都是题外话。

    1950年4月，少华同志调离部队，奉命去筹建新闻摄影局（后转为新华社摄影部），临走时又对我千叮万嘱："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血汗的结晶，是华北军民革命斗争史的真实记录，无比珍贵，一定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它。画报社可以撤销编制，人员可以经常调换，但底片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把它保存下来，在和平时期如果把底片损失了，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沙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批底片，他和我对你保护好底片，都抱有很大希望。沙飞多次对我说过，把底片交给顾棣，我很放心。现在沙飞同志已不在了（1950年3月4日刚去世），但他谈过的话，不能忘记......"。这使我马上回忆起沙飞多次和我说过的："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经典名言，和1946年7月，他把《晋察冀画报》全部底片托付给我时说过的话："这些底片就交给你了。你只要不牺牲，就不能把底片丢掉......"的肺腑之言。沙飞主任1948年12月30日在医院病房写给我的信中还念念不忘画报社的底片，和对资料工作，对我的关怀......。我向石副主任庄重表示："我一定牢记领导的教导，决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希望和重托。"从此，我便牢固地树立起用一生心血保护底片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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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顺便说一下，在重视关怀底片和资料工作的领导中，除沙飞、石少华外，还有田野老社长。其实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工作者，画报社的几万张底片和他毫无牵连。但他关心底片和资料工作的精神，和为资料室办的几件事令人非常感动。

    第一件：1951年2月，一个礼拜天，我正在资料室整理底片，田社长在院子里散步。他从玻璃窗子里看见我在工作，就进来问我："为什么礼拜天不休息还要工作？"我答："今天轮到我值班，呆着无聊，不如工作起来痛快！"田野社长又问："值什么班？"我答："这是资料室的工作制度，礼拜天、节假日都要轮流值班，为保护底片，防盗、防火，资料室不能离人。田社长当时没有说什么就出去了。没过几天，田社长找我谈话，说："你们太辛苦了，长期下去会影响健康。你去买几个保险柜回来，放底片，就不用再担心失火被盗了。"我马上照办，从王府井买回四个保险柜，把全部底片放进去，还在《摄影网》上发了消息。从此，资料组就不再值班了，大家无不欢欣感激。

    第二件：原来资料编号采用总号、类号、序号三级制，一张底片上要写10几个号码，很麻烦，而且容易记错。特别是135底片面积小，写不下这么多字，急需改进。杨亚山同志提出一个很好的改革方案，但我当时担心再把资料搞乱（过去有过教训），迟迟下不了决心。后请示田社长，他召集大家开会，反复讨论，并让大家多提改革方案，汇总起来交他审定。最后，田社长决定采用杨亚山提出的"一号制"方案，即一张底片只编一个顺序号，总号、类号全不要。但照片必须要分类，否则资料成了大杂刽、一锅粥，就要大乱。解决查找资料和简化底片编号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增设一个号码对照表：照片上只有一种顺序号码，看不出照片的归类属性，有了对照表就能找到了。为避免混乱，过去采用三级编号制的底片就不再变更了。[FS:PAGE]

    从1952年开始，画报社的底片编号即采用了一号制。沿用至今，已有55年，事实证明，田社长当年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件：1953年画报社盖新办公楼前，我向田社长请示过："底片越来越多，四个保险柜都已装满，可否再买一两个。"田社长说不用了，我已请工程师给专门设计一个大保险室，新楼盖好，底片转入保险室，保险柜就不用了。这个保险室设在一楼资料组办公室内，是一个小套间，面积只有10几平米。四角有钢柱，上有钢梁，四壁有铁网，和５英寸厚的石棉泥，一道大铁门有六英寸厚，内装石棉灰，只有一个很小的窗子，外边是玻璃可以进光，里边是几根钢筋。又从上海定做了几个装底片的大铁柜（我设计的），原来的保险柜才废弃不用，转给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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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件事对底片的保护和资料工作的改进，均起了重要作用。

    画报社的资料工作为什么一直正正规规、有条不紊，底片为什么保管的这么完好？战争年代的底片至今已过五、六十年，仍然保持不变（有少数因作者冲洗不好，也出现变化）？这和几代（包括现在的）领导人的关心、重视、支持，和资料室几代工作人员采取各种认真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他们始终保持着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甘当人民的老黄牛，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敬业精神和崇高品德有直接关系。这种优良传统应继续发扬光大。

    1949年8月，我研究制定出的底片资料科学整理、保护，严谨管理的这套工作方法和制度，直到今天的解放军画报社仍在坚持延续运用。还曾推广到《人民画报》和新华社摄影部。据说《人民画报》后来未能坚持下来，结果底片大乱，很难查找；而新华社成立照片档案馆后，近年又有新的改进发展，采用电脑管理，更加科学，工作搞得更加出色。档案馆的负责人蔡毅，目前已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底片档案工作专家。2005年我曾拜访过她，她非常谦虚地说：资料工作搞得最好的还是解放军画报社，分类法很科学，查找很方便。而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底片，大都是经过编辑对外发完稿的成组材料，内容多是综合性的，很难准确分类。如果不是现在采用电脑化管理，迟早要大乱。

    我在画报社工作10几年的深刻体会：三年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五年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编辑，但培养出一个像李贤光这样的优秀资料工作者，至少也得十年时间。他对所掌管的40余万张照片如数家珍，用时如囊中取物。画报社成立57年来，优秀记者、出色编辑均可以两位数计算（具体不详），但非常成熟的，业务品德兼优、真正合格的资料工作者，除李贤光和李文芳以外，还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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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广泛收集，不断充实资料宝库

    解放军画报最初收藏的底片，都是从华北画报社带来的，内容只有华北解放区（包括晋察冀）一个地区。上调军委成立全军画报社以后，原有资料已远远不能满足更广泛的需要了。原先画报社底片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靠各部队摄影干部主动送稿（制度规定，各部队记者必须按时送稿，底片由画报社集中统一保管），一个是本社记者拍摄的底片，画报社从未主动外出收集。我受北图采购部的启发，认识到底片资料单靠两个渠道自然来稿是不够的，还得自己主动外出广泛收集，才能更加充实资料宝库。

    在资料收集方面，我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1950年10月，军委在北京故宫午门，举办了一次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综合展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其中军史照片展出2,000余张，从1927年建军以来，各大历史时期和各部队、各兵种、各地区重要活动的照片都集中来了。展期两个月，观众达130万人次。军委决定把这次展览会的主要展品，编辑出版一本大画册，由总政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承办。因展品和照片都是由各大军区各兵种送来的，展览会结束后，都要归还原主，总政决定，要把全部照片翻拍复制下来，主要实物也要拍成照片保存。总政把这一任务交给刚刚成立不久的解放军画报社，画报社又把任务交给了我来具体承办。因任务太重，我一人担不起来，总政文化部从东北军区文工团调来10几个人帮助完成。新闻出版总署也派来两人参加，翻拍冲洗工作由华北图片社承担。每张底片加洗4份照片，照片说明由文工团同志抄写，我和冯世昌主要负责整理底片。我们在故宫午门东21间设办公室，在那里工作了近两个月才结束。后来我又参加了大画册的编辑工作，但不知啥原因，画册未能出版。这次工作共翻拍历史照片和实物2,000余张，军史主要照片基本收集全了。但底片只有一部分归了解放军画报社。有一批底片好像是被出版总署或革命博物馆借走，或存在华北画报社，我已经记不清了。[FS:PAGE]

    2、1951年初，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收集回延安的历史照片近300张，都是延安电影团吴印咸、徐肖冰拍摄的，是135底片，由华北图片社翻成底片，整合进画报社资料。

    3、1951年5月，田社长派我到南京，参观在原国民党总统府举办的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展览，在第三高级步校的协助下，翻拍了近千张底片。我在南京了解到华东军区有一批军史底片，回来建议领导赶快派人去收集。画报社派耿忠（原三野）去办，但当时未办成，几年后才全部上交画报社。

    4、1952年，我到中苏友协去借苏联领袖像照片，认识了一位苏联人，通过它并通过该会，和苏联塔斯社建立了相互发稿关系。画报社对外发稿工作开始由资料室承担，后由专门成立的发稿组管。后来画报社先后收到塔斯社发来的数百张8英寸放大照片，由赵立环和王冰总编、柳成行爱人李辛、关而君翻译说明，我也翻译过一部分（我上过一年俄文夜校）。

    5、1953年，为编《抗美援朝画册》，画报社派我到朝鲜收集资料。我先后在桧仓（志愿军政治部驻地）、开城、平壤活动数月，收集回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帝侵略的战斗照片700余张。

    6、1955年，我在总政参加过一次"驻外武官回国述职工作汇报会"，各武官都提出需要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照片对外宣传，我把情况向田社长作了汇报。田社长同意我提出的，通过总政武官处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稿关系的建议，此事由发稿组办。后来画报社陆续收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寄来的照片。因国外照片越来越多（数千张），我特意制定出整理放大照片的方案，并拟定了一个分类目录，但工作太忙，没顾上整理，直到我离开画报社。

    1955年，田社长又安排我编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画集，专门供驻外武官对外宣传。

    7、1955年4月，总政派宁干（总政文化部）、杨中流（华东军区）、阚培勋（中南军区）、栾克扬（北京军区），和我一共五个人到旅顺口，帮助三兵团参加中苏友谊军事博物馆的筹建、布展工作。在那里工作五个多月，我主要担负中方军史图片的选编工作。其中两次回京：先洗放样片，送回审查；选定后回北京放大照片，再回去布置。同时还到北图，翻拍田中奏折和其它日寇侵华证据的照片，带到旅大去。工作临近结束时，我通过一位苏联军官，用20几张抗日战争照片，换回了10几张苏德战争的照片。我对宁干说，抗战照片我们有底片，需用时随时可以放大；而苏德战争的照片很难得到，这些照片对充实画报社的资料库很有价值。宁干听后很受感动，高兴地说：你真是一位难得的资料圣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