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关于蒙敏生影像的断想

2007年6月12日上午，颜长江发来短信：蒙敏生先生昨天凌晨二时在香港灵实医院去世。

我第一次看到蒙敏生的作品还是在三年前了，陆元敏给我一光盘，说是这个很有意思的香港老先生，拍了许多当地60、70年代的照片，光盘是老先生在上海的亲戚给的。我看了，都是非常朴实的风格，喜欢的很：田野、鱼塘、村舍，劳作的农人，为生计奔波的城市平民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些我看了很新奇的，那是十来张反映香港左派社团活动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从影像上直观了解当时香港多少受大陆极左思潮及"文革"影响的社会形态。

后来，蒙先生渐渐"走红"。

回想起5月18日我在广州摄影双年展学术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拿蒙先生的那些"革命"影像说事儿。说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谓评论家，多是视野褊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格局太小；或出于一己私利生拉硬扯之以样式模型，便大为凿枘且经不起追究。谈论蒙敏生的影像，都是从他的形式、方法上着手，为什么没有人说说他如此迷恋情同鱼水的左派"革命"理想呢？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所谓"左派思想"的潮起潮落。在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显然存在着可称之为左派思想这种运动，但左派思想运动现在第一次遭到了溃败。左派可以说是从伏尔泰开始的，它的中心在巴黎。伏尔泰反教会，反旧制度，反传统价值。当权派认为他是颠覆性人物。他的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正统观念的威胁。接着有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然后就是剧烈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后来出了波拿巴主义，那是对激进思想的修正，而不是回到波旁王朝。在拿破仑对法国的整顿中当然也有些重要的激进的成分，比如，在第一帝国即拿破仑帝国中有一部理性的法典反映出对传统以及对王族的不尊重。以后就是波旁王朝的复辟，但在19世纪20年代仍然有不断高涨的反政府的图谋，巴贝夫死了，博纳罗蒂继续进行斗争。接着就是在法国的激进的德国工人组织和四季社以及左翼的烧炭党人。到了19世纪40年代，巴黎到处是革命家--巴枯宁、马克思、赫尔岑、路易·布朗、蒲鲁东、德萨米、布朗基、勒鲁，还有乔治·桑的其他社会主义者朋友--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爆发了革命，之后便是拿破仑三世称帝，镇压了激进行动。但是，维克多·雨果和米什莱认同于反对帝制的共和主义力量，他们发表著作，进行鼓动，由于抗议当局而被迫离开法国，从此流亡伦敦达二十年。后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之后有各种社会主义党派、马克思主义者、阿利曼主义者（Allemanists）、可能主义者（Possibilsts）、饶勒斯、盖斯德和德雷福斯派等。再后来，是解散了修道院的激进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第三国际，法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过渡为共产主义者。巴黎仍然是各种各样左派思想的中心，不管是亲莫斯科的还是反莫斯科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者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知识分子鼓舞一些亚非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此等等。最后是发生在1968年的"风暴"。"风暴"过后突然沉静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西方年轻人吧，他们想帮助穷人反对富人，他们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要求废除一切资本主义，他们要求有组织合理的正当的社会。但今天谁是他们的领袖呢？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到绿党中找？到女权运动中找？到反核运动中找？英国的E﹒P﹒汤普森？托尼·本恩？全都是旧左派的遗老遗少了吧。从东欧剧变开始，到萨尔科齐赢得大选，贯穿着一个事实：欧洲在向右转。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左派乌托邦理想主义一旦演变成了极左狂热，那是会误国害民的。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公正幸福社会的人必定认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想，如果必须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就流血吧，不管流谁的血，也不管流多少血。即使眼下无成，未来亦有可待。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可是，人们一旦养成打破鸡蛋的习惯，他们就不会罢手，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有做成。凡是以为对人生问题可以求得一劳永逸最终解决的这种狂热的"革命"信念，不能不制造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欲图改造个人，将其嵌入任何以理论理想为依据的理性图式，无论动机怎样空前崇高，最后必将导致屠杀与活人献祭。人不能以一些他人受奴役为代价，来获得真正的解放。赫尔岑曾指出；最深重的现代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落入佩象事物之纲，他在《彼岸书》中写道："生命没有义务要实现妄想或观念。"好在现在的人类文明社会，对此已有基本的共识。[FS:PAGE]

我在广州的发言要点，就是讲蒙敏生那些照片里所蕴涵着的精神实质，虽不乏艺术创作常见的理想浪漫色彩，但也有必要指出并警示其中潜在的毒素。我虽不敏，但我始终认为，评论蒙敏生的受大陆极左思潮及文革影响的"革命"影像作品，首先就必须跨出就摄影而论摄影的褊狭思路，必须弄清楚作品里面所蕴涵着的意识形态实质。同时，也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当时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形，当时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情况，蒙敏生身处其中的长时段的实际生存境况，蒙敏生的创作动机与这些情况、背景是脱不了干系的，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人能够离开自己的时代而从事思考与活动，也没有人能够超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以蒙敏生只能是历史的人，被二十世纪60、70年代大陆-香港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面对着"神奇"、"神秘的谜团"及"神授天意"之类的随口之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见解依然有着启示作用："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每一个摄影家，他们的背景、动机千差万别，评论家离开了对这些背景与动机的深入仔细的挖掘、研究，只是笼统、抽象地纠缠于形式、手段，确有误人误己之嫌。再说了，这本来就该是评论家为观众读者提供的服务。中国的艺术评论家往往就这样失去了他们应有的职守和信誉。

由此我想到了某些评论家对蒙敏生的具体评价。比如朱其。朱其认为蒙敏生的手段是"至今仍风靡国际艺术圈的前卫摄影手段"，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想这种方式肯定要早于美国早期的摄影先驱像辛迪·舍尔曼、安迪·沃霍对于好莱坞电影角色和时尚人物的装扮性的表演摄影"，"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成长故事增添了令人兴奋的一笔"。姑且不论"美国早期的摄影先驱辛迪·舍尔曼、安迪·沃霍"这样的外行话，我看出来了，他写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蒙敏生当作他最早"倡导"并策展的中国"观念摄影" 先驱者，好像确证、找到了什么源头似的。我们似乎该为此而感到兴奋。但是，且慢。

既然马克思说过："在某种意义上，人是和商品一样。因为，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也不像菲希特派的哲学家一样，说‘我是我'，所以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把那一个名叫保罗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种。因此，对彼得说来，有皮肤毛发的保罗，就用保罗的这个身体，变为人这个物种的现象形态了。"于是乎，我们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论。我们怎么知道蒙敏生"提早数十年就使用目前仍被视为时髦而显摆的前卫手段"的呢？进而判断"他的伟大的艺术价值在于时间上的先驱性质"的呢？难道不是拿辛迪· 舍尔曼、安迪·沃霍以及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摄影作为参照系的吗？

可是，一瞥我们近些年来的视觉文艺研究，便能发现选用的参照系大有问题。问题恰恰就在违反了马克思肯定过的历史比较准则，即不能限于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观念，而要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另一个事实。在蒙敏生使用"表演和装置摄影"之时，辛迪·舍尔曼、安迪·沃霍的此类摄影还没有出现，更遑论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摄影了，就是说它们在当时至多还属于"观念"的萌芽中。因而，如果拿这种之后十几、数十年才成为事实的观念，去同当时蒙敏生的事实相比照，从而断言、追认蒙敏生的"手段"具有"先驱"性，那么能说是科学的评价吗？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评论，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不能把意识的任何一个结果作为基础。这就是说，能够作为评论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而是外部现象。

不久前，颜文斗兄让我为他策划的即将印制出版的蒙敏生影集写几句话。我是这样写的--蒙敏生的影像作品讲述了"革命"和"生活"两种境地，这不是"革命＋生活"，相反，革命有革命的逻辑、生活有生活的逻辑，照片里的人物被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困扰、争夺。蒙敏生必然肯定革命的正当、合理，但出于天性和阅历，他又不能忘情于那飘离在坚硬的"革命"之外的柔软的人性区域。[FS:PAGE]

卡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曾就宗教史研究说过："要由单纯分析找出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之反过来，要由当时现实的生活关系进而阐述它们的天国化形式，是更容易得多。但是只有后者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我以为纪实摄影的研究、评论--具体来讲，认识和评论蒙敏生的那些"革命"影像作品，也应该走后一条道路。就那些照片的精神实质，就目前所有的评论话语指向，马克思这句话的确是耐人寻味而历久弥新。

封神榜上的荣辱浮沉，对于故人还是对于活着的人有意义？高山无语，但终是风景无垠的高山，千涧万松，云蒸雾腾，蒙先生聪明，该是这样的高山。蒙敏生的人生是非常复杂纷繁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只是他巨大数量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我相信，随着他遗作的不断呈现，通过全面细致歧异的观察、辨析与讨论，宽阔才是可能的，精彩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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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瓷器作品——纺织厂女工。背景是林彪的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