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我要像一粒沙子，在祖国的天空自由飞舞

　　沙飞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尽管这一名字曾被历史尘封了四十余载。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自己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对他传奇的一生，则不论解读或评价，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以摄影机作为武器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个最终被精神错乱“葬送”的天才。

　　转折一：从小康之家孤身走上摄影之路

　　19岁以前，原名司徒传的沙飞一直生活在广州这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重镇。这个被其开药店的父亲视为“桀骜不驯”的犟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并显露出一个现代艺术家的潜在气质：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对自由创造不可遏制的向往；还有热情、幽默与天真。1931年，沙飞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收入不菲，且已娶妻生子。但沙飞同时还“爱上电影和木刻”，正徘徊于三岔路口，为何去何从苦恼着。这时，他看到了一份外国画报，一下便被上面的“几张好的新闻照片”所打动，很快便决定“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由于这个瞬间的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多了一个卓越的摄影艺术家；而沙飞自己，却几乎失去所有的亲人———他们全都反对他从事摄影，理由很简单：浪费及没有前途。1936年秋天，沙飞毅然辞职离家，赴上海寻求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的机会。从此，就像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沙飞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承担了生命中难以忍受的孤独。

　　转折二：从司徒传到沙飞

　　1936年10月2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出了全国近百名作者600多幅作品。10月8日，新木刻倡导人鲁迅带病出席展览会的闭幕式。在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林夫、曹白、陈烟桥、黄新波和沙飞亲切交谈时，沙飞抓拍下这难忘的场景。据木刻家陈烟桥回忆，当时按动快门的响声使鲁迅投来警戒的一瞥，但一见到沙飞，鲁迅顿时释然，还关心地问沙飞：“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并说：“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这一次摄影，沙飞为鲁迅拍照达9幅，是鲁迅一生中在同一场合下，拍照最多的一次，也是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

　　10月19日5时20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沙飞立即赶到鲁迅家里拍摄了鲁迅的遗容。此后，在 上海人民和文化界向鲁迅的遗体告别并结队游行为鲁迅送葬的时候，沙飞又是当时最活跃的非职业摄影记者，他用自己购买的摄影材料，与吴宝基、沈振黄及明星公司、良友画报的记者一起，拍下了上海各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千万人殡仪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词和墓前演说，要求举国一致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等历史性的悲壮场面。

　　鲁迅逝世的摄影报道，沙飞第一次以“沙飞”之名，在《良友》、《时代》等刊物广泛刊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转折三：从摄影记者到八路军

　　1937年的1月，沙飞也因拍摄了一系列鲁迅的照片被就读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勒令退学。这成了沙飞人生道路的转折点。随后，沙飞回到广州，靠借钱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期间，他先后经历了“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杀的危机。但他终于挣脱出来。当卢沟桥枪声一响，刚刚又一次成功举办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飞，便立刻从桂林只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1937年10月，在太原“全民通讯社”做摄影记者的沙飞刚刚完成对平型关大捷的采访，便见到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首脑聂荣臻。在聂荣臻的亲自批准下，他加入了八路军，如愿当上一名战地摄影记者。

　　也正是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沙飞结识了白求恩。白求恩大夫喜欢摄影，身上带着一部柯达相机和一些胶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开始，白求恩无法冲卷印片。当他结识了沙飞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两个“影友”一见如故，他俩爱好、脾气、性格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再加上沙飞懂英语，语言能沟通，两人很快成了挚友。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将那部柯达相机送给了沙飞，一直到去世，沙飞都随身带着那部相机。[FS:PAGE]

　　转折四：从著名摄影家到死刑犯

　　严酷的战争年代中，沙飞那根艺术家的敏感神经备受折磨，渐渐地脱出了正常轨道。1948年12月，沙飞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到石家庄和平医院，主要负责沙飞医治工作的大夫是和平医院的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沙飞觉得，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在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里发电报的手势酷肖，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津泽胜一定是一个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津泽胜替沙飞诊病，凡是问及沙飞病情时，沙飞要么缄默不语，要么答非所问。

　　1949年12月15日，在“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下，沙飞向津泽胜连开两枪导致其死亡。据当年的办案人员徐桐岗回忆：“我当时写的调查报告就明确提出，沙飞是由于精神不正常才导致事件发生。聂荣臻从政治上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与日本的关系，主张‘杀人偿命’。”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口袋中，发现了用蜡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的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捂住胸脯的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

　　●专访沙飞女儿王雁：

　　我看他就像看一个历史人物

　　1945年7月，分离了8年的沙飞和妻子在河北阜平坊里村重新相见。而王雁正是这对夫妻破镜重圆后的第一个孩子。沙飞为这个女儿取名王小辉，以表达对改名为王辉的妻子的爱。王小辉上大学时改名王雁。王雁1946年5月出生在河北张家口，当时内战即将爆发，尚未满月的她就被送到怀安县柴沟堡一个老乡家。1995年，王雁写作《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开始对沙飞生前故事的追溯以及摄影作品的宣传展览。

　　新快报：最近评出的“沙飞摄影奖”四位获奖者顾铮、杨克林、杨延康、陆元敏，他们与沙飞在精神上有什么共同点吗？

　　王雁：这是第一届沙飞摄影奖，整个评奖过程中我们评的不是哪一个摄影家的哪一幅作品，而是更看重他们对摄影事业的执着与热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特别是现在社会这么浮躁，他们四位都能将摄影作为一种心灵的归宿，这是和沙飞的精神相通的。像杨延康拍陕西乡村一拍就是十年，现在他又开始拍西藏，已经拍了两年，这种坚持在当代是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评委会说的，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持续关注是这四位获奖者的共同点，也是沙飞摄影奖的自我定位与标准。

　　新快报：前年可以说是沙飞年，不少沙飞的作品和生平事迹都在前年进入大众视野，还有你的《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也是在2005年出版，那么您觉得现在大众对沙飞的了解是否充分？

　　王雁：沙飞这个名字在摄影界的知名度其实一直是相当高的，但普通大众对沙飞的了解还不够，大多数人只看过他的作品，像他拍的鲁迅、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但不知道这些作品就是他拍的。所以我希望能将沙飞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和电影，让更多人知道相机背后的沙飞。

　　新快报：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沙飞作品的展览和宣传以及他生平事迹的追溯，你认为这些对当代中国文化界有什么意义？

　　王雁：我做的只是把他生前的东西整合到一起来，实际上对沙飞感兴趣的不只摄影界。比如像他拍摄了很多解放前青年木刻家的照片，木刻界就对他兴趣很大。还有研究鲁学的，因为沙飞拍摄的那一组鲁迅的照片，于是也来研究沙飞。其他的像研究白求恩的，还有长城的，都拿着他的照片去与实景一张张对照。所以沙飞的摄影作品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摄影领域，对于整个文化界的意义都是很重大的。

　　新快报：沙飞出生于商人之家，家族内艺术领域人才众多，如司徒梦岩、司徒乔等，这对于他成为专业摄影家影响有多大？[FS:PAGE]

　　王雁：沙飞出生于广州，当时的广州就是全国民主革命和前卫艺术的一个中心地，再加上家族内很多亲戚都从事艺术行业的工作，当然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他自己也是个很有悟性的人，在他之前有钱人拿着相机都是拍照好玩，可他就看到了拍照有记录历史的功能。其实沙飞之所以成为沙飞，是一个风云际会的结果，是那个时代成就了他。

　　新快报：沙飞对您的影响有多大？他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形象？

　　王雁：作为父亲，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基本是淡漠的。我一个月大就被带到乡下，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四岁，对于他的记忆基本就没有。我常常说沙飞怎样，他们就说你怎么也喊沙飞，我说难道我要叫他父亲吗，他生前我也没这么叫过。他的形象真正在我心中建立起来，是从我翻看他的历史资料开始，我感觉自己一点一点了解他接近他，像看待一个历史人物一般看待他。

　　新快报：在您的书里提到当时赵烈批评沙飞“艺术家的孩子气”太重，你认为这是沙飞一生以悲剧收场的原因吗？

　　王雁：我想沙飞一直都是队伍里的一个另类，他只想好好拍照片，但是行政方面的工作又常常给他很大压力，再加上他个人性格也是追求自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想做一粒沙子随风飘走。艺术家的自由和政治的压力其实是无法解决的矛盾，特别是在当时那样纪律要求很高的队伍里，这些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沙飞拍摄的鲁迅被公认为最传神

　　■百团大战前夕，聂荣臻召开主攻部队首长会议。舒同、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左起）在会议期间合影（1940.8平山吊儿庄）

　　（倩茹／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