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基因突变？

——2007年度中篇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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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策

如果说2006年的中篇小说，总体上还属于波澜不惊的话，那么2007年的中篇小说则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看点。这一看点就是“底层叙事”的深化和多元。

我在总结2006年小说时说：“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而2007年的小说则有所不同，在作为贯穿了05年与06年的热门题材“底层叙事”方面，我认为已疑似发生“基因突变”，而代表了这一突变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我个人认为，《万箭穿心》当属2007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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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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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其实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进入了2007年以后，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象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参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写她看见“一个女人面带菜色，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心里想，“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女主人公那种小人得志、穷人咋富、气人有笑人无之类的底层心态，被揭示得入木三分。

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正如“万箭穿心”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题目一样，小说其实也在暗示着“底层”的宿命。“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着致命的死穴？是否携带了镌刻于灵魂之上的“红字”？财富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如果说爱与同情，更多地是出自人之本能的话，那么悲悯则属于来自人类理性的情感。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其对于“底层”的苦难，已不再是简单的发自本能的“爱”，更不是不辨是非的盲目支持，而是在对“底层”的善恶是非及其宿命都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悲悯与大爱。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更为理性的爱，一种超越了浪漫情怀的爱，一种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FS:PAGE]

《万箭穿心》之于“底层叙事”，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其书写“底层”并超越了“底层”，而且为“底层叙事”建构了新的话语方式，那将属于一种“悲悯的诗学”。这应该是2007年小说里的一大收获。

二、

陈应松在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我一直认为，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底层叙事”，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来得更加贴切些。陈应松的叙事，是烫人的叙事。在陈应松众多的“苦难叙事”小说中，可以说是良莠不齐的。陈应松总是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过强烈的情感需要表达，这即成就了陈氏小说的厚重与力度，但有时也因作者闯入过多、作者立场太过直白等，干扰了小说的叙事，使文本失之于零乱。如他的近作《争渡，争渡》。此正所谓“成了萧何，败也萧何”。但我相信，在他的这些小说中，至少像《太平狗》、《火烧云》这样的名篇，是近乎于完美的。那条如影子一般跟随着主人历经苦难，却取名叫“太平”的狗，即是令人心酸的隐喻，更是一种惊世的反讽。值得注意的是，陈应松小说中的善/恶对立，也并不是直接指向贫/富二元对立的。在他所书写的“底层”中，也照样有着不少的恶人，如《火烧云》中的麦家父子等。在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以权谋私、越权行政或不作为，往往是导致苦难雪上加霜的“参动者”。读过他为小说集《太平狗》（百花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这种印象就会愈加明显。所以我以为陈应松非但不“左翼”，反而颇有几分自由主义的色彩。

陈应松在2007年里，至少有两个中篇写得很不错，一篇是《像白云一样生活》，另一篇就是入选的这篇《八里荒》。其实如果单就文本而言，《像白云一样生活》似乎写得更纯粹一些，但在深层结构上又与他以前的《马嘶岭血案》似曾相似，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八里荒》。

而葛水平在2007年的力作《比风来得早》，则干脆打破了“底层”、“官场”、“民间”之类的思维定势，在文本的思想的力度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比风来得早》的前半部分粗看上去并不会觉得精彩，只有在读完后半部分的时候，才会发现前面在铺垫上的精妙。葛水平确实是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她的作品很“平衡”，既特别的“生活”又特别的“文本”。她能以“如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于是生活对于她，就不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某个华彩的过门儿，亦或尽在不言中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进入小说以后，一招一式都显得从容不迫丝丝入扣，很“生活”也很“文本”。

葛水平小说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的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的平衡。葛水平很善于利用叙述者的不同语调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立场——这种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就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在转述时会更具当地的方言特征，而在叙述时则较少方言色彩，从而使小说的叙述层次更加分明，使作家的叙述立场更为自由而独立，既可游刃于其中，又可置身于事外。《比风来得早》在前面就特意打上层俗不可耐的官场底色，让一个乡村基层官僚的官场话语，沿着仕途的逻辑一路前行……而当一切都化为水中月镜中花时，喧闹的官场话语一下子变成了无处安置的生活噪音，而有关人生与人性的深思则如期而至……这种对官场、民间以及人生的深层思索，在以往的小说还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2007年小说中的一个亮点。

三、

2007年小说中的另一亮点，是对历史的思考，特别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深层思考。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同样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历史叙事去叙述，结论也会完全不同。以往的太过单一的历史叙事，无疑会禁锢作家的头脑，从而成为苍白的历史俗套。而以不同的历史叙事去看待历史，追问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观，就是一种思想。叶广芩的中篇小说《三击掌》（《当代》[FS:PAGE]2007年3期）就是以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方式，来重构历史故事的佳作。《三击掌》讲的是家族史，但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有关此类故事，自《青春之歌》以来，在当代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个“超隐喻”式的俗套，即进步青年+反抗家庭+投身革命。在这种历史叙事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了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信条。而《三击掌》则从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小说中的家长——“父亲”和他的同窗好友王阿玛——都是留洋学成回国并投身实业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既有传统大家长的专横，又有源于近代文明的维新思想，更有着作为满族人的特殊文化背景。“父亲”一味的名士风度，以至一事无成，而王阿玛则是个实干家，成了实业界的风云人物。但他们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却是相同的，即家里都出了逆子——王阿玛的儿子王利民和“父亲”的三女儿。王利民从小就是个不成器的孩子，用今天的话说叫“问题少年”，长大后又放弃了学业，成了“工人领袖”，组织工会闹罢工，和老子唱起了对台戏……这其间把“父亲”的三女儿也裹里进去，成了一对“革命儿女”，最后分别与家庭脱离了关系，离家出走，直至牺牲……叙述者用一个普通家庭成员的口吻和眼光，述说着这些自家的往事，同时却不动声色地以口述史式的个人叙事消解并替代了宏大叙事，还神话以常识。

与《三击掌》相映成趣的，还有叶弥的《玄妙》。叶弥小说的迷人之处，是她的叙述话语，无论多么平凡的东西，经她的笔下道来，便顿时处处玑珠寸寸锦绣。锦心绣口这个词儿用在她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人们所说的文学天赋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能把现实世界幻化成话语世界的状物能力，就是最大的文学天赋。当然，叶弥那织锦般的笔法也不是万能的，在写当下题材时，有时会显得与时代背景不尽匹配。06年她就写了篇很不错的小说，但总觉得小说的调子与所写的故事之间有太大的时间差。而《玄妙》则是写陈年往事的，刚好与她所擅长的调子珠联璧合。与《三击掌》一样，叶弥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历史，更包括历史叙事本身。

四

先锋小说未必一定都成为小说写作的主部，但小说的主部中却不能没有先锋。先锋小说的探索，代表着小说文本的各种可能性，也代表着小说的未来。就如每一个知名的汽车厂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概念车一样，小说的写作也不可能没有先锋——先锋小说就是小说中的概念车。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几经涅磐浴火重生，如今已经成熟了很多。虽然今天的先锋小说早已不能再如往日那般呼风唤雨，但先锋的前卫精神却是永存的——探索与发现，正是小说的生命所在。

宁肯一直是个以长篇小说跻身文坛的作家，但在07年里他却写出了一篇特色鲜明的中篇小说《词与物》。小说的题目来自福柯的著作，但小说写的却不是后现代理论中词与物的分离以及词对物所施加的“话语暴力”。宁肯其实是个现代主义者，他笔下的故事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无所适从，是代表着精神世界的词在物的世界中的无处安置。小说主人公苏为民几乎就是从长篇小说《沉默之子》里走过来的李慢，内向、敏感、执着，但内心丰富。他虽然只是一家报社的校对，但对文字的敏感已经神乎其技，他的世界是属于文本的，精神的。而他的妻子却是属于物质的，是物质世界中的弄潮儿，在现实的游戏规则中如鱼得水。在妻子和世人的眼里，苏为民无异于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大甲虫。当然，苏为民最后并没有变成大甲虫，而是被妻子逐出了家门……小说隐喻了物质和围绕着物质所形成的社会规则对人之本性的异化，以及对这种异化的无奈。

马叙是个前卫的诗人、前卫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个前卫的小说家。但与宁肯的《词与物》不同，马叙的《伪经济书》则表现出了一种“词”向“物”的屈就与妥协。《伪经济书》的一开头，颇有几分当年朱文《我爱美元》的味道，甚至就是一种戏拟：性、女友，与父亲的忽然来访……然而小说却完全没有沿着朱文式的路子走下去，虽然陈布衣请父亲下小酒馆时也遇到了妓女，也考虑到了父亲的性欲问题，但事情却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陈布衣对父亲尚存有敬畏，父亲非但不是他要颠覆的对象，而且成为了他寄托情感世界的一个梦幻家园。作为一个先锋诗人的马叙，在这篇小说中也留下了许多诗的痕迹，即文本中诗的隐喻性与叙述文体的转喻性的叠加。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梦想、先锋姿态……与遗世独立的父亲和他世外桃源般的家、纯洁的女友及其性爱……共同构成了隐喻关系；而公司、项目、粗俗化了的女友以及妓女，则构成了另一个隐喻系统。但这种隐喻所要营造的，并不是所谓纯诗的境界，而是为了展示，为了阅读快感方面的考虑。作者把这些（情场与商界）引入到小说中来，其本身就是一种妥协的姿态，是诗与非诗的一种新型关系。今天的先锋或许已不再标榜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试图融入现实社会。[FS:PAGE]

五

入选我的“2006年中篇小说精选”的作家，还有须一瓜和王松。而在2007年里，他们也同样拿出了各自的佳作。须一瓜的小说，总是别具一格的。她的这篇《乘着歌声的翅膀》写了一个换心的故事，而探讨的其实是人的灵魂问题。人在社会中所处角色的安置，人心在躯体中的安置，

王松的《哭麦》（《人民文学》2007年9期）则继续着他的“后知青文学”写作，也仍然写了些神奇的东西——羊急了变狼的故事。我注意到在王松的“后知青文学”小说里，都有一个非常奇异的特征，那就是小说故事中的情节推进，不只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或曰日常经验中的可能性去发展，而更多的却是按照话语自身语境中的逻辑关系加以推演，从而一方面有意地消弱了小说文本的现实指涉性，一方面又增强了其文本内在系统的自足性。这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它既不属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先锋文本，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写实性作品，但却又兼而有之。把羊变狼的故事写得“可信”，当然不是这篇小说的深意所在。羊变狼在这篇小说中，其实只是一个隐喻，它所真正要揭示的，乃是“囚徒情境”中，人心的变异，人性的变异。

在2007年的小说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两个小字辈的青年女作家，滕肖澜和鲁敏。滕肖澜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她的小说《你来我往》，曾让我为之拍案叫绝。而2007年的这篇《姹紫嫣红开遍》也同样显示了作者的叙述才能。其实《姹紫嫣红开遍》讲的也是优雅的内心生活与外界世俗社会的冲突，与《词与物》和《伪经济书》其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但《姹紫嫣红开遍》却完全没有先锋小说的抽象，而是将生活中的具象演绎得惟妙惟肖。京剧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符码，是象征着内心精神生活的一个世外桃源。父女两代人，都将自己的人生、爱与友谊，托付给了京剧……然而，京剧作为一种隐喻，在小说中并不是大而化之的，而是具体可感的，这让我感受到了其中来自张爱铃、白先勇的血脉，也让我想到了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

鲁敏的小说《思无邪》写了发生在偏远乡村的另类“爱情”——又痴又瘫的兰小与又聋又哑的孤儿来宝的“爱情”。这是一篇相当奇特的当代乡土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纯净美好的乡土乌托邦。痴和瘫与聋和哑，不再是现代人眼中的“愚”，而成为了回归人性之本初的“思无邪”……而这又是与废名、沈从文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一脉相传的。来自这一传统的乡土小说，绝不同于当代文学中的所谓“农村题材”，不会随着“时代的脉搏”而上下跳跃，而是坚守于乡土的文化立场，对人类的现代文明予以反思。然而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这种乡土的话语土壤还能否存留已经是个问题了。小说中又痴又瘫的兰小与又聋又哑的来宝的思无邪，已经有了“庄子”式的“寓言”意味，而不复是往昔的田园牧歌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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