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皮老虎”相机的故事(组图)

忍痛割爱舍邮票   交换一台旧相机

       50多年前，我在大连市岭前区第六中学念书时，每个星期天都会带上两个馒头当作午餐，花4分钱坐电车到中山区胜利桥邮局去，在那里的一个集邮爱好者之角与人交换邮票，那时我16岁，但个头挺高的，看上不大像是一个初中学生的模样，邮友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

    1956年秋季的一天，有一位中年人来到集邮之角看大家交换邮票，这个人在我看来算是个“大老爷们”了。他说自己人到中年刚刚开始爱好集邮，他想用两件实物来交换邮票，一件是他手上戴的“大三针”手表，另一件是一台折叠式旧相机，这种像手风琴一样皮革折叠暗箱的相机被称为“皮老虎”。由于大家从未见过以实物交换邮票的，在场的集邮爱好者纷纷围上去询问这两样东西怎么个换法？他说事先到寄卖店去估价了，就按寄卖店出的价格交换邮票，他说自己手腕上的“三大针”手表估价60元，那台“皮老虎”相机估价45元，以此价格折算交换等值的邮票。不少人都对他的手表感兴趣，那年月里人们把秒针、分针、时针同在表盘中心轴上的手表称为“大三针”，把秒针与分针时针分开的有小秒盘的称为“小三针”或“两针半”。“大老爷们”从手腕上摘下手表说，这可是正宗的“大三针”的高档手表，一些人轮番把手表贴近耳朵听秒针走动的滴哒声，以检测手表是否好用。很快与一个30多岁的“集邮大户”谈妥了交换条件，只见他高高兴兴地把“三大针”戴到自己的手腕上，拿出几大本集邮册让那个“大老爷们”挑选邮票，他们在不断争论每一张邮票的价格，并在一张纸上写下累计总金额，那个“集邮大户”的集邮册中几乎被抽得七零八落了，最终那个“大老爷们”将他选中的一堆邮票收进一个大信封里，这桩以手表换邮票的交易顺利结束了。

    那个“大老爷们”拿着照相机走来走去问谁想交换，一直没有人上前搭腔，那时爱好摄影的人毕竟不多。当时我是一个中学生，既没有手表，更没有照相机，对这两样东西自然都有兴趣，但我没有那么的邮票去交换。看他拿着照相机晃来晃去，我作为一个刚开始爱好摄影的人，对照相机极感兴趣，心里一直在七上八下地打鼓似的，是换？还是不换？一直在激烈斗争。那个“大老爷们”喊了半天没人应声，他把价格降低了5元，还是没有人搭腔，过了一阵儿他又降价到38元。我知道自己很爱邮票，但更爱照相机，这时我下了决心要用邮票交换相机，便与他商谈交换条件，最难界定的每张邮票的价值，未盖销的新票好办，按面值略加些钱就行了，难的是盖销票如何作价，还有那些外国邮票的定价最难，尤其是他看中我的两张“错版票”，那可是集邮中的珍品啊，最后他从我的集邮册中挑选了200张精美邮票，其中包括一张“错版票”。我用自己初步掌握的摄影知识仔细检查这台旧相机，“皮老虎”的折叠暗箱边缘虽有磨损痕迹，但它并不漏光，快门和光圈也都好用，它的承影框是6×4.5厘米，每个120胶卷可以拍16张底片。这样，我们俩一手交邮票，一手交相机。成交了以后，我仍在心痛那200张邮票，但看到手中的照相机，也就释然了。

    我作为一个16岁的中学生，终于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而且是用邮票换来的，这在那个年代里，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的相机算是奢侈品，一个中学生能拥有相机是令人羡慕的。遗憾的是我买不起胶卷，一个120胶卷当时售价八角钱，相当于我每月伙食费的十分之一。同学们知道我有一台相机，也知道我的摄影技术还不错，他们常常是几个人凑钱买一个120胶卷，请我为他们拍些纪念照片，16张底当中给我留下一张算是作为酬劳。由于胶卷很金贵，每当我为同学拍纪念照时，也总是认真地去取景构图，讲究用光效果，观察亮度确定光圈与快门，力求曝光准确无误，从拍纪念照中训练自己的摄影基本功。当为同学们拍完照片后，我再去用属于我的那张底片搞“创作”，通常是去拍一些自认为有趣的画面。

    当我们在学习电影摄影之前的两个学期里，先是学习照相技术与构图艺术，学校为学生配备国产的上海58-2型照相机，那是仿制莱卡相机的，当时售价184元一台。因相机数量有限，不能每人发一台，按两人一组共用一台相机，拍作业时各自记录自己拍的胶片号码，冲出胶卷后剪开底片归各自保存。当年为我们讲构图课的吴印咸老师，严格要求我们拍作业一律要使用135相机，因其画幅比例接近电影画面，有利于练习构图基本功。力劝我们不要使用120相机，尤其是6×6厘米的方形画面，那种“横竖由之”的画幅不利于练习构图的基本功。

    由于两人共用一机确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有时我也用自己的“皮老虎”相机搞一些创作，拍一些作业以外的照片。好在我的这台旧相机拍的底片是6×4.5厘米，其比例与135画面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说得过去。

饥荒岁月为果腹  险些卖掉“皮老虎”

     读大学的时候时正赶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时期，我们长春电影学院设在长影大院内，学生在长影职工食堂里就餐，那时粮油都是定量供应，食堂里的饭菜油星很少，基本上是干炒菜或清水汤，有限的粮票要有计划地吃，一天不足一斤粮，分为早餐二两，午餐四两，晚餐三两，一日三餐没有能吃饱的时候，只能勒紧腰带上课。商店里卖的凡是用粮食制作的食品都收粮票，价格在8角至1.2元一斤，没有粮票也是干瞪眼。但也有不收粮票的饼干，美其名曰“高级点心”，价格却贵得惊人，6元钱一斤，口袋里没钱更是干瞪眼。

    我们学校的助学金分为三等：一等15元，二等13元，三等11元。我被评定为三等助学金，还不够买两斤饼干呢。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隔三差五地买“高级点心”吃，没钱的同学看着人家吃饼干真是馋啊，凡是享受助学金的同学都不敢公开去买“高级点心”吃，如被人发现反映上去有可能被取消助学金。有一次，我偷偷地去买了一两“高级点心”，其实就是用面粉加糖精烘烤的普通饼干，一点油星也没有，这几块硬硬的饼干还没等品出味道来已经咽下去了。

    有的同学为了能解一时之饥，把仅有的并不值钱的东西也送到寄卖店去换钱买食品。我手里有一台照相机，那可是贵重物品哦，有的同学好心地劝我还不如把它卖了，可以补贴生活之需，隔三差五买点不要粮票的食品以果腹。大家说反正咱们念书时用的是学校的相机，将来工作时也会由公家发给照相机，何必留这么一台总也派不上用场的老相机呢，我的心也被同学们说活了。

    1962年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两个同学陪同我到长春市最热闹的商业街——长江路的一家寄卖店，我递上已经使用了6年的“皮老虎”相机，估价师傅一边仔细看一边说这相机够旧的，他打开后背把一个高瓦数的小灯泡塞进折叠皮腔的暗箱里，反复观察漏不漏光，又拨动光圈和快门试验好用不好用。我说它虽然旧一点但很好用。最后，那师傅拿着相机进到一个小屋里与另一人小声商量了一阵儿。他出来后对我说要是寄卖的话，定价60元，能不能卖出去说不准；要是现金收购的话，可以给我45元钱，陪我去的同学鼓动说这个价格挺合适的，比6年前用邮票交换的价格还高呢，干脆直接卖掉算了。在我正犹豫之中稀里糊涂地就这么成交了，我手里拿45元钱，感到沉甸甸的，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还没有拥有过这多的钱哟。

    走出寄卖店就去对门的商店花3元钱买了半斤不要粮票的“高级点心”，我和同学风卷残云般的一下子便吃光了。与同学分手后，我独自一人边走边后悔，实在不该卖掉我心爱的照相机，没走出多远猛地回头往寄卖店跑去，进门对那位师傅说我不想卖了，人家说都已经开票入账了，不能说不卖就不卖了。我说自己是一个学电影摄影的穷学生，离不开这台照相机，经我的一再恳求，他有点发善心了，进里屋去又商量了一阵，回来说可以破例照顾我这个穷学生，但不可能原价退还，他们必须办理入账和出账的手续，要收

    这样，“皮老虎”又回到我手里，真有点失而复得的感觉。这台“皮老虎”相机为我50多年摄影经历积累了一批早期作品，被我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编入《李振盛摄影50年》之中。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珍藏着我的第一台照相机，它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