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结构中,精神这个词所贯穿的每一个阐述层面,都在用来指称艺术乃至人类生息据以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当我力图将观念形态的行为艺术作为论述对象,在其迷离幻化的历史踪迹和现实尘埃中澄消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遮蔽时,精神所指涉的就不得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一种求真的自由意志,一种贫困而不朽的在场,甚至是一种祈祷式的追问。 因此,精神实验同时寄寓着双重意向--改变可改变的观念和忍受不可忍受的事物,精神的艺术不仅需要智慧去辨别此二者的差异,而且它自身的灵魂应然就是精神实验的事体--在世界暗夜中不合时宜地作盐发光。这种认信意味着后现代精神的返魅,离开认信的植根,我们就无法去奢求精神;同样,以伦理的愚狂淘换语言的自是,所倨傲的必然是现代性个人主义的理智自大,它正结束于虚假的反精神和所谓的前卫艺术。在终结的经验中,在紧迫的未世学的来临和最后缓刑的唤醒之千禧语境中,在极端的今日的极端性中,精神实验同时是葬礼与洗礼的行动起点。 1.合法化危机 作为精神实验的紧张话语,无论是艺术史的书写,抑或艺术现状的批评、讨论,乃至新兴的文化研究范畴,都绕不开行为艺术所表征和被表征的精神症候。这不仅因为行为艺术的思想观念刺激着当代艺术发生学的活力,产生了处于艺术风格史密封仓情景的"粘鱼效应",同时,对满目问号的社会文化转型,亦正在增补着人文意义的公分母内涵一一一在传统文化的裂隙,在以市场化为艺术品生产轴心的法则之外,疏离不现代拜物教对社会、道德、审判、生态的统御,东西方的行为艺术家已经在扮演并将继续扮演着内部局外人(出没于后革命氛围的猫头鹰〕角色。 然而,行为艺术在本土面临着合法化存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展览机制,压制与疏离的双方构成了游戏张力;另一方面,关涉到行为艺术自身从策略到语言的自我完善--如何能够象京剧、芭蕾舞或唐诗、交响乐那样精湛、深邃,微妙而灵光地成为另一种经典艺术形态,这种期望或许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也必须承认,合法化的前提必须经由一个知识构型的整合过程,方可能澄清多重附会的迷津,改变"前卫企业"的零售小贩身份,涤除媚俗传媒施加的无聊喙头影响。 国人向来有种根深蒂固的附会癖,这种嗜癖首先源自封建法西斯后遗症--"文字狱"在世界文字史和政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它反映在行为艺术的认识论上,惯常隐现出某些极"左"主义幽灵、诡秘地撤销、关闭"有行为倾向"的展览这种举措既无充分的法律依据(治安法或艺术法),又无艺术学科规范方面的科学依据,因而"殃及池鱼"的现象在当下艺术展览中己呈见多不怪,它几乎隶属于行为艺术的添加剂或作品的成立要素。附会癖的另类表现则是泛行为主义,既使在专业的艺术媒体中,时而也会昌出一些"博学先生",使出附会的解数,一直把行为艺术"索隐"到"竹林七贤、俄国斯"癫僧"、李太白醉戏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乃至毛泽东之于"文革"、希特勒纳粹军事化的"ci形象",甚至为行为艺术按上"文人无行"的封建诟谓。诸如此类,不一而是。这后一种附会,泰半出于"阿q精神"加"革命功利主义"的综合症,而且渊源有自--康有为就曾指认欧洲油画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元代携入欧陆,又于万历年间由传教士引入本土,并言之凿凿论证宋代就有的"中国油画",他在《万木堂藏画目》中收录了这种数量可观的"油画"佳品--事实上都是赝品。 如此一来,行为艺术在本土遭受到强烈的语义感染,无论是恶意的附会或是善意的(实则是蒙叶)的自我增势,都极大地误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贬害)了行为艺术的肌理。 2.学理边界 从艺术史的史实考释,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是发韧了60年代末而多相衍化到当今的一种国际化的艺术形态和样式,它与装置艺术(installation art)同步生成而早于录影艺术(video art)。西方行为艺术的经典文本大多产生在70年代,尤其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欧美国家。80年代,由于西方艺术界的新形象(new image)运动使然,遂趋于偏锋地位,但它在90年代的亚洲却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先锋精神,反过来又在国际艺术格局中激发出新的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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